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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兰芳 司振宇 整理
近日，“阿多尼斯与《诗人时代》”沙龙于北京外研书店举行。诗人欧阳江河、翻译家薛庆国、《诗人时代：阿多尼斯论诗歌美学》译者邹兰芳出席沙龙，阿拉伯文学家、诗人阿多尼斯也同步参与线上交流。活动伊始，阿多尼斯祝贺《诗人时代》中文版出版，并朗诵了阿拉伯诗歌《白日之梦牵引着我》的片段。沙龙期间，中阿诗人与学者共同围绕诗歌与现代性、诗歌与人文主义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诗歌现代性和历史意识
欧阳江河：我今天整个上午都在读《诗人时代》这本译作，非常喜欢。您的论著十分精彩，超乎我的想象。
阿多尼斯：这些论著是我早年创作的，是上世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您认为它至今仍有价值，我感到非常高兴。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我们当时曾思考过如何创作新的阿拉伯诗歌，以及如何创造新的诗歌解读方式，因为解读的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所以我们对诗歌的解读与创作同样重视。而今日的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创作，而是如何阅读，因为我们缺乏富有创造力的读者。（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小说创作风靡一时，但我认为诗歌并未因此过时。长篇小说这一体裁源于西方，是外来的，而诗歌则根植于本土，我认为阿拉伯诗歌的价值具有普遍的深远意义，小说是对现实的再现，而诗歌是创造现实。在我看来，伟大的小说都可以称为诗歌，因为它们能开辟新的天地。要探讨如何写作，必然要先解答如何阅读的问题。上述问题是我写作此书时所面临的。然而时光荏苒，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仅停留在此书之上显然不足，我热切期待聆听中国朋友们的见解，为我带来新的思考。
欧阳江河：再次与您相见，我心潮澎湃，每一次的见面都给我的生命带来滋养。每位诗人都仿佛拥有无数个自我，但与阿老的每一次见面，我界定、呼唤和重生出来的都是我一生中最愿意成为的欧阳江河。除了品读您的诗篇之外，我还有两次阅读您论著的经历，第一次是阅读薛庆国老师与尤梅老师翻译的《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第二次就是读了这本邹兰芳老师翻译的《诗人时代》。而这次我连续花了四个小时，专心致志地阅读，深感这本著作构筑了一个完整而深邃的诗歌思想宇宙，阿多尼斯的大脑仿佛一个正在转动的地球仪，我凝视着它，聆听着从中传出的智慧之音，透过其对阿拉伯世界乃至人类历史的深刻洞察，我重新审视世间万物。
在此，我想就这本书提出两个问题：首先，现代性问题是当下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行为方式，现代性在进入中国后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至今仍在震荡中。我们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现代性中的许多问题，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尚未正确地提出问题。而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巨大震撼在于，阿多尼斯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他结合阿拉伯诗歌的各个时代，从公元六世纪的蒙昧时代到公元八世纪，再到现代性贯穿的当下，展现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尤其令我震撼的是，阿多尼斯先生对现代性的理解并非局限于英国蒸汽机革命之后，而是从诗歌的角度出发，将现代性的起源推至公元八世纪。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对现代性的认识最多只能追溯到北宋或南宋。
阿多尼斯先生认为现代性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三位诗人相对应。第一阶段以艾布·努瓦斯为代表，标志着阿拉伯人从游牧诗歌传统向城市杂居方式的转变；第二阶段是语言－隐喻阶段，以艾布·泰马姆和苏非派为代表，他们追求永无止境的人生认知体验，而非止于谋求将未知知识转化为已知形态，这种隐喻语言超越了真实、宗教和哲学等语言界限，永远处于追求未知的过程中；第三阶段则是穆太奈比提出的无解且永无止境的状态。这种理解表明，现代性并非在物质社会关系、政治和机械时代到来后才产生，诗歌进而再来介入，而是相反，这种混杂的现代性逻辑或现代意识是通过诗歌的介入才逐渐形成的，它早于西方对现代性的界定。这是阿多尼斯先生的独到见解，因为目前尚无人从这一角度定义现代性。因此，这本书让我深感震撼。同时阿多尼斯先生也提出了关于现代性的五个迷失，而许多中国诗人和批评家至今仍深陷其中，包括时间性、时间线索、文化身份问题、写作内容、形式和内涵等等，阿多尼斯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并给出了深刻的回答。我对此深表感激，并且要感谢邹兰芳老师对这本书的精湛翻译。我呼吁所有渴望真正、深入地理解现代性本质，以及想了解它如何影响中国的写作和批评现场，甚至如何融入我们自身写作、工作与思考中的人们，都应阅读此书。阿多尼斯先生提出的“诗与思”概念，即思想与写作的融合，正是现代性问题的体现。要理解现代性如何在我们的写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借助阿多尼斯的智慧和他卓越的历史意识。再次对阿老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二，阿多尼斯先生关于吟诵的见解给予了我极深的启示。他从声音的角度解读阿拉伯诗歌，认为声音最终能够转变为一种语法现象，这一思路与中文诗歌有着显著的不同。中文诗歌更多地依赖于书面语言来实现语法的转换，诗歌中传递出来的并不是声音，而是一种内心的意象或画面。阿拉伯诗歌则拥有游吟的特性，其语言的晦涩、复杂以及隐喻关系均与声音紧密相连，这恰与我近期研究的重要课题紧密相连。若我们从声音的角度去理解中文诗歌，那么它与从意象角度构建的诗歌史必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由于时间所限，我暂且提出这两个问题，期待能够与您深入探讨。
阿多尼斯：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大诗人欧阳先生，感谢您伟大的心胸，您过誉了，您乃是我作品的知音。在阿拉伯世界，宗教问题无疑对文化的发展和文学创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影响。宗教声称能够解答世间的一切问题，然而艺术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却建立在质疑与提问的基础之上。因此，创作与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与矛盾。我本人对于各种思想、宗教观点都持开放的态度，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绝不应该被强迫接受某种宗教观念，更不应将某种对宗教的理解强加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阿拉伯文学传统里最重要的是诗歌，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宗教自诩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但那些历史上伟大的阿拉伯诗人们，他们的创作并未受到主流宗教观念的束缚。相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宗教，甚至对其质疑。这一现象，无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同时，我也发现阿拉伯文学史上那些杰出的诗人们，他们并非教法意义上的诗人，更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阿拉伯文化史上的苏非主义者，他们对宗教的理解更是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掀起了一场伊斯兰教内部的革命。他们反对将世界简单划分为信徒与异教徒，并对身份、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在我看来，诗歌是阿拉伯民族的灵魂与精髓，没有诗歌，就没有阿拉伯民族。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能够永载史册的，必然是那些伟大的艺术与创造。相较之下，科技日新月异，而理论学说也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落伍，然而诗歌却不会变老，它是世界的童年，亘古不变。
诗与思：诗人何为？
读者甲：半个世纪之前，您在这本书中谈到流亡，那么如今已经过了五十多年，您自己也有了巴黎流亡生活的经历，那么您对流亡的认知有何变化？
阿多尼斯：我认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有变化的是表述的方式。因为作为一个诗人，本身就应该生活在流亡地，诗人始终处于流亡状态。我认为人是能够提出问题的唯一生物，这恰恰是人的力量之所在，这种力量不是对一切社会现象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去不断地追问和质疑。
读者乙：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这本书的内容是四五十年前提出来的，如今社会发展迅速，信息化社会和人工智能化社会相继出现，那么您原来提出来的问题是否需要改变，观念是否需要更新？ 第二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诗歌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
阿多尼斯：思想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今天看来，我过去写过的书也都可以重新书写，但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一些基本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们都涉及我们人类所关心的根本性问题，涉及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写作的形式可能不同，但是其中的核心内涵仍然不变。至于现代性，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性这个词汇本身，因为我们总是把现代性与时间相关联，认为越是现代的，就具备现代性，但是我认为现代性这个词语跟时间无关，我发现古人与今人相比更具备现代性。
欧阳江河：我想起阿多尼斯先生在书中专门提到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现代性有它的历史，但是从根本上讲是无时间性的，它涵盖了所有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当我们在谈论所有时代的时候，万古和此刻重叠在一起并互相唤起，同处一个时间之中。如同阿多尼斯先生刚才所提到的，艾布·努瓦斯和穆太奈比等诗人比当代诗人更具有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新闻意义上的，即哪一个时间段更接近当下；现代性隐匿在时间的深处，它同时唤起多个时代，而这一理解是政治家乃至哲学家都无法提出的，但一位诗人却可以提出来。我将阿多尼斯先生半个世纪以前的论述如今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
阿多尼斯：谢谢欧阳先生，我认为诗人是没有年龄的，就像爱情也没有年龄。
读者丙：您怎么看待“介入”与诗歌美学间的关系？
阿多尼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些概念，比如“介入”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爱与社会有无关系，诗歌想象与社会有无关系，这是其一；其二是，从本质上说诗歌意味着自由，一切自由的写作都是让个人与社会变得更为丰富、更加深刻。正因如此，许多概念已经变得泛泛而谈了，对其的界定并不清晰，但是我本人反对把诗歌理解为仅为某种思想服务，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当诗歌成为工具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身份。
读者丁：您怎么看待中国与阿拉伯诗歌间的相似之处？
阿多尼斯：因为我不懂中文，所以对于中国古代与当代的诗歌了解不多。当然我也读过一些翻译过来的中文诗，它们的细腻和敏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诗歌也失去了许多东西。在我的印象中，中国诗歌代表了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读者戊：您能再解释一下宗教与诗歌的关系吗？ 以及您如何看待“依附”问题？
阿多尼斯：首先，宗教与诗歌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因为宗教是给出答案，而诗歌是提出问题。其次，我不反对所谓的“依附”，但问题是依附于谁，比如说在宗教的解读上，你要直接追随经文本身，自己去理解经文，还是去追随和依附于中世纪某一教法学家或经注学家。我认为你应该相信自己对于文本的直接理解，而不是古人对宗教的理解，因为我们与古人那个时代相去甚远，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与时俱进。
读者己：一些人认为诗歌是表达诗人自身的情感，一些人认为诗歌是反映现实的文学，还有一些人认为诗歌是想象的文学，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诗歌的？
阿多尼斯：不同的人对于文学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比如我们现在问在座的观众，什么是想象？ 什么是现实？ 每个人的观点都会不一样，所以对诗歌的界定需要非常谨慎。
欧阳江河：这让我想到了拉康的一个说法，拉康在回答如何理解现实这一问题的时候，他认为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所以这种回答与新闻意义上的事实，或者说与硬事实完全不同，由于每个人的界定不一，答案也不尽相同。
阿多尼斯：现在我们唯一的现实就是所有在场者在这个屋子里济济一堂，接下来分手之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现实。
读者庚：诗歌本身没有时间，但是诗人却有年龄，那么在如今这个充满未知与疯狂的时代，您认为诗人的价值何在，仅仅提出问题是否足够？
阿多尼斯：你提的问题很好，但是我想反问，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很幸运的是，我们无法解答世界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因为如果你了解了一切事物，你也就变成了事物之一，人在世界上的奥秘和意义就是面对未知。我想说，不要对已知的（事物）心满意足，应该不断地去求索，未知恰巧给予了人的生命以魅力。
阅读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
薛庆国：请邹兰芳老师谈一谈您翻译这本书的由来和初衷。
邹兰芳：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这本书的翻译实属机缘巧合。我与阿多尼斯先生的缘分始于2009年“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颁奖现场，他获奖感言中洋溢的创作热情和对诗人与死亡命题的独到见解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渴望走进他的精神世界。2019年，我在准备《阿拉伯古代文学史》的研究生课程时，无意间再次读到阿多尼斯的《阿拉伯诗学导论》，他对早期阿拉伯诗歌的洞见让我茅塞顿开，让我体验到阿拉伯古典诗歌那种崇高而丰沛的美学精神，激发了我翻译其著作的决心。他的一系列著作展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拉伯知识分子在民族思想文化危机中的深刻思考，我深感他们对民族大业的激情和忧思，以及寻找治国安邦之路的决心。此外，2015年与阿老的再度相逢，亦成为我人生中一段温馨的回忆。那日，我拾起校园中一片飘落的梧桐叶，将心爱的诗句写在上面，请阿老签名留念，他率真、浪漫、幽默的姿态，让我倍感亲切，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因而在内在动力的驱使下，我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寻找新的自我，实现了自我创新与创化。
薛庆国：非常感谢邹老师的辛勤付出，我相信这本译作将对我国阿拉伯语学界，乃至整个文学界产生影响。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观点，无疑将为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启示。而欧阳江河先生，作为我们国家杰出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他思维敏捷、学识广博。我们高度推荐关注现代性的读者去阅读本书。此次是邹老师首次翻译阿多尼斯的理论作品，翻译过程肯定耗费了您大量的心血，不知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一些特别的挑战和困难？ 期待您分享其中的点滴心得。
邹兰芳：我以往翻译的作品如《日落绿洲》《埃米尔之书》《一千零一夜》等，故事性强、人物鲜明，且有历史文献作为参考。而这次翻译经历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诗人时代》是一部美学学术专著，融合了阿多尼斯对阿拉伯古诗、现代性哲学话语、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社会、朦胧与清晰等多方面的哲理性思考。为了更好地把握这部作品，我广泛阅读了相关资料，包括薛老师之前的译作、其他学者关于诗歌的抒情性与韵律学方面的著作、探讨物本体与想象力关系的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诗词等，因为阿翁在他的论著中对毛泽东诗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翻译过程虽然艰辛，但我深感荣幸，在此要感谢薛老师、北外的张宏老师、外研社的徐晓丹、于辉两位编辑老师，以及所有提供帮助的同仁们与工作人员。
薛庆国：再次感谢邹兰芳老师。阿老今天提出了一个极具深意的话题，他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以我个人经验而言，阿多尼斯是阿拉伯文化的瑰宝，他对阿拉伯传统的深刻解读、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提出的新颖批评，都展现了阿拉伯知识分子的风采。能与之对话，实属难得。因此，我再次呼吁大家重视阅读，通过阅读提升人文素养，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的共同课题。
（整理者分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教授、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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