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承与走向他人的实践

    ■张锦

    片刻宁息，掌声雷动，影片结束，戴锦华老师走上舞台，影片重生，重新连接起戴老师与观众，重新连接起过往与此刻，重新通向对历史、未来，尤其是对当下的生命、哲学和政治的探索。从疫情期间的2022年3月9日晚到疫情之后的今天，我们耳边常回响起“每周三在大讲堂听戴老师导赏，是我们与戴老师的专属时间……”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简称“北大百讲”）一直有艺术影院的传统，只是戴老师的艺术影片导赏系列活动被放在了能容纳两千人的大讲堂。对此活动，戴老师说：“接触电影一辈子，在北大讲堂和师生做映后谈，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验，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感谢北大讲堂给我这个荣耀，我将以我一生努力保持的真诚，以及和大家分享问题的愿望，跟大家分享这个艺术电影系列。”故而，这个导赏系列的每部影片都是戴老师根据北大百讲提供的片单精心挑选的，转眼间，我们跟着戴老师已经阅读了三十七部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而这场阅读活动还远未结束，它还将不断地持续下去……

    戴老师从《天堂电影院》开启大讲堂艺术影院的艺术影片导赏系列活动，与戴老师细读过的艺术影片有《天堂电影院》《阮玲玉》《风吹麦浪》《柏林苍穹下》《中央车站》《海街日记》《穆赫兰道》《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弗兰兹》《大地与阴影》《一出大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系列、李沧东系列、《雨水危机》《看不见的客人》《绝美之城》《悲情城市》《汉娜·阿伦特》《人·鬼·情》《九三年的夏天》《深海长眠》《小城之春》《晒后假日》《惠子，凝视》《推拿》《筋疲力尽》《洛克兄弟》等；参加百讲影片观看和导赏的观众也从疫情期间的在校师生扩展到现在大量的校外艺术电影和戴老师的爱好者，观众中既有刚入大学的十几岁二十岁的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博士生，既有北大以及校外的中青年教师，也有很多北大生物、软科等理工科以及文科的退休资深教授和专家，更有不可被年龄和校园身份分类覆盖的大量艺术片影迷和戴老师迷粉。

    正如戴老师所说，当时开设这个艺术影片导赏系列的初衷是想在疫情期间做一些把她自己和学生连接起来的事情，因而，戴老师的影片导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课堂，它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变成了一个事件，一个走向他人的实践和事件。时间飞逝，两年多过去了，这场走向他人的实践比戴老师预期的效果还要好。首先，大讲堂的大空间、两千人的大课堂、年龄身份差异悬殊的观众群体、观影之后立即导赏，这样的讲课形式对戴老师来说也是全新的，她因而也带着很多疑问、很多不确定性在尝试触摸和抵达大家，渐渐地，戴老师、影片和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共通感，戴老师每次离去时的掌声就是我们观众与她，与影片之间心领神会、达成共识的传达，而艺术再次超越了各种意义上的时空，让我们共同照见存在。其次，在这个观影导向系列活动中，很多学生和其他观众反馈说自己以前很少能坚持下来观看艺术影片，因为艺术影片太缓慢冗长、太沉闷，但经过这个系列几十部影片的观看与戴老师的导读，现在居然慢慢地能坚持下来，还能从身心两方面感受艺术影片的意义了。这种身体感的获得比心灵感甚至更重要，坐下来看艺术影片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修行或者说苦行，戴老师给了大家这个契机，而大家通过这种身体实践和身体实证性的努力，使得艺术影片从此成为自身身体的一部分，那份生命中可以承受之重的感觉的获得嵌入了观众的身心。此外，还有很多学生和观众反馈说以前不看悲剧的，也不敢看悲剧的或者说不能接受悲剧电影的，因为他们进电影院就是为了获得片刻的快感、鼓励和慰藉，而悲剧被认为过于残酷，然而这个导赏系列使他们学会了欣赏艺术电影，学会了欣赏悲剧，更学会了从悲剧和眼泪中获得思考个人存在与历史命运的力量，在艺术、认知、历史、政治和哲学等层面都获得了提升。

    观影和听戴老师导赏的实践让我们的审美感和艺术感在潜移默化中增长，也让我们渐渐地体认到存在的历史感和政治感，并从戴老师真挚的分享中幽微地体察到她那种走向和抵达他人存在的努力，这也许正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为他人负责、应承他人，把他人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我至今依然记得《九三年的夏天》导赏后我与戴老师就影片中那个最终哭出声来的主角——那个六岁的小姑娘所产生的深深共鸣，记得《晒后假日》中那位充满爱意而失意的爸爸，他也许选择了死亡，但是荧幕给了他存在，记得《悲情城市》那夜之后我的久久难眠——除了战争、历史、创伤、政治、文化、语言、民族、暴力与法、各种意义上的爱、生命与被践踏的城市和人民外，影片仿佛存在第一次作为自身呈现在我对面，它呈现出哲学般的诗意，记得戴老师对塔可夫斯基电影诗性的分享——《伊万的童年》再现了战争中童年的消失、《飞向太空》对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潜行者》《镜子》等对历史、政治、时空、边界穿越等的思辨，记得《薄荷糖》《绿洲》《燃烧》那交织着小人物命运与时代阵痛的震撼视觉的心灵体验，存在的渺小与伟大，存在的耻辱与尊严皆在影片与戴老师的导赏相互回返的意向性过程中被感知。这个活动因而模糊了电影、戴老师、观众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在一种混合型和模糊性中戴老师所寄予这个活动的创生、新主体生产意义也许会被共在地用身体与生命体验电影所召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