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成书始末

    ■孙玉蓉

    周丰一先生是周作人的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日语，生前任职于北京图书馆。

    1988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文化名人书信丛书”主编刘麟先生约我编选《俞平伯书信集》，我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欣然接受。工作尚未开始，俞平伯先生首先“反对”，他说：“我写的信，我自己一无所存；向朋友搜寻，也不容易。”他称它们是“破铜烂铁”，不主张花力气去搜集。我想到当初搜集编选《俞平伯旧体诗钞》时，俞平老也不赞成，待有了一些眉目以后，才得到老人的认可。于是，我不再迟疑，开始一点一滴地搜集俞平老的书信。

    学术界的前辈们都知道，俞平伯与周作人相识、交往数十年，书信往还最频繁。搜集俞平老书信，周家应该是重头戏。为解这个难题，我求助到刘麟先生。他告诉我：民国年间，学者们写给周作人的书札，周家保存了几大箱。“文革”运动初期，周家被抄，幸好这些文物及时被鲁迅博物馆封存，这才免于劫火。运动结束后，鲁博馆将封存物品退还给周家，因此，他介绍我向周丰一先生征集“俞平伯致周作人书信”。这样我才开始与周丰一先生通信，时间已是1989年夏。

    1989年8月5日，周丰一先生回信说：“平伯先生致先父书信，尚未检出，需再容时日，但决不忘将来通知你，请放心。”

    1990年2月16日，周丰一先生寄来1988年11月20日俞平伯先生写给他的明信片。因为他把俞平老数十年前送给知堂师的“曲园遗像”，完璧归赵，令俞平老感动，因此，写了致谢信：

    丰一兄：

    惠示敬诵，昔以曲园遗像呈师座，历劫幸存，重荷足下惓惓之意，在远不忘，无任心铭，肃谢。即颂

    近安

    俞平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屈指前踪吾倦说，方知四纪（一纪为十二年）阻华年。

    一九三七事变至一九八五，凡四十八年，旧传有天元甲子之说。附书博笑。

    此信收入了《俞平伯书信集》中，1991年8月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12日，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文化名人书信丛书”出版座谈会。这套丛书第一辑共五本：《俞平伯书信集》《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萧乾书信集》《曹靖华书信集》。召开座谈会是为了扩大影响，时间仓促，带到会上的样书很少，大批书尚未装订出来。

    《俞平伯书信集》中，只收入一封《致周作人》的信，是发表在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4期的，俞平伯与“启明先生”商榷学术观点的公开信。虽然周家收藏的俞平伯书信未能收入《俞平伯书信集》中，但是，却促成了数年后《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的出版，这是意外的收获。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以91岁高龄仙逝。为此，周丰一先生来函两通，对俞平老辞世深表惋惜。他在10月16日的信中说：“适才得噩耗，平伯先生昨日已归道山！ 今日上午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我知之已迟，不克赶往八宝山，不知你是否得知？”又说：“平伯先生无疾而终，正所谓寿终正寝，未曾送医院抢救云。”在同月28日的信中，他又谈及“唯闻参加与遗体告别的朋友谈，遗体到殡仪馆相当迟，亦未整容，……即放小室内，三十余人前去与之告别，情形颇令人不忍。一代学者竟如此悄然归去，令后人含泪不已。”我回信安慰说：“对于俞平老的逝世，大家都会感到悲痛的。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俞平老一生不好虚荣，不讲排场，至终也不想打扰大家，要求亲属简办后事。我也未能赶去见最后一面，这就更增加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周丰一先生与俞平伯先生相识数十年，感情是深厚的，对俞平老的悼念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他在1990年10月28日的信中，提出：“你所编辑的有关平伯先生的书籍，如有多余者，即请赐寄为感。”为此，我将新加坡友人周颖南为恭祝俞平老90华诞，影印出版的大开本纪念册、俞平伯长诗《重圆花烛歌》，寄上一册，送给周先生留念。此前，寄赠了《俞平伯研究资料》一书；此后，又寄赠了《俞平伯散文选集》等。1990年11月18日，周先生来信说：“今日收到平伯先生《重圆花烛歌》精致出版物，万分感谢！ 看见平伯先生照片格外亲切，想起父辈亲友，一位一位凋零谢世，越觉得凄凉。平伯先生当年在八道湾苦雨斋里，自己手拍拍子清唱昆曲的情景，虽然早已是二十年代时期的事情，但还很清晰映在我眼前，当时我才十多岁，而今我却已将步入七十九，时代就如此转移过去了!”周先生在信末叮嘱我：“唯愿在研究平伯先生上更出成果，谨在此预祝万事如意！”

    1999年6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上、下册，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彩色影印出版。促成这部书的编辑出版是有故事的。

    1991年10月10日，俞平伯先生哲嗣俞润民夫妇去美国探亲，行前，他们让我到北京，帮助鉴别俞平老的文学遗物。在此期间，我看到了俞平老珍藏的三大册《苦雨翁书札》，装裱得十分精美，每册的最后，都有知堂老人的题跋。书札均为二三十年代所写，谈书论学，宴请邀约，语言幽默风趣，很有学术价值。因为1932年2月15日，知堂在第三册《苦雨翁书札》的题跋中说：“不知何年何月写了这些纸，平伯又要裱成一册账簿，随手涂抹，殃及装池，其可三乎。因新制六行书，平伯责令写一张裱入，亦旧债也，无可抵赖。但我想古槐书屋尺牍之整理，盖亦不可缓矣。”“古槐书屋尺牍”就是俞平伯写给周作人的书信。为了阻止知堂师整理自己的书信，俞平伯再也不敢提装裱《苦雨翁书札》的事了，于是，此后知堂致俞平伯的书信，就都随之散佚了。

    俞润民先生说，《苦雨翁书札》是俞平老在“文革”前交给他们带到天津家中保存的。我告诉他们，周丰一先生家也保存着俞平老写给知堂老人的书信。他们听了非常兴奋，委托我与周家商量，希望能够合作出版一本通信集，并让我用他家的电话，当即与周家联系。反复拨打后均无人接听，俞师母说，可能是号码改变了，让我务必去周家沟通此事。于是，1991年9月底，我去海淀区万泉河芙蓉里拜访周丰一先生，吃了闭门羹。只好把俞润民送给周丰一的书，请周先生的邻居转交。

    1991年10月24日，周丰一先生来信说：

    对不起，老远来到北京的西郊，却使你吃到闭门羹，我外出了。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诞生110周年，故乡绍兴邀我前去参加鲁迅铜像的揭幕仪式，直到昨天的十月二十三日中午，方回到北京家里，看到你的来信及留下的一本书。非常失迎，也感谢你转来的那本书，竟白跑一趟，于心过意不去!

    接到周先生的信后，我立即回信，回应“知道您同师母去绍兴参加鲁迅铜像的揭幕仪式，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为您感到高兴”。并再次说明了俞润民夫妇希望合作出书的意愿，他们将于1992年春天回国，请周先生慢慢考虑此事可行与否。1991年11月14日，周先生回信说：

    来示收到多日，人懒迟复为歉。润民同志赠书，十分感铭，请代致意。

    此地有旧照之复制一枚，可能是润民同志手边无存，亦请代呈，附有人物说明，可一目了然。但照像之确切年月则不清，甚为遗憾。

    周丰一先生在信中寄来一张俞平伯在苦雨斋与师友的合影复制件，那是1929年元旦，知堂宴客，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季明、马隅卿、刘半农、钱玄同、张凤举、徐祖正等师友均在照片中。周先生以这张六十余年前的照片，赠送给俞润民先生，弥足珍贵。诚如周先生所说，这些老物件，俞家早已无存。周先生在此信的署名下，钤有朱文方形闲章，印文“家居畅春园南”，这便是周家新寓所的方位。

    再说俞润民夫妇从美国探亲回来后，就想与周家联系。1992年5月18日，电话与周丰一先生约好，下午三点，由我陪同俞先生到府上拜访。俞先生带去了家藏的、精装的《苦雨翁书札》，请周丰一夫妇欣赏，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两家当即敲定，各自以复印件交换，而且达成合作出版通信集的口头协议。

    俞润民先生自带紧迫感，1992年5月18日当天傍晚，我们在他家附近的复印社，把三大册《苦雨翁书札》全部复印一份。按照三册的顺序，分成三部分捆扎好，存放在他们的书房里，等待与周家交换。周家却迟迟没有消息。同年7月11日，我见到了回天津看望儿孙的俞润民夫妇。按照他们的要求，当晚，我就给周丰一先生写了问候函，再次询问周先生拟何时到俞府取《苦雨翁书札》复印件。同年7月21日，周先生回信说：

    收来函，欣喜亦惭愧。我们一直没有人力专事整理平伯先生书信，原说复制一份后与润民先生交换，但情况如此，空手怎去俞府？ 请代向润民先生致歉，以后再趋俞府交换。

    至此，周、俞两家交换书信复印件、合作出版的事情，就暂时放下了。

    1993年，为了继续推进周、俞通信集出版这件事，我撰写了《试论俞平伯藏〈苦雨翁书札〉》一文，投稿给《新文学史料》杂志。1994年，得到拟刊用的通知，并根据《新文学史料》杂志编辑的建议，征得俞润民先生的同意，选择了44封《苦雨翁书札》，适当作了注释，拟一同刊发。《苦雨翁书札》虽然是俞家收藏，但是，版权属于周家，所以，在杂志编辑先生和俞润民先生的督促下，我也给周丰一先生写信，说明了拟刊发这两篇文章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全信录下：

    周先生、周师母：

    您好！

    久疏问候，想二位老人起居胜常，诸事如意。

    我有一事需要征求您的意见。去年，我在俞润民先生处拜读了《苦雨翁书札》真迹后，写了一篇小文《试论俞平伯藏〈苦雨翁书札〉》，此文《新文学史料》杂志拟刊用，于是，我去征求俞润民先生的意见，他说内容涉及知堂先生，最好听听您的意见，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我在文中主要谈了俞平老收藏《苦雨翁书札》的经过；知堂先生在《书札》中的署名问题（即使用笔名问题）；介绍《书札》的主要内容为谈办刊、组稿、评论作品、切磋学问；也谈了“九一八”事变后，知堂先生一直关心着民族的危机，只是不相信示威、请愿的作用，因此，不愿参与此类活动等。文中引用的书信不多，如知堂先生谈《长恨歌》的传说的两封信，在俞平伯的《杂拌儿之二》中的《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一文中，早已引用过了，已经不是新鲜的了。还有的书信在1937年版《周作人书信》中已发表。文章的观点也没有偏激和损伤人物形象的地方。您如果要审阅，我可以寄上。从我对文章的简介看，您是否同意刊出？

    另外，《新文学史料》的编辑希望选一些《苦雨翁书札》刊出，刊出后的稿酬按每千字30元至40元的标准支付，编辑提出 由您和俞家均分，因为《书札》是知堂先生所写，又是俞家保存的。您的意见如何？ 我觉得在《新文学史料》杂志刊发一部分《书札》，不会影响将来出书的，或许还会起到介绍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对以上所谈发稿、发表部分《书札》以及稿酬的分配，您有什么想法、看法和建议，我希望听到您直言不讳的意见，即使是否定的意见，也没有关系，我尊重您的意见，恭候您的回信。

    耑此。敬颂大安

    孙玉蓉拜上1994年6月3日

    1994年6月8日，周丰一先生回信说：

    孙玉蓉同志：

    收到来函，知道你写了一篇关于“通信”方面的文章，觉得很好，欢迎你介绍到社会上去。那本杂志一直在出版吗？我很久未看到过了。

    上月，我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住了十天。体力上不足已非常明显，但是心情上愉快，只是身为绍兴籍人，在那里却只能讲普通话了，实在如那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人家不改乡音，而我则满口普通话了，也觉得滑稽有趣。

    北京已呈夏天气息，与天津气候无甚两样的吧？ 望多注意起居，并祝

    万事如意！

    周丰一 六月八日文章发表在哪一期上？ 请便中函示为感。

    1994年6月13日，我回复了致谢信：

    六月八日尊札已拜诵，谢谢您对我的支持。我的稿子具体刊在哪一期，也要看编辑的安排。不过请您放心，稿子只要刊出，样刊一定会寄给您的。所以，两元邮票仍奉上，请您留用，不必客气。

    《新文学史料》杂志一直在坚持出版，仍为季刊，编辑都是老同志，工作认真而又细致，所以，此刊给读者的印象还是挺好的。

    您以八十高龄，仍有绍兴老家之行，说明您的身体还是挺棒的，也说明您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正是情之所至，是难得的乡情，也是家乡人民由衷欢迎的。您的心理永远年轻，身体就不会衰老，我衷心祝福您。

    以上这件事情说过不久，周丰一先生就忘记了。

    1995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1期刊发了《试论俞平伯藏〈苦雨翁书札〉》和《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选注》，编辑部给周丰一先生寄去了样刊。同年4月4日，周先生来信说：

    我看到《新文学史料》上有你写的周作人、俞平伯通信的笺注，其中经纬我不清楚，请你费神解释一下，寄至芙蓉舍下，以便参考。

    1995年4月13日，周先生再次来信说：

    本月四日曾以挂号件寄往天津社科院文研所你处，询问关于《新文学史料》上你写的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笺注一事，不知何故，迄今尚未见复。

    据《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言，发表周致俞的书信是委托你征得我同意的，而我则对此并不清楚，为此与编辑部发生争议。现该问题急需解决，请费神将其中始末来信说明，至为感盼。

    1995年4月4日的周先生来信寄到我的工作单位。那时，因为家人生病住院，需要照料，所以，我一直请假，没去上班。周先生第二封信就寄到了寒舍。我立即予以回复，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承认错误都在我这里，如果选注《苦雨翁书札》后，及时寄给周先生过目，就不会给周先生造成不愉快了。我在信中安慰他：“我知道您维护的是自己的合法权益。您‘与编辑部发生争议’，也是由于我的冒昧引起的，编辑部了解情况后，会理解您的，您尽可以放心。”“《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一向工作认真、负责，对知堂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始终十分重视。有关知堂先生的史料发表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是十分得体的。我相信今后编辑部与您之间也还会有合作的。”

    周丰一夫妇的不愉快，也打电话告诉了俞润民夫妇，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后，让我写信向周先生赔礼道歉。

    1995年4月20日，周丰一先生来信说：

    收到你信，蒙你解释，但我仍有待于澄清事实，因此，最好请你将所说的我那封信影印一份寄下，或有助于我的回忆。

    周先生这封信仍然寄到寒舍，接信后，我立即将1994年6月 8日周先生的信，复印寄上。此后，周先生没有再回信。

    《苦雨翁书札》笺注的风波平息以后，周、俞两家合作出书的事情有所进展，周丰一夫妇与俞润民夫妇加强了沟通。周师母整理出俞平伯致周作人书信160封，全部复印一份，并根据信封大致标注了写信的年份，及时与俞家交换了书信复印件，还协商了选择出版社事宜。最初，曾拟在国外出版，未能谈妥。最终选择了最符合两家要求与意愿的书目文献出版社（后改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达成协议。

    1997年5月，周丰一、俞润民联名撰写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指出在二三十年代，“周的八道湾寓所是当时文学界人士常去之处，也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文化沙龙’，俞先生当然是座上常客。二人通信中涉及到的当代文化名人很多，如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孙伏园、朱自清、沈尹默、叶圣陶、马叙伦、沈兼士、徐耀辰、冯文炳、郑振铎、顾颉刚诸先生，都是在信中常常提到的。周、俞往来书信对研究、回顾‘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兴起等等，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同时，也谈到周、俞二人书信的特色：信手写出，不加修饰。“周信风格始终如一，多用白话文，稍加入一点文言用语，更觉其亲切，耐人寻味，书法精炼，自成一体。”俞信风格前后有不同。青年时“写给周的信以讨论文章为主，完全用白话文，以后随年岁日增，渐用文言，语言流畅，书法功力深厚。二人通信中多用谑语，更增加书信中的活泼气氛，细心的读者定能体会其文字之妙。”具体到周作人、俞平伯师生二人书札的编辑、整理工作，则是周师母与俞师母出力更多一些。

    1999年6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上、下册，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为《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收入1924年8月至1932年2月，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193封。书前有照片三幅：其一、1929年元旦，周作人在苦雨斋与朋友们的合影；其二、1912年秋，在绍兴老家，周作人夫妇及长子周丰一和周建人夫妇与母亲鲁瑞的合影；其三、1939年元月，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寓所院中留影。下册为《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收入1921年3月至1964年8月，俞平伯致周作人书信160封。书前同样有照片三幅：其一、照片与上册同；其二、1934年，俞平伯夫妇与儿子俞润民在清华园南院寓所秋荔亭留影；其三、1952年，俞平伯、俞润民父子俩在北京老君堂寓所院内合影。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装帧、印刷十分精美，不仅具有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虽然定价高达两千元，但是不乏购买者。遗憾的是这部精美的书籍出版之时，周丰一先生已经去世两周年。老人家未能看到自己曾经费心费力、编辑出版的这部厚重之书，这个遗憾是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