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全球经济如何“蹒跚前行”

    ■李利明

    在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的漫长期待下，美国经济史和宏观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J.Brad⁃ford Delong）的经济史大作Slouch⁃ing Towards Utopia终于在2022年出版，旋即被评为《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的“2022年度最佳图书”。经过译者余江和冯伟珍的精心翻译和再三修订，其中文版《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于近期上市。

    这些年来，尽管全球/世界经济史的名家大作引入国内颇多，如经典的剑桥经济史系列陆续出版了中文版，经济史大家乔尔·莫基尔主编的“普林斯顿西方经济史系列丛书”的若干种也被引进，这本《蹒跚前行》仍然值得隆重推荐——作为一部经济活动史、经济思想史、经济政策史相结合的著作，无论对于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还是经济政策研究者乃至经济领域的官员而言，都能从中发现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何谓加长版20世纪？

    德龙在本书中称，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1870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这140年是加长版20世纪。不同于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所定义的缩短版20世纪，即1914年到1991年——那段时间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苏联解体。而用德龙的话说，加长版20世纪是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线索的第一个世纪——“在大约1870年至2010年间，人类得以成功打开发展之门，摆脱长期受困于贫穷的状态，但是到后来，却未能延续早期已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

    在这个视角下，这一期间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变化，无论是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和殖民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的成立和计划经济的确立、纳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苏联解体等，都可以用经济这条线索串起来，并呈现出五个关键进程和若干作用力：历史变成由经济主导、世界的全球化、技术爆发成为驱动力、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动荡和不满、暴政的激烈表现。全书就是围绕着这些进程和作用力展开。

    加长版20世纪的关键进步

    既然加长版20世纪是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线索的第一个世纪，如何来衡量经济的进步？作者选取了“有用知识的存量价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这个指标作为对经济进步的估量——该指标从1870年之前的大约0.45%跃升到之后的大约2.1%，这是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

    这个巨大进步是如何实现的？ 作者认为，从1870年左右开始，人类拥有了组织和研究的制度与技术，取得了全方位全球化、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这些关键进步，这140年的经济进步，特别是1914年之前的进步，主要是围绕着这些要素展开的。这些要素正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述的经济增长的来源构成——有利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以及实施创新并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大规模生产。

    除了这些要素，在这个加长版20世纪的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拉长时间维度，我们既看到了罗斯福新政之后社会民主主义辉煌的三十年，也看到了那些失败的政府及其政策典型——苏联的计划经济、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尽管从短期看，这些体制及其经济表现都相当成功。

    哈耶克与波兰尼的结合

    市场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本书在描述加长版20世纪的经济变化和重大事件中贯穿的核心主题，并用哈耶克和波兰尼如何结合来解释和分析。

    哈耶克发现，市场经济通过在草根层面提供激励与协调，给自身提出的问题寻找众包式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哈耶克与兰格的论战，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还是1992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随着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私有化行动，以及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及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既证明了计划经济行不通，也证明了哈耶克洞见的力量。

    但是作者并未完全站在哈耶克或者说“市场给予，市场拿走，赞美市场的护佑”这一边，而是同时关注到另一边——市场经济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但社会未必想要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社会还需要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市场提供的众包式方案亦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作者引用了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提出的问题：市场经济承认的是财产权利，因此它给自身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财产，你就没有权利。如果你拥有的财产不具有太高的市场价值，你的权利也很有限。缺乏有价值财产的人也应该在社会上拥有影响力，社会应该估计他们的需求和愿望。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思想家和政治家作为各种思潮、倡议和行动的代表，包括波兰尼、西奥多·罗斯福、凯恩斯、墨索里尼、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撒切尔等等，称他们不赞成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倡导并致力于创建和维护的伪古典主义加准自由主义的秩序，他们采取建设性或者破坏性的行动，要求市场少做一些，或者去做别的某些事情。作者认为，人类得到的最接近成功的结果，或许是凯恩斯帮忙结成的哈耶克与波兰尼思想的勉强联姻，即二战后北大西洋地区出现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这正是作者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作者也遗憾地认识到，这一制度设计未能通过自身的可持续性考验，“因此我们仍在前行的路上，远未达到终点。充其量，我们仍是在朝着乌托邦蹒跚前行”。

    艰难的走钢丝

    德龙是经济史学家和宏观经济学家，曾经担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助理副部长。在1993—2000的克林顿政府八年间，美国经济借助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浪潮，实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后的新一轮快速增长，罗伯特·戈登在《美国成长的起落》中对此有出色描述。作者作为彼时经济政策制定执行的重要参与者，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记忆犹新、念念不忘，并对一些出于短期政治考量而导致增长中断或者难以持续的决定和行动心有不甘、深表遗憾。

    正如作者所言，将哈耶克与波兰尼相结合是在走钢丝。且不说关于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实验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经济生活的全面管控，即使以公认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而言，在这“加长版20世纪”也只有罗斯福新政实施后，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两者较好的结合，次之就是克林顿时代。我们也看到，这种走钢丝很难持续，总是会出现或左或右的偏离——镀金时代无处不在的垄断和血汗工厂的残酷剥削、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困境，以及2008年的大衰退。就作者而言，更相信且希望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毕竟，无论从税收占比还是政府开支占比看，“小政府”或者政府在经济中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肯定不再现实，现在的创新也不仅仅是企业自发的行为或者市场竞争的结果——正如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在《美国创新简史》一书中所言，公费资助的科学创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战后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的公共资助已经成为推动科技研发的主力。

    除了制度因素之外，在技术和创新被公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还要考虑技术革命的受益者有哪些。正如经济学大牛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和西蒙·约翰逊在新作《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中所言，应该考虑如何让技术进步成果的受益者为大众而不是个别大公司，如何避免技术进步带来收入不平等乃至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还涉及技术进步如何惠及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普通民众。德龙的认识与他们相似，也希望政府在推动和支持创新、明确创新方向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从而实现惠及大众的目标。

    但是，仅仅依靠政府和公费资助并不会带来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源于个人创业和企业家创新，工业研究实验室也不是政府设计的产物。当前的重大创新已经很少是个人“灵光一闪”的点子，或者是实验室成果一夜之间就变成人人使用的商品甚至必需品，重大的创新更多需要来自风险投资、股权投资、资本市场等渠道的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需要经历营销、量产、降价以最终获得受众认可，往往是九败一胜的生死之战。这就导致了重大创新能够成功，往往只有为数不多的大企业作为引擎，如当下美国的人工智能“科技七子”。如何有足够的激励来让这些大企业面对不可测的未来进行试验和探索，如何让各类金融机构愿意冒险为创新提供足够资金，并且政府如何让创新既对这些企业、行业和金融业有利，也能惠及大众，也就是如何实现作者所说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结合，决定了经济能否继续“前行”。

    从1870年以来经济史的诸多片段来看，这样的结合绝非一劳永逸，短期有效的结合时间一长就不一定有效甚至会失效；经济环境的变化、政治风向的变化、技术环节的变化、市场主体的变化、主体诉求的变动，都会让经济活动的行动者和参与者寻找新的结合方式和结合程度，寻找的过程不可避免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并且，能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功纠偏亦未可知，这就注定了人类经济前行的步伐一定“蹒跚”，并且随时可能偏离甚至脱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