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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其中学术著作更是人类智力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精髓的载体。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实现学术著作的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
北京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的乐土，我有幸在这里作为编辑和版权经理工作了二十年，见证了众多学术大家撷英之作的诞生，并亲历了诸多经典著作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如果说一本书的诞生缘自编辑与作者思想的邂逅、灵魂的共鸣，那么学术著作的国际传播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版权经理就像是游走于传播活动各环节的疏导因子，将作者的智力成果、译者的学术资源、国外出版社的需求有机整合于一个传播系统之下，用版权输出的模式实现学术著作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走出去的亲身经历。佛教思想对于中国而言是个舶来品，却因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得到了中国特色的诠释与发展，尤其是“禅”的思想，更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名家葛兆光教授所作《中国禅思想史》在我社的出版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跨世纪的沉淀，这本书在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作为一个读者，当我翻看了目录和数十页内文之后，便有一种内心深处得到滋养的感受。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本书运用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科研究方法，综合禅门史料、石刻文献、传世文集和敦煌文书等史料，从历史、思想、文化意义及影响三个维度，考证、叙述禅宗及其思想的历史变化过程，提出了独到精深的见解。同时，针对禅思想的内涵及意义，提出了若干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
中国禅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因文明互鉴而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文明互鉴的使者，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然而，学术著作走出去需要解决翻译传播链条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谁来翻译、谁来出版、传播给谁、传播活动所需的外部条件，等等。幸运的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机遇，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一项国策，国家为推动学术图书的对外译介实施了多项资助项目，如“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等。这些史无前例的有利条件为我们推动学术著作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天时”。
接下来，就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地利”和“人和”了。学术著作走出去，首先要厘清应该走到哪里，传播给谁，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目的语国家的地域优势和人文优势，通过“地利”实现有效的译介与传播。换言之，就是在版权输出工作中，要充分调研国别化、区域化的特征，实现图书版权输出的地域化细分、精准投放。《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属于东方哲学范畴，东方哲学在亚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是学界自古以来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在日本和韩国，学者们对于东方哲学的研究成果数量之多、涉猎之深甚至不亚于中国。于是，我把首批推荐的重点区域放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并同时向我国香港、台湾的合作伙伴推荐了此书的繁体版。2022年年底到2023年下半年，我陆续得到反馈，日本新典社、韩国学古房、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对这本著作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愿意翻译出版。中国香港中和出版公司陈总在2023年5月到访我社后，一回港即发来了繁体版报价。我深深为这种高效的决策力所折服，也欣然体会到在学术著作版权输出工作中主动寻找“地利”的成就感。
繁体版的输出因无需翻译而显得无比顺利。日文版、韩文版、越南文版的签约进展没有因外方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而一日千里，因为学术著作的翻译是一道难题，解决不了翻译问题，国际传播就无从谈起。对于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而言，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相关学术造诣缺一不可。外文版翻译成本比较高，外方出版社虽然表示非常希望引进出版，但当面对需要大量投入翻译经费时显得有些举旗不定。我们决定借“走出去”项目的东风，在申报项目过程中，通过学者推荐、译者自荐的方式遴选出了译者，并借助译者、作者自身的学术资源组织了中外专家合作的翻译团队，为语言转换和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有力保障。我们通过申报中华外译项目遴选出了《中国禅思想史》的日文版译者四川大学赵秀全老师的团队，韩文版译者湖南师范大学朴成日老师的团队；我们通过申报丝路书香项目遴选出了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裴英掌老师的团队。项目的获批为外方解决了经费难题。北大出版社、作者、译者、国外出版社在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实现了《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国际传播中的“人和”。
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实现了日文版、韩文版、越南文版、繁体中文版等多语种、多文版输出。版权输出就像一座桥，桥的一端是凝聚中国智慧的学术著作，另一端是海外的读者，奔走在桥上的是包括作者、译者、出版人在内的诸多传播主体，而先锋一定是版权经理。这就是《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的版权故事，希望这个故事没有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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