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现当代小说管窥

    ■尤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

    沙特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半岛文学传统的自然延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沙特阿拉伯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口头传统逐渐转变为充满活力的书面经典。诗歌和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一直是沙特阿拉伯文学最主要的两种文学形式，而曾经受到文化与教育相对落后的影响，沙特阿拉伯现当代小说的发展起步较晚。但自新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作家在小说领域的成就日益凸显。

    根据吉达大学学者穆罕默德·巴拉维的研究，沙特阿拉伯现当代小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1930-1958），阿 卜杜·库杜斯·安萨里（1907-1983）的《孪生子》（1930）被视为沙特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了现代西方文明对东方社会风气产生的消极影响，毒害了传统阿拉伯穆斯林青年的思想。尽管这部小说以麦加的社会变革及其向现代化的转变为中心，但由于其说教的语气、不成熟的叙事和单调的人物形象，在当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随后出现了两部更成熟的小说——艾哈迈德·塞巴伊（1905-1984）的《思想》（1948）和穆罕默德·马格拉比（1915-1996）的《复活》（1948）。这一阶段沙特文坛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前往埃及的沙特留学生的影响，小说出版数量非常少，正处于探索和实验阶段，缺乏一定的审美旨趣。

    第二阶段是趋于成熟阶段（1959-1979），20世纪5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才开始出现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哈米德·达曼胡利（1922-1965）的《牺牲的代价》（1959），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是第一部较为成熟的沙特长篇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沙特社会传统礼教对人的束缚，表达对新价值观念的追求。达曼胡利于40年代在埃及学习，叙事方式受到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和尤素夫·伊德里斯的影响，吸收了西方美学的特点。这一阶段也标志着沙特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尤其是在60年代初，例如以笔名“阿拉伯半岛的女儿”著称的萨米拉·卡舒吉（1935-1986）发表了中篇小说《我告别了希望》（1956），其作品受到埃及作家曼法鲁蒂、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影响，多以浪漫主义手法揭示礼教束缚下的爱情挣扎，表达冲破藩篱、追求爱情、实现自由的美好愿望。

    第三阶段是蓬勃发展阶段（1980年至今），财富的极速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给沙特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一阶段产生的大量优秀作品关注的主题更为多元和大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身份问题、恐怖主义、人权、他者和性，等等。例如加齐·古赛比（1940-2010）的里程碑作品《自由公寓》（1994）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四位年轻人离开沙特前往开罗大学学习的经历，探讨他们在远离严格的宗教和家庭束缚下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党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世俗主义和纳赛尔主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许多在西方学习的沙特知识分子了解了现代主义，受到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伍尔夫等西方作家的深刻启发。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开始在沙特蔓延的文学现代性并不仅限于对抗宗教极端思想，还有对抗现代性本身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例如社会分裂、个人主义、松散的家庭关系、全球化压力下文化认同的危机，等等。

    一、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与碰撞

    1927年，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签署《吉达条约》，自此正式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1932年，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又名伊本·沙特）的主导下，内志与汉志王国、哈萨绿洲等地区正式统一，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文化开放的迹象，引起了大批先锋知识分子对这种开放后果的担忧，这在一个以保守主义和恪守传统为主导的国家，似乎是合理的反应。当时的沙特阿拉伯小说并不关心艺术形式，而是关心它所涉及的主题及其在社会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1930年，阿卜杜·库杜斯·安萨里的《孪生子》出版，属于说教类型的短篇小说。小说以双胞胎兄弟拉希德和法里德为主人公，其主题是对沙特国内外教育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写，他希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一幅真实的画面，即外国教育机构在东方的危害，这些机构向东方青年灌输了可疑和淫秽的行为准则”。安萨里意识到加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其写作目的就是针对现代西方文明败坏沙特社会风气的危险提出警示。

    1938年，沙特阿拉伯地底下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带了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1933-2004）被视为沙特小说之父，他的代表作是在1984年至1989年间撰写的《盐城》五部曲（《荒野》《壕沟》《昼夜之分》《苗圃》和《黑暗的旷野》）。这部史诗般的文学杰作揭示了阿拉伯半岛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即从20世纪初的石油繁荣到全球化兴起后的巨变。《盐城》讲述了阿拉伯半岛发现石油之前生活环境简陋，贝都因社会民风淳朴，而在发现石油之后，外国人进行投资建设，让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一夜暴富，并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迅速而可怕的转变，这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政策。穆尼夫这样解释五部曲名字的含义：“‘盐城’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以非自然的特殊形式出现的那些城市，它们并非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得以建立、发展和扩张，而是由于突如其来的财富形成的一种爆炸，这种财富（石油）导致出现了膨胀的城市，它们像气球一样，一旦被尖锐的东西触碰，就会爆炸。”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是20世纪关于沙特阿拉伯最伟大、最重要的文学和历史著作，被伊拉克作家希南·安东称为“死前必读的书”。值得注意的是，穆尼夫的大部分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娴熟地使用诸多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

    随着石油财富日益增长，沙特社会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在此过程中出现各种危机。阿卜杜胡·哈勒（1962-）的《喷射火星》获得2010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小说按时间顺序讲述了沙特阿拉伯王国近三十年的历史，揭露了沙特社会的黑暗角落，特别是那些位于高墙和宫殿之内的隐秘角落。小说名称取自《古兰经》第77章第32节经文：“那火焰喷射出宫殿般的火星”，批判吉达的贵族们穷奢极欲，为修建豪华宫殿不惜破坏生态、毁灭人性。评奖委员会认为这部小说“既讽刺又悲惨，描绘了通过权力和财富的绝对快感破坏环境、毁灭灵魂的可怖画面，向那些被宫殿里淫秽灯光诱惑并屈服于现代奴隶制的人们呈现了痛苦的启示”。贵族们的宫殿里最终喷射出地狱般的火焰，吞噬着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里那些生活无助的穷人，最终也必将吞噬无知而贪婪的富人。小说让人们了解到，看似富足的沙特社会，不仅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还面临着生态危机的挑战。

    女作家拉佳·阿利姆（1956-）获得2011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小说《鸽子项圈》也涉及类似主题，揭露了沙特社会令人瞠目的破败景象。小说以作者熟悉的伊斯兰圣城麦加为背景，使用侦探调查谋杀案的情节，通过一段奇特的跨国之恋，向人们展示了这座宗教圣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腐败，失业，蓄奴，卖淫，贫富悬殊，宗教极端，跨国公司剥削外国劳工等等，体现了女作家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作者笔下的麦加，是一座文化特色鲜明的圣城，但也是一座浓缩了人类磨难、欲望、情感和追求的尘世之城。在评论家看来，小说可以被视为一阕献给圣城麦加这座“失去的乐园”的挽歌。沙特学者阿里·沙哈拉认为，该小说促进了沙特阿拉伯“混合文学”的发展，融合了犯罪小说、批判父权制度、描绘女性身体等多重要素。混合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指的是融合不同文化和文学传统、流派、风格的文学作品，创造一种超越传统文学界限的独特而创新的文学形式。

    沙特现当代小说还注重表达沙特现代社会和文化中不同群体的声音，允许他们在场并表达自身的差异和愿景，体现了多元主义的理念。这一理念建立在承认社会身份差异性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有不少小说对此进行了探讨，例如塔里克·海达尔的《奴隶区》（2009）、穆罕默德·穆兹尼的《喋喋不休的芭希塔》（2011），等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表现，也是塑造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角色的关键因素。在当代沙特小说中，这种互动有时基于交流和共存的模式，有时基于拒绝或冲突的模式，我们可以从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卡比的《谎言案例》（2009）、穆贾布·扎赫拉尼的《跳舞》（2010）、穆罕默德·哈桑·阿勒旺的《海狸》（2011）、马克布勒·阿拉维的《小贝都因人》（2016）等小说中感受到这一点。例如，入围2013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短名单的《海狸》，讲述一名沙特青年因家族分裂，离开故乡利雅得到美国波特兰居住，钓鱼时偶遇一只海狸，从此与之为伴。青年回顾了家族三代的历史，通过回忆来修补自己和家族的关系。小说反映了阿拉伯人旅居异乡的孤独寂寞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此外，沙特现当代小说还十分关注人在当代社会所承受的身心压力与困境。沙特青年作家阿齐兹·穆罕默德（1987-）的《K的窘境》（2017）以讽刺的口吻讲述了主人公——名为K的身患癌症的男子因阅读卡夫卡而萌发写作冲动，但他不断面对自己有限的写作能力、平淡的生活经历以及维护隐私的矛盾心理，展现了人生的脆弱与荒诞。

    二、以文学抵抗极端

    “9·11”事件后，针对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长期盛行于西方社会，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沙特的普遍质疑。然而，沙特自身多年来一直饱受恐怖主义威胁，时刻面临恐怖势力在沙特境内不时掀起的袭击浪潮，同时受到周边国家恐怖威胁的巨大压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沙特政府一方面强力打击恐怖活动，另一方面采取“去极端化”的反恐策略。在文学领域，许多沙特小说家也开始深入思考和探讨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并试图挖掘其成因与根源，此类代表作品有图尔基·哈马德（1952-）的《天堂之风》（2005）、阿卜杜拉·萨比特（1973-）的《恐怖分子第20号》（2006）、纳比莱·马哈朱卜的《邪恶轴心》（2006）、萨拉赫·卡尔希（1966-）的《山之女》（2007）、塔希尔·扎赫拉尼（1978-）的《堡垒》（2007）、尤素夫·马希米德（1964-）的《鸽子不在布赖代飞》（2009）、哈立德·穆贾哈德（1976-）的《安拉之眼》（2009），等等。

    图尔基·哈马德是首位以“9·11”事件为创作主题的阿拉伯作家。《天堂之风》以劫机者为小说主人公，细致地描写了恐怖事件被策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导致参与劫机的青年们最终走上极端与恐怖之路的背景与根源：或因家境贫穷生活不幸，或因对国内社会现状深感失望，或因在西方遭受过欺凌……走上极端主义的道路可能是受到个人倾向、社会诱因以及偶然因素的共同影响，种种经历一步步推动他们最终走向极端。

    阿卜杜拉·萨比特的《恐怖分子第20号》中主人公青年扎希·杰巴里曾从一名虔诚教徒转变为极端组织招募的恐怖分子，但幸运的是最后及时逃脱极端组织的圈套，否则他就会成为“9·11”事件中的第20号恐怖分子。萨比特在小说中谴责了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深刻的批判倾向，直面产生极端主义人格的环境和条件，发掘了其中的社会、文化与思想根源。例如，薄弱的家庭关系和对社会的失望会驱使一个人走向极端，杰巴里加入极端组织是将其视为救赎者，“我毫不怀疑，他们是疲惫生活和地狱的救赎者。他们将我从孤独和家庭地狱中救赎，值得我做出牺牲……”小说还展现了沙特社会一部分人如何将自由主义的声音视为伊斯兰文化和伦理的入侵者，探讨了宗教极端主义与现代性的冲突。在小说结尾，杰巴里走向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参加了文学俱乐部，深受众多现代主义诗人和提倡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的鼓舞，他积极谴责宗教极端主义，忏悔自己失足的过去，通过文学俱乐部积极对年轻一代进行启蒙，参与引领社会远离原教旨主义，走向更加宽容和温和的方向。

    许多作家深入思考青年与极端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他们是一群热衷于冒险的人，也是更容易走向极端主义的人群。塔希尔·扎赫拉尼的《堡垒》则试图从这一种角度来剖析青年走向极端主义的深层原因。小说主人公哈立德来自吉达市一个富裕家庭，生活平静安逸，后来加入一群年轻人前往阿富汗，试图为在美国反恐战争中遭受不公对待的穆斯林兄弟做点什么。他们加入被归类为“恐怖分子”的战斗团体，其根本动力是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出于一种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而战，为整个穆斯林社区的伟大事业而战的责任感。这一伟大目标让这些青年能够忍受各种艰辛，甚至直面死亡。这些穆斯林青年认为美国希望所有人都能以符合其目标和满足其需求的方式生活，但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是相矛盾的。而且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无论他们对塔利班及其行为的态度如何，美国占领阿富汗就是对穆斯林国家的占领。这些青年不是塔利班，也不是在捍卫塔利班的存在，他们只是在与美国作战——“一个声称保护和平与安全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的国家”。

    三、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

    近年来，以历史为题材的阿拉伯小说作品数量有所增长，沙特小说也不例外，并且佳作频出。这类题材中有不少作品和自我成长主题相关，主人公大都曾内心彷徨迷茫，在追寻自我价值、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经过挣扎与历练，最终完成精神上的成长蜕变。这类小说不仅展现了阿拉伯历史上个体或群体生命的精神体验，也承载了对当下阿拉伯人精神世界的整体性观照。

    曾旅居加拿大多伦多的沙特作家穆罕默德·哈桑·阿勒旺（1979-）凭借其小说《小死亡》（2016），从19个阿拉伯国家的186部小说当中脱颖而出，摘得2017年第十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桂冠。这是一部以中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生平为蓝本创作的虚构小说，叙述主人公在安达卢西亚出生，游历沙特、伊拉克、土耳其、埃及等国，最终在大马士革结束的一生。该小说近六百页，共一百章，每章以阿拉比的一句语录开头，正文中充分反映出阿拉比的丰富思想内涵。历史上的阿拉比被一部分人尊为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大师，也成为一些保守、僵化的宗教学者大加挞伐的对象，但作家更关注的是阿拉比作为一个人而非圣徒或争议人物的身份，努力发掘现有史料中很少触及的主人公人性层面，将其塑造成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作家笔下的阿拉比也会软弱无助，彷徨迷惘，需要从漫长的精神朝圣之旅中获得力量，“我们的故乡是子宫，我们离开她而获得生命”，“必须通过旅行获取经验，信徒要一直在路上，整个存在就是一场旅行中的旅行。要知道，放弃旅行就是静止，静止就是回到虚无”。阿拉比的一生就是不断通过旅行以求净化心灵，追寻更高的精神体验，至死不渝地求索真理。小说的题目正是来自阿拉比的名言“爱是小死亡”，这里的“爱”是指苏菲神秘主义信徒对真主的爱，强烈的爱让身体仿佛失去知觉，宛如死去一般，然而并非丧失生命，所以相对于生命的真正终结“大死亡”而言，它是“小死亡”。面对支持甚至宣传阿拉比神秘主义思想的质疑，作者表示自己写作是为了艺术追求，而非带有特定的立场。谈起创作的初衷，作家坦言：“身在遥远寒冷的国度加拿大创作关于阿拉比的小说，似乎显得有些奇怪。然而，正是对故乡的思念和与他者的接触，推动着我去寻找自我，走向自己的传统，探寻自己的古老文化。”

    沙特女作家乌迈麦·赫米斯（1966-）的小说《白鹭游历玛瑙城》（2017）获得2018年开罗美国大学颁发的第23届马哈福兹文学奖，同时入围2019年第十二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长名单。小说名字乍看略显奇怪，其实是模仿阿拉伯古代典籍中书名的押韵方式。书名中的“白鹭”是复数，指的是一种有金色冠羽和细长双腿的白色水鸟，崇尚理性的穆阿台及勒派以此称呼“公正和信主独一的人”，他们相约以理性为明灯，传播知识和书籍。小说有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推进，一条主线是主人公马齐德·哈乃斐从阿拉伯半岛出发，途径巴格达、耶路撒冷、开罗、凯鲁万等阿拉伯文化名城，最后到达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漫长旅程，描述了沿途各国的文化和政治风貌，涉及不同的社会习俗、政治和宗教团体、理论学说和哲学流派，展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黄金时期的繁盛景象。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游记文学作品，继承了阿拉伯古代游记文学的传统，并且在语言和风格上又有独特创新。另一条主线则是主人公的思想之旅，他在旅途中历经挫折，受到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产生激烈的内心挣扎和自我怀疑，促使他不断进行探索和思考，最终完成心灵的成长和自我身份的构建。小说深入探讨了阿拉伯思想的发展历史，显示出对哲学和理性的推崇，特别是对穆阿台及勒派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对僵化严苛的宗教阐释深恶痛绝。评委会赞赏这部小说“能够抓住伊历402到405年（即公元十一世纪期间）这段历史中阿拉伯世界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本质”，旨在通过历史观照阿拉伯社会的现实，面对当前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酿下的种种悲剧，强烈呼吁理性、自由和宽容的回归。

    四、女性作家迅速崛起

    沙特阿拉伯的社会文化传统在阿拉伯世界是比较保守的，女性被边缘化的程度也相对较高。沙特阿拉伯的女子教育起步很晚，1960年女子教育总局成立之后才有了正规的公立女子学校，随后女子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女子学校。教育为沙特女性打开了新的大门，让她们能够超越传统的身份界限，有机会参与国家的发展。到世纪之交，改革派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采取了鼓励妇女就业的政策，2005年还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计划”（KASP），不分性别资助沙特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使沙特女性有机会到国外留学，开阔视野。2016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提出“2030愿景”计划，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女性赋权，积极促进女性就业，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沙特女性作家的成长和发展与沙特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密不可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比如艾迈勒·沙塔的《明天我会忘记》（1980）、巴希亚·布斯贝特的《哈萨的珍宝》（1986）、拉佳·阿利姆的《四/零》（1987）和萨菲亚·巴格达迪的《迷失，光芒耀眼》（1987），等等。90年代，越来越多的沙特女性进入文坛，其小说的主题和风格丰富多样，注重表达女性的问题和担忧，例如受教育权、强迫婚姻、爱情和两性关系，等等。此时她们依然艰难地面对双重压力的束缚：一是保守僵化的父权制传统；二是极端的宗教思想。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沙特女性地位的发展，使得她们难以为女性权益发声。

    到了新千年，沙特女性小说的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据统计，2000年沙特女性小说家的数量还不超过20名，而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中，陆续出现了约30名新小说家，并且这一数字此后还在不断增长。而且很多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已经摆脱了受害者的角色，勇敢发声争取自己的权利。沙特女性作家突破了传统创作界限，找到了表达自我和探讨女性问题的力量。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拉贾·萨尼娅的《利雅得女孩》（2005）、巴德里娅·比什尔的《印度人和士兵》（2006）、乌迈麦·赫米斯的《海女》（2006）、瓦尔达·阿卜杜·马利克的《回归》（2008）以及萨玛尔·穆格拉的《孟凯尔的女人们》（2008），等等。这些作品揭示了女性的内在力量，勇敢坦率地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和保守社会的束缚限制发起质疑与挑战。沙特女作家的声音不断涌现并扩大，这回响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响彻阿拉伯世界，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大量读者，同时也招致广泛的批评。

    尤其是《利雅得女孩》，小说的名字取自沙特歌手阿卜杜·马吉德·阿卜杜拉的一首歌曲“利雅得女孩”，描述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四名精英阶层年轻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内心欲望和私密生活，因内容露骨大胆而备受争议。萨尼娅发表这部小说时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对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有着犀利的看法，展现出一种严厉的反教权主义态度。这部小说被视为沙特女性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一场革命，许多内容都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展开，处理了阶级差异、性别平等、同性恋、女性欲望、性以及与宗教教义相冲突的多种禁忌主题。在此之前，没有人敢于如此公开地处理这些禁忌，因为它们不符合主流社会习俗和宗教话语。小说发表后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使用在线聊天室的年轻人欣赏萨尼娅小说中的真实与坦诚，同时也有人诟病它扭曲了沙特阿拉伯女性的形象。萨尼娅曾表示，沙特阿拉伯在短短三十年内见证了其他国家可能在一两个世纪才实现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变革，虽然使用了最新科技，但仍然感觉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习俗和传统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一代沙特女作家大都来自城市，属于新兴中产阶级，得益于石油财富和精英教育，精通多种语言。她们笔下的女主角同样沉浸在国际化的氛围当中，被描绘成卡布奇诺爱好者、水烟爱好者和环球旅行者，穿梭于家庭、大学、私营企业、高端商场之中，往返于国际大都市之间。她们熟练使用网络，常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英语的混合体，夹杂着电子邮件、Facebook和 Twitter 的惯用语及其缩写。这是沙特阿拉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益沉浸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消费文化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小说的创作景观发生了很大改变。近年来，沙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的限制逐渐放开，客观上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气氛和更为开放的空间。不少青年作家拥有较好的西方留学背景，受到西方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影响，对其文学创作一定有所启发。而沙特自身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发展变化，也为青年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创作土壤。现在，沙特又提出了“2030愿景”，积极摆脱对石油产业的单一依赖，谋求多元化转型，其中对于文化的发展极为重视。可以说，沙特阿拉伯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进入了沙特现当代历史上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