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章中的做人道理

    ■庄锡华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劫难频频。入仕后官虽然做得也不小，但往往屁股下的椅子还没有捂热，贬谪的诏命已到，不得不交印走人。中年苏轼涉入乌台诗案差点丢了项上人头，读黄庭坚“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因知临老流放绝域，仍有人在算计他的性命。家中亲人因此笑他“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有趣的是，活得很憋屈，写文章却将做人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也许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充满悖论：不曾说过什么做人的道理，可以有不俗的人生；反过来，进退失据、处境尴尬，又貌似通晓做人的道理。

    寓意与留意

    苏轼认为“调生养气，难在去欲”。短文《王君宝绘堂记》分辨寓意与留意，讨论欲望的调控。苏轼多情，一生并不缺少红颜知己；酷爱美食的他口腹之欲也很重，不理会“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喜欢亲下厨房，自创了不少好吃的菜肴。不过对于食、色颇有所好的苏轼一直保持着役物而不为物役的警惕。他的荔枝诗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品尝到鲜美的荔枝，居然将流放岭南的重罚也看轻了。然而，“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一想到一段百业兴旺、文化繁荣的盛世终结于帝王穷奢极欲的享乐，心情立时变复杂了，遂有“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的长叹。诗不尽意，《王君宝绘堂记》中有“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的学理阐发。“寓意”与“留意”虽然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有天壤之别。寓意属一般的喜好，有分寸的把握。喜好不是嗜好，更不是痴迷。留意是溺、是瘾，“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堂记说的还只是书画，已经为祸甚烈。倘是美色、尤物，又当如何？明人袁宏道在《游苏门山百泉记》中写道：“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荷锸；溺于书者，至于伐冢；溺于禅者，至于断臂。”袁氏所论据于史实，可为镜鉴。周幽王玩烽火，宋徽宗玩花石书画，帝王权力大、能量大，一涉于溺，最后或是“性命以殉”、或是邦国以殉，玩物丧志，尽是血的教训。

    苏轼兴趣广泛、爱好多多，但都只是当事人的一点“雅好”。在这个范围里，“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凡能取悦情性，丰富自己的生活，无论贵贱皆可赏玩，赏玩之后，是留是去，皆“不复惜”“不复念”，自然而然，役物而非为物所役。近人张伯驹为了收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珍贵书画，出卖房产、变换太太的首饰、倾其所有。这些荡尽家产、历尽艰辛收藏来的宝物后来竟全被他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可见貌似一掷千金、不惜性命以殉的疯狂之举，在他其实也只是理性的寓意，非为满足占有的私欲。宋人洪迈认为通达之人方能视金珠珍宝如小儿玩物，“未尝置欣戚于胸中”，“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这便是超然物外的境界。

    忍与不忍

    苏轼《留侯论》《贾谊论》说“忍”，文字铺张，推崇备至，对忍让有无边际，如果有，它在哪，却不曾予以说明。心字上面一把刀，这字大家都认得，叫做忍。认得归认得，能不能忍，忍得忍不得，这里有莫大的学问。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堪称千古一忍。前人文章故有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为天下之不能为的说法。据说林则徐性急，律己严、对人要求也高，稍不如意便发火，也许是受了古人劝忍文字的启发，特为制作了“制怒”的座右铭。不过我倒觉得，说忍能济事，未必尽然。目睹恶行，一味制怒，说是要忍，不也违背了圣人求仁得仁、见义勇为的教诲？ 拿韩信来说，如果市井无赖得寸进尺、不依不饶，我想，禀性耿介的韩信一定会拔剑相向，出这一口恶气。这样想来，苏轼一意力行，从黄州忍到惠州，又从惠州忍到儋州，一忍再忍，一生事业，好像都在践履其对“忍”字的体认，这样的忍真的值得吗？

    《留侯论》《贾谊论》将小忍与大谋做比较，认为忍小才能谋大。苏轼认为张良的过人之节，就表现在人情有不可忍者，留侯忍了，辅助刘邦成就了王霸之业，青史留名。他还举出楚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而使宗庙社稷得到保全，项籍不忍而败，刘邦忍而胜之的史实，将“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提升到哲理层面来认识与揄扬。对贾谊的不忍，惋惜不已，感叹“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忍一忍，说不定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佳景就在前面。贾谊遭际坎坷，常常痛哭流涕，后人多有同情的表达。而苏轼却不以为然，认为与其整日悲悲戚戚，不如下力气去做朝廷群臣的工作，疏通交流，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论》“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留侯论》“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志甚远”，遥相呼应、印证，把一个“忍”字渲染成制胜的法宝。

    “忍”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吗？要不要忍，自然是要，古人说：“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但如何忍，何处是忍的界限，很值得研究。历史上有不少名人也是知忍、善忍的大家。王阳明文治武功，千古一人，被贬逐西南绝域时，满腹经纶的他居然亲自拿着锄头畚箕，挖坑取土，掩埋几个倒卧道路、素不相识的路人。但贵州忍了，便有了后来书生挂帅、江西立功的不朽勋业。善忍者都有忍的底线，该忍时忍，不该忍时宁折不弯。。

    由此可见，忍与不忍与当事人临事的性质、个人的道德秉持等复杂因素相关。战国时蔺相如避让骄横的廉颇，是不愿发生内耗，相忍为国。但是不是事事要忍、处处逆来顺受，则又未必。涉及核心利益就不能一味地忍。像苏轼那样因为头上一顶乌纱，听凭人家摆布，自己忍了，别人感觉却甚是“不忍”。圣人有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说法，意思是不忍，即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能忍的时候，那就是血脉贲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点退让余地也没有。

    面誉与背毁

    苏轼《墨君堂记》观察人们见面时称呼中前扬后抑、面誉背毁两种迥然有别的态度，居然把握到了深藏于人际交往背后的天理人情，读后很受启发。

    苏轼注意到“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对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的所谓长者、尊者，平时见面人们都得用尊称，至于非长、非贤，则直呼尔、汝就对付了。这是与人见面打招呼的通例。重要的是苏轼注意到对那些平日里恃财、恃势，通吃一方的人物，街坊邻居大多“貌畏而心不服”“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这些平时被人当面尊为君、公的人物，心术不正、行事多有可议，因为有权有势，路上碰了面，只得虚与委蛇、毕恭毕敬地打招呼，掉转头后，对其背影指指戳戳、数落不是，往往而有。公道自在人心，谁能禁得住背后的议论？ 明人陈继儒因有“使人有面前之谀，不若使人无背后之毁”的说法。

    被人如何称呼，特别是背后被人怎么称呼，很能够反映此人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实印象。当着面，不好意思、敷衍着，背了人，没了顾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怕被人说、怕被人骂，就得将人做正了、做直了，君子爱惜羽毛，清人戴震因有“立身守不苟二字，待人守无憾二字”的告诫。看来，这称呼里面确实包含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苏轼在文章中用竹子的特性来与人格相比，认定竹子是朴实的君子，不以声色嗅味来悦人耳目；不慕于势利，不拘于好恶，不论贵贱亲疏，待人接物一概地温良恭俭；不管外部环境有多少变化，永远坚守其质直的节操。“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懼”。身正、行端，严于律己，凡人拥有这么多优质的品性，谁不愿与之亲近，谁能忍心对这样的人说三道四？

    思与无思

    苏轼秉性耿介，遇有不平之事，往往会有下意识的反应。《思堂记》有学理反思：质疑慎思、明辨的古训，主张无思无虑，率性而行。

    谋定而动，三思后行，是儒家先哲的明训。韩愈加以发挥，说：“行成于思，毁于随”，认为行动之前应先将各种复杂情势熟筹于心，这样才能应付裕如、事半功倍。经过思考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最低限度，思考后行动便不会后悔。但苏轼却大唱反调，挑战前人的经验，张扬率性而行所得的快感。《思堂记》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即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在苏轼看来，未发而思，无的放矢，是无效的思维；已发而思，放马后炮，是迟到的聪明。苏轼旷达，不愿蹈袭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活法。他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是性情中人的发声。想想也是，事无巨细都要斟酌再三、反复权衡考量，这等患得患失的做派，如何入得东坡的法眼？ 稍早，他的《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也称自己：“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苏轼对自己率性疏放的性格缺陷颇有自知，却依然我行我素。

    需要指出的是，遇事即发，未暇思，是苏轼话中表达的第一层意思；宁肯得罪人，也不能有违于直来直去的本性，则是第二层意思。后面这层意思争议多，笔者也不敢苟同，未思而行则稍有所许，觉得在特定的场合中，这样做也许是合理的选择。譬如火车飞驶而至，路人见有毫无知觉的孩子在铁轨上玩耍，是思考后行动、还是凭直觉行动？ 如果真要思考，因为情况复杂，行动与结果有N种组合，考虑清楚，择善而行，耗神费时事小，耽误了救人事大，车到人飞，行前之思不也变成了马后空炮，悔之何及？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董存瑞、黄继光的英勇献身，多是临机而断。事起突然，千钧一发，容不得迟疑，理智的选择多半是滞后的，直觉的反应才管用。

    细想起来，未思而行虽然是直觉的反应，但往往有健全的理性作铺垫。例如魏晋人物嵇康，生活在多事之秋，却学不来阮籍缄口是非的本事，“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人家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他不，看不顺眼、意见相左，立马发作，绝交信给升官的山涛写了一封，给劣迹昭彰的吕巽又写了一封。但一深究，非汤武，薄周孔，挑战司马氏篡政的合法性，同山巨源政见对立早就公开化；平日里鄙视龌龊小人也完全出之于嵇氏的秉性。可见，“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看起来像是意气用事，属于未加思索的即时反应，但这种未加思索的即时反应是以“刚肠疾恶”为前提的，爱恨情仇早就深深地烙于嵇康那一副疾恶如仇的刚肠中了。与同道的向秀友善，对效忠大将军、甘为鹰犬的钟会当然就会恶语相向；喜欢正直率真的吕安，就一定会讨厌卑鄙龌龊的吕巽。苏轼因有：“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 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虽然是遇事即发、未思而动，仿佛是跟着感觉走，却都能在平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找到行为的逻辑和根据。君子行善，自然是当仁不让；小人作恶，也必是本性使然。除此之外，苏轼话里其实还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想多了，计及利害，难免左顾右盼，行动反会变形，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如此谨慎小心，活得能不累吗？

    苏轼鄙薄“临事而思”，欣赏“遇事即发”，体现了他作为性情中人的本色。然而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凡事临机而断并不具有普适性，不能绝对化。谋定后动与遇事即发、未思而动各有其适应的场合，不能非此即彼。苏轼一生，情绪化冲动的情形诚或有之，但把他理解为一味任性胡来的莽夫就大错特错了。朋友章质夫名其堂为“思”，苏轼受托写堂记，有意借题发挥，与朋友笑谑调侃，才有了这篇攻“思”的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