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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
作为“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中国考古学编年史》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若自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算起，中国现代考古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百余年间，中国考古学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在世界上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考古学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十分必要。王世民先生编著的《中国考古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便是一部系统反映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力作。
弄清楚基本史实，是编年史作品彰显学术生命力的根本。作为一种史书编纂体裁，编年体的一大特点是可以同时兼顾时间和空间，最大程度地囊括不同事实的存在，甚至可以在同一时间基点呈现出多元化的事实，能够将历史碎片与有逻辑的整体历史关联起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丰富、复杂、多样，编年体正好可以同时包含诸多不同的事实，尽可能系统、全面、多角度呈现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王世民先生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56年9月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他在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身边学习、工作三十余年，熟知夏鼐先生的生平事迹、业绩思想，接触考古学界的中枢，感受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并有机会领略中国考古学界许多老一辈专家的风采。王先生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的一半以上时间。他曾于1963、1978、1981年三度参与起草全国考古研究规划，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史部分的编撰工作，连续数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近二十年来，他又先后主编出版了《夏鼐文集》《夏鼐日记》以及《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等图书，撰写出版了《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夏鼐传稿》。其中，《夏鼐传稿》一书被誉为“折射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历程的三棱镜”。凡此种种工作经历，使得王先生能够深刻、全面地掌握和厘清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对相关事件过程和人事关系了然于胸。就此而论，王先生可以说是编写中国考古学编年史的最佳人选。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先生便已着手相关工作。1984年，他遵夏鼐先生之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卷末的“大事年表”。此稿得到全书编委会扩大会议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夏鼐、宿白二位先生更希望他日后以此稿为基础，增多条目，加详内容，注明出处，单独出版。此后，王先生又多次修订此稿，并延伸下限，直至《编年史》的出版。可以说，《中国考古学编年史》可谓王先生三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该书以编年形式为主，概述和专论为辅，主次结合、虚实结合地全面阐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考古学基本历程的分期，构成了全书的主体框架。该书导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概述”阐发了作者对中国考古学发展与分期的基本看法。正文部分，除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形成和发展时期（1900年以前）”之外，作者兼顾社会历史背景和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进行分期，分为孕育时期（1901—1920）、诞生时期（1921—1928）、初步发展时期（1929—1948）、全面发展时期（1949—1978）、继续发展和新的发展时期（1979—2020）。这样，既有宏观整体的“史”的脉络，又有阶段划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考古学的基本发展情形。
该书虽以记录考古发现为主，同时也包括机构设置、会议举办、代表性论著出版、著名专家去世等诸多讯息，能够全面反映中国考古学发展样态。且就考古发现而言，该书还注意记录日人在伪满和华北、白俄在北满等考古活动，并力求收齐以往许多一般人不注意的事项，如1930年第一次见于记载的沈阳发现辽墓，1931年石璋如为探寻西亳在偃师进行考古调查，1945年顾颉刚、马衡等第一次考察大足石刻，等等。
关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由于考量标准不同（如田野发掘者是否为中国学者、发掘工作是否由本国学术机关独立组织等），考古学界曾有几种不同观点。王先生以相对宏观的视野，并未单独将某一年的考古发掘活动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标志，而是指出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蓬勃兴起，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时期，其中有三个重要标志，即：1921年安特生作为中国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发现周口店和仰韶村遗址，而不再是具有侵略背景的“探险”活动，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首要标志；李济作为具有初步考古素养的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二个标志；中研院史语所及其考古组的成立，以及同时和随后，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设立内含考古组的史学研究会，使得中国从此有了本国学术机关独立组织的考古研究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三个标志。
此外，本书将夏鼐为第一任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于1979年4月宣告成立，看作中国考古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考古学会这一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开始酝酿于1959年，经过二十年的拖延，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成为现实。与会专家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系统回顾，充分肯定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学体系。另一方面，与会学者强调，此前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人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横加批判，否定基本的学术概念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使得考古研究遭受极大损失，所以必须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才能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切实搞好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不断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科学讨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凡此种种，均反映《编年史》不人云亦云，注重提出自己的观点。
值得强调的是，该书以“编年”为主体形式，但并不是简单地摘录资料、分年分月进行罗列排比，而是经过精心选择，通过重要发现和事件，旨在勾勒中国考古学发展脉络、彰显中国考古学阶段特点。所以选择材料、条目甄择的过程，也能反映作者的史识。除了基本的概述外，作者亦非常重视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评论。比如作者指出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载《考古》1959年第4期）“统一了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分期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夏鼐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充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初步建立学科体系的状况”；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张忠培、严文明执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第一部完全由考古学家详细撰述中国史前时期发展历史的专著，有其开拓性的意义”。这些观点，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后要提到的是，该书十分便于学界参考利用。《编年史》正文所标资料来源，可为读者提供重要线索，以便按图索骥，进一步考察有关内容。除正文内容外，《编年史》又附“人名索引”以及包括约1500处遗址和墓葬的“地名一览”（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考古按照地区划分遗址地名，历史时代考古按照时间划分遗址地名；另有历代手工业遗址、佛教遗迹、古代建筑、古代交通、大面积综合性考古文物调查等专题名称检索），十分便于读者检索利用。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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