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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士伟
侯仁之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终身供职于高等学府，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长达七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学生以千计，贤者十数人。在侯门众多出色的弟子之中，邓辉是其中优秀的一位。他虽然不是开山弟子，也不是关门弟子，但他跟随侯仁之时间最长，先是登堂入室，继而助教襄研，得其真传，成为高足。他研究侯仁之思想，翻译侯仁之著作，更为难得的是，在很多方面传承并弘扬了老师的学说。
一、跟随侯仁之学习
邓辉和侯仁之的初次接触是在1985年。当时，邓辉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他看好了历史地理这个研究领域，仰慕该学科泰斗侯仁之的道德文章。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驱使这位初生牛犊，毛遂自荐，给侯先生写了封信，还附上自己一篇关于楼兰的论文。意想不到自然也是喜出望外的是，两周后，邓辉便收到了侯先生托人送来的亲笔信，信的后面还列出了一些书目。同时带去的还有侯先生著作《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侯仁之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院士）。这对年轻的学子是多大的激励和鼓励呀！
从那时开始，邓辉便把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终身的志业，把侯仁之先生作为自己仰慕的老师。1989年，他考取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正式投侯仁之先生门下。199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硕士学位。接着，他一鼓作气，跟侯仁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侯仁之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燕山以北生态环境敏感地带人地环境的演变》，1995获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该论文由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出版。博士毕业后，邓辉作为侯仁之的助手，留校任教。作为助手，邓辉先后和侯仁之一起编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中国书店2001年版）、《北京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著作，翻译侯仁之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原著于1949年用英文写成，中译本由外语与教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另有自己的专著与学术论文多部篇出版及发表。在教学方面，先后给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本科生讲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生讲授“环境变迁研究”，开设全校本科生通选课“世界文化地理”。除了科研和教学外，邓辉还担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从上述这些经历和成就可以看出，邓辉不仅是侯仁之的得意门生，而且是侯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得道传人。
二、研究其思想翻译其著作
从就读师大时心驰神往，投书侯门，隔墙拜认，到先生去世后含泪衔悲，亲视含殓，洒泪送别，邓辉师从侯仁之长达二十七年。师生相处时间之长，在现代学界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邓辉考进北大读硕士时，侯先生七十五岁，自己二十四岁，相差五十多。这样的年龄差距，就使得先生对学生既有父亲的严厉，又有祖父的慈爱。邓辉先是学生，后作助手。长期的优游涵泳，邓辉在老师言传身教中，耳濡目染，接受老师教诲、体悟老师思想、得到老师真传。在《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环境变迁”思想》一文里，邓辉概括提炼侯仁之历史地理学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和“环境变迁”：“‘经世致用’思想是侯仁之从历史学向地理学转变的动力，‘环境变迁’思想是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实践的指导。”与前者相比较，“环境变迁”概念在侯仁之思想中更为重要。侯仁之、史念海和谭其骧并称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三大家，都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但在学术上各有侧重：史念海侧重于黄土高原环境变迁、军事历史地理和黄河治理等方面；谭其骧偏重于黄河治理、中国陆地边界和海疆等方面；侯仁之在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以外，在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有独特建树。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借鉴西方建立起来的，与他们没有出过国门相比，侯仁之留学英国，跟达比系统地学习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理论的建构方面就得天独厚，富有成效。这些思想浓缩在“环境变迁”概念中。邓辉指出，侯仁之的这一理论“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强调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第四纪地貌学、孢粉学、遥感科学的相互交叉”。这是其他两位历史地理学家所没有的，它“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构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中一个极富特色、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作为学生和助手，邓辉对侯仁之思想的研究还表现在对侯仁之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的翻译上。
1946年，经洪业教授推荐，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达比学习历史地理学。在现代历史地理理念的熏陶下，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侯仁之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北平历史地理》。这部著作分为序论、正文和附录三部分。序论介绍北平地貌地形与地理关系，附录包含北平历史年表、文献来源，以及北平城市地址的变化和附近河道变迁。正文三大部分，讲述北平建城的三个阶段，依次是西周至隋唐的“边疆之城时期”，辽金的“过渡阶段时期”和元明清的“王朝都城时期”。在这里，侯仁之以历史为经、地理做纬，大气磅礴，纵横捭阖，充分运用他熟悉的历史典籍和文献资料，再现了北平两千年来建设和发展的历史。1949年夏，论文通过答辩，侯仁之获得博士学位，同年7月乘轮船回国，于9月27日回到北京。
侯仁之甫到家门，就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活动的准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侯仁之担任燕京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接下来，他参加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工作。1952年，燕京大学取消建制，侯仁之进入北京大学，并任地理系主任。虽然没有脱离专业，但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学习苏联，在教育理念和大学建制方面更是一边倒向苏联，在欧美国家学到的那套理论也就派不上用场。和当时很多留学欧美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一样，侯仁之的《北平历史地理》也尘封高阁，直到64年之后，才由学生邓辉翻译成中文。
从上大学开始，邓辉一直在北京读书生活，长期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写过《元明清北京城市形态中的河湖水系》等一系列文章，还和侯仁之合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可以说，邓辉对北京的历史地理熟烂于胸、了如指掌，讲起来如数家珍。从投师侯门，到送别老师，邓辉师从侯仁之长达27年，先是学生，后是助手，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邓辉对老师的思想十分熟悉。翻译老师的著作，能做到轻车熟路，无生疏隔离之感。邓辉写文章，议理则条分缕析，叙事则言简意赅，抒情则文情并茂，文字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出色。另外，还特别重要也必须强调的是，不同于翻译外国人写的学术著作，侯仁之是中国人，汉语是其母语。因此，在翻译他的著作时要考虑到，如果侯仁之自己翻译，他会怎么讲，怎么讲才能讲得清楚明白。这就不仅要熟习原著的内容，还要熟悉原著作者的语言风格。作为登堂入室的亲炙弟子，邓辉不仅熟悉老师的学术思想，还熟悉老师的语言风格。在翻译时，不经意间学习并模仿老师行文风格和措辞技巧。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看到翻译过来的《北平历史地理》时，就觉得它完全不像是一本英文译本，倒像一本直接用中文写成的著作，完全没有翻译的生硬和痕迹。
与一般的人文社科著作不同，《北平历史地理》有很多手绘的地图和书写的表格，翻译起来，很是费劲。邓辉不厌其烦、不辞其劳，逐一翻译过来、制作出来。整个译著，文情并茂，文图并举。让人一卷在握，一目了然。和很多译著一样，在译文的最后，邓辉还附了译后记。在译后记中，他不仅简略地介绍了侯仁之学术思想的历程、发展和影响，还对原著内容做了概括，言简意赅，收钩玄提要之功、起画龙点睛之妙，即使不读原著，人们看了这些提要，也一目了然，知道原著梗概和要旨。
三、传承侯仁之思想
自古以来，学术的发展不仅依靠学生对老师的学习和研究，更依赖后人对前人的超越和发展。作为门下高足和学术助手，邓辉不仅研究老师思想，翻译老师著作，而且传承老师的治学精神，拓展老师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侯仁之的治学精神有两大方面，一是学术志业方面的“经世致用”，一是学术归旨方面的“环境变迁”。这两方面都被邓辉继承下来。在传承“经世致用”方面，邓辉自进入学界研究开始，就把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例如，有感于商丘城市建设在规划时没有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外圆内方”的城市空间形态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尤其是水运条件等历史地理资源，他发表《基于城市形态发生学的商丘归德府古城空间特征分析》一文，旨在为商丘城市建设规划的完善提供咨询。这不仅对商丘，而且对其他城市尤其是历史名城的建设规划也有借鉴意义。北京是远离大江大河因此严重缺水的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大，尤其通州作为北京城副中心纳入建设计划，怎么利用原来的湖泊运河等水利资源，以增加美感，优化市容，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邓辉发表《元明清北京城市形态中的河湖水系》及《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等一些有关湖泊河道这些水利资源的文章，旨在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咨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表明，邓辉研究学术不是钻在象牙塔里寻章摘句，而是面对现实、服务社会。在继承老师学术归旨的“环境变迁”方面，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在《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一文中，他利用大比例尺航空追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在复原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的基础上，对建城初期的当地生态环境做了一些初步的复原工作，并考察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在《人地关系视角下明清时期京津冀平原东淀湖泊群的时空变化》一文中，他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的环境变迁和人类沿河筑堤、围湖造田活动的探讨，揭示了东淀湖泊群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所有这些，都是对侯仁之“环境变迁”思想的深刻领悟和熟练运用。
学术的演进植根于传承，依赖于发展。作为师门高足和学术传人，邓辉不仅传承了老师的学术思想，而且深化了老师的研究方向、扩展了老师的研究领域。在侯仁之的“潮滦链”思想的指导下，邓辉“在研究的时段上，将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研究，上溯到了全新世早期；在研究的内容上，也从以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为主，逐渐转向区域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在研究工作中，采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研究区域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及互相作用的特点。如在《人地关系视角下明清时期京津冀平原东淀湖泊群的时空变化》一文中，他依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遥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分析，通过复原明清时期东淀湖泊群的演变过程，揭示了东淀湖泊群的地理区域上的人地关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东淀湖泊群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这些都是对侯仁之“环境变迁”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的进一步深化。
邓辉对侯仁之“环境变迁”思想的深化集中体现在《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的理论与方法》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经和纬》两文中。前者中，邓辉提出区域历史地理学。他指出，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是人地关系的浓缩，区域历史地理学更能体现历史地理学的本质。紧扣人地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研究对象，在时间跨度分割上，是全新世以来的历史，不局限于有文字记载以后，当然不排除对某一阶段的考察；在地理范围划定上，是立足于人地关系内容的性质，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现有的地区（如行政区和地质区等），当然不排除对其某一方面的研究。历史地理学基本问题是人地关系，基本要素是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其核心就是在从人地关系出发处理好历史和地理的关系。景观演变法倾向于历史，横剖面法倾向于地理，关键是做到二者的结合，也就是处理经和纬结合问题。《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经和纬》一文将此明确地提出来。结合当时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任务，邓辉强调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特别重视研究方法说，不仅要吸收考古学、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要学习和掌握第四纪地质学、古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孢粉学等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这一理论显然是“环境变迁”思想的深化。
邓辉不仅在研究理论方面深化了老师的思想，在研究范围方面也扩展老师的范围，把研究内容由历史地理延伸到文化地理，而且在研究范围由中国地理扩展到世界地理，这就是他撰写的《世界文化地理》。这本著作虽是教材，可又不失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该书以地球为舞台、以人类为主体，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在地球表层上，勾勒出世界各地区不同文化的形成、差异和演变过程。它突破了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限制，不再将地理学狭隘定义为空间科学，而是引入了时间要素，将历史地理学上的空间属性和时间属性结合起来，更好地阐述世界文化的差异和形成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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