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读”与“劝人读”

    “伯鸿书香奖·阅读推广奖”对我来说，真是一份殊荣。我在获奖感言中用八个字形容自己的心情：喜出望外，受宠若惊。

    和很多学院派学者不一样，我是个不安分的读书人。别人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学问如老僧入定，可以多少年不挪窝儿；我则是“此山看着那山高”，如游方和尚到处挂单，不求“读万卷书”，只想“行万里路”。别人是正规军冲锋，锁定目标，集中火力，定点爆破；我则是游击队作战，“打一枪换个地方”，乐得做一名狙击手，至今还在“让子弹飞”。

    关于阅读，我最服膺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常能体会“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况味。这些年，我自问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阅读推广”，而只是将书斋里的学术“搬运”到了一些读者的书桌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且美其名曰“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如此而已。

    和普通读者一样，学者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一方面要钻故纸堆，做一些所谓的“名山事业”；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当下，了解自己同时代人的所思所为，看看自己能否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常说，一个学者应该用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曲高和寡”的论文和专著，给少数学者看；另一支笔则不妨面向大众，以随笔散文的笔法写一些“雅俗共赏”的文字，使艰深的学术能从书斋走向民间。对于从事古典学问的学者而言，就更需要负起钱穆先生在谈《论语》时所说的“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一是“劝人读”。

    回顾自己的学问之路，似乎一直都没有“消停”过。最初研读的是《世说新语》，一读就是二十多年，至今还在“自己读”和“劝人读”。我在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斗胆提出并拟构了一个“世说学”体系，并暗自规划了一个自己的“世说学工程”，包括文献整理、理论建构和大众普及三类，十多年过去了，相关著作已出版了十余种——我庆幸这个“工程”总算没有“烂尾”。2017年我又和学界师友共同发起了“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届，并创办了“世说学”研究会。《世说新语》是一部“快乐宝典”，而快乐是需要分享和传递的。

    大约在2006年，我的研究兴趣又从文学转向了哲学，对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和《四书》，可以说是非常迷恋，于是“论语学”和“四书学”又成了我的最爱。我在同济大学几乎每年都开《论语导读》和《世说新语导读》，号称我的“双语教学”。因为从《论语》等经典中受益，自然愿意与人分享，于是“自己读”就又和“劝人读”结合起来。儒家经典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启示，就是读书不仅可以读到眼里、心里，甚至还可以读到命里——从此这本书就和你的生命相濡以沫，融为一体了。在“论语学”的研究中，我先后出版了《论语新识》《论语吟诵版》《论语名家演播版》和《四书通讲》四本书，都受到读者的欢迎。我还创办了一个全国性的“论语讲师群”和“论语大家读”公众号，邀请海内外六十余位专家学者为大家线上授课，从2016年开始讲《论语》，一章一章讲下去，讲了三年半。后来又开启了“周末杏坛”，每月邀请一位学者主讲一个专题，两到三位学者与谈，至今已讲了75期，而“论语讲师群”的公益课也将近600场。

    最近这些年，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书院学”——这是一门更具践行品格的学问。从2015年起，我和一些朋友发起、召集了“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我们每年会围绕一位先贤或一家书院设计主题，撰写论文加以研讨，希望为传统书院的现代转换，做一些理论检讨和实践拓展的工作。这个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届，吸引全国书院界的学者和书院同道千余人参与。

    我很早就喜欢诗歌，不拘新旧体，兴之所至，也常率尔操觚，信笔涂鸦。近些年，因为学科方向的调整，我的研究兴趣又集中在古典诗学领域，尤其是“儒家诗学”，让我沉迷陶醉。2012年，我发起成立了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策划出版了《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11卷和《中华新诗档案》一卷，还主编了诗学集刊《原诗》，秉承“大诗学”概念，将古今中西诗学兼收并蓄，并行不悖，今年将会出版第五辑。

    其实，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我却能双向奔赴，乐此不疲。我发现，读书、讲学、写书、办会，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整体，从“世说学”到“论语学”，从“书院学”到“儒家诗学”，不断的“跨界”使我的学术生命得以延展和丰富，而“自己读”和“劝人读”更让我体验到了经典传习中独有的一份快乐。我想，这条不受时空拘囿而能与古人和今人发生“量子纠缠”的读行之路，我还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