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中国人文学术出海远航

    █《文史哲》国际版的办刊思路是：不照搬中文版的模式，不以学科为单元，而以专题为形式，以问题为中心，将中国大陆学界一流的作品推介出去。

    █目前国家对英文期刊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英文科技期刊上，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为例，该计划资助了多家国内高校或机构主办的英文科技期刊，推动了这些期刊的快速发展。而针对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支持计划。

    █英文学术期刊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评价标准。目前国内英文期刊的评价仍以国外数据库是否收录为标准，但这类数据库的许多要求都不适用于国内英文期刊的情况。

    █从外部环境而言，我们希望国内高校能培养更多具有中国古典学术素养的外语人才，一方面为外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古典学术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加强中国古典学术专业学生的外语能力，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人才支持。

    2024年4月20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十二“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文史哲》国际版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则是与会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2014年6月，《文史哲》国际版正式创刊，其英文名称并未直接翻译“文史哲”三个字，而是定为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意为“中国人文学刊”，其向西方推介中国人文学术的宏愿乃是显然可见的。国际版由《文史哲》编辑部负责选题策划、组约稿件和编辑加工，由具有300多年历史的欧洲（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负责出版与发行，严格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实行国际学术期刊界通行的匿名同行评审制度，并由王德威、王靖宇、夏含夷、柯马丁、安乐哲、池田知久、斯波义信、陈来、李伯重等20余位海内外一流学者组成编委会。应该说，无论办刊初衷还是由此而进行的体制建设，《文史哲》国际版的起点都是很高的。

    以专题聚焦学术热点

    《文史哲》国际版创办之初，时任主编王学典教授提出这样的办刊思路：不照搬中文版的模式，不以学科为单元，而以专题为形式，以问题为中心，将中国大陆学界一流的作品推介出去。这一思路既与“中国人文学刊”的初衷相吻合，也明确了《文史哲》国际版并非中文版的英文翻译，从而将两份期刊区分开来，可以说为国际版指明了基本方向。

    经过反复讨论，创刊号主题被确定为“Forms and 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形态），即对秦至清末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讨论。之所以确定这一选题，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乃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此，编辑部遴选了能够反映当今中国代表性学者最新探索的文章，如已故张金光教授论述中国古代社会为“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以及李若晖教授将秦至清末这一长时段概括为“郡县制时代”的文章。创刊号刊发中国学者文章6篇，海外学者文章3篇。这一策划是颇为成功的，既体现了《文史哲》应有的风度和底气，又打破了故有的办刊模式，从而走上了一条更为恢弘的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之路。

    自此开始，《文史哲》国际版每期围绕一个中国人文学术的重要问题，选译近年大陆学界的代表性作品，追踪国内人文学界重要动向，向国际学界发出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声音。从创刊号开始，至今已出版24期22个专题，分别为“Forms and 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形态）、“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世界文明对话）、“Ming and Qing Dy⁃nasty Literature”（明清文学研究）、“Early Confucian Thought”（早期儒家思想）、“Myth and Legend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 ）、“Historical Memory and Changing Paradigms”（历史记忆与范式变迁）、“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Meritocracy China”（贤能政治在中国及其可能性）、“Daoism and Sacred Spaces”（道教与神圣空间 ）、“Between Fact and Legend:Xia Dynasty Historiography”（传说与真实之间：夏代历史编纂）、“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Ancient East Asia”（古代东亚秩序）、“Reevaluat⁃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Di⁃vision between Mencius and Xun⁃zi”（重估孟荀二分的传统儒学格局）、“Limitations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Theory”（反思唐宋变革论）、“Mohist Studies”（墨学研究）、“New Interpretations of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中古文学）、“Reflections on Han Fu Po⁃etry”（汉赋与汉代文学）、“New Contributions in Tang Poetry”（唐诗研究新进展）、“All under Hea ven:Evolving Ideas on the Identi⁃ty of China”（天下：中国认同之历代演变）、“Founding Histories of China’s Northern Kingdoms”（北族王朝开国史）、“Ming and Qing Dynasty Novels and Commercial Society”（明清小说与商业社会）、“China’s Ancient Rites and Ritu⁃als”（中国古代礼制）、“Sinographic Literature Studies”（东亚汉文学）、“A New Discussion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新论）。

    这些专题均为近年文史哲研究领域的重大热点问题，国内相关研究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但限于种种条件，这些论文不一定能够及时为国外学界所了解，尤其是那些发表在国内一些不太知名期刊上的论文，其为国外学界所了解的几率可以说很小。在这种情形下，《文史哲》国际版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集中向国外推介，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文史哲》国际版很快被国际汉学界所接受和认可，获得了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等知名中国研究学者的赞誉，美国古代中国研究学会会刊《古代中国》（Early China）的主编艾兰教授也在该会刊上向西方学者介绍并推荐了《文史哲》国际版。2018年，《文史哲》国际版被全球规模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Scopus收录，2019年又顺利通过专家审核被收入欧洲ERIH PLUS索引（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索引）。自2020年起，《文史哲》国际版实现开放获取，文章下载量和阅读量不断攀升，2022年度下载量近4万次，逐步扩大了杂志在国际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何过好翻译关

    《文史哲》国际版要实现自己的办刊目标，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创刊伊始，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翻译。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首先要过翻译关，中华文化能走多远，则首先取决于翻译的水平。创刊号的文章翻译先后尝试过三个方案：最初，译者由作者本人推荐；后来，又邀请翻译系的老师参与；最终调整为以中国古典学术为专业的英语母语者。经过检验，第三个方案的效果最好：译者的母语为英语，可以确保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其专业为中国古典学术，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传达。因此，从创刊号发行至今，国际版便一直沿用这个翻译方案。

    不过，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翻译方案进行调整。虽然我们的译者接受过中国古典文化的相关训练，但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术业有专攻，译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处理熟悉的领域和主题时，他们的译文质量较高，但面临不太熟悉的领域和主题时，就会出现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化的英语母语译者数量很少，我们难以为每篇文章都找到研究方向十分契合的译者，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善译文的质量。例如，在开始翻译前，我们会请原文作者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加工，尤其是把文中引用的古诗文尽量翻译成白话文，并对含义复杂的专有名词进行解释，以帮助译者理解。在翻译阶段，我们会请研究方向契合并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译者与英语母语译者合作，由中国译者进行初步翻译，英语母语译者负责润色修订，两人共同完成一篇译文。但这种翻译方式耗时较长，而且一篇文章需要支付两份翻译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所以尚未得到普遍应用，每期大约只有一两篇文章会采用这种方式。

    对于翻译质量的最终掌控，则依赖国际版编辑的后期审校。我们的编辑团队在一般的编辑工作之外，还要承担译审的工作，这对编辑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外语水平要求都很高。译稿经过责任编辑处理后，还需经过国际版执行主编和博睿出版社编辑的审校，这样层层把关，最终才得以见刊。

    在翻译中国古典学术的文章时，我们遇到了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例如，按照西方汉学著作的惯例，历史人物首次出现需注明生卒年，帝王首次出现需注明在位时间，朝代首次出现需注明起止时间，但国内多数论文一般没有这样的习惯，就需要予以补充。又如，一些论文引用海外汉学著作的中译本，我们在翻译时不能把引文直接翻译成英文，而是要找到那些著作的英文原文，但有时译者并不知道这些引文有英文原版，或者根本找不到，需要编辑为译者提供英文原版或帮助查找原文。有时候，在核对原文后，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引用的中文译本在翻译上出现了错误，导致讨论也出现了问题，则需要联系作者重新考虑论文中具体观点的表述。国际版将这些常见问题整理成一份译者手册，发给译者作为参考，并在审校过程中及时进行反馈。因此，我们的译者不仅要具备合格的语言能力和古典文化素养，还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培训才能真正胜任。可以想见，这样一支翻译团队的组建十分不易，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的译者，我们会保障译者的署名权，并尽可能提供较高的翻译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版的办刊过程中，翻译费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包括翻译费在内，国际版的一切支出均由编辑部承担。除了向博睿出版社支付出版费用外，实现开放获取（OA）后，还要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国际版创刊之初采用的是传统的订阅模式，这种模式会向读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为了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自2020年起改为开放获取。西方期刊的开放获取主要采用“金色OA”的方式，也就是向作者收取文章处理费（APC），而极少数期刊会采用“钻石OA”的方式，由资助的机构或国家来承担这笔费用。《文史哲》国际版采用的便是“钻石OA”模式，但费用完全由编辑部承担，没有任何资助。

    问题与挑战

    办英文学术期刊很难，这是可以想见的；而办英文人文社科期刊尤难，这是需要我们正视的。目前国家对英文期刊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英文科技期刊上，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为例，该计划资助了多家国内高校或机构主办的英文科技期刊，推动了这些期刊的快速发展。而针对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支持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资助专著的外译出版，虽然也包含对外文期刊的资助，但在资助外文期刊时，要求该期刊须有CN刊号，也就是在国内发行的外文期刊。然而，包括《文史哲》国际版在内，中国高校或机构主办的英文期刊通常会选择与国外出版商合作，借助对方的平台发行、宣传、推广，从而扩大海外影响力，即所谓“借船出海”。这类英文期刊没有CN刊号，也就无法申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所以，《文史哲》国际版所做的工作固然是为了助力中国人文学术出海远航，但其本身的行稳致远，显然也需要助力。

    英文学术期刊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评价标准。目前国内英文期刊的评价仍以国外数据库是否收录为标准，但这类数据库的许多要求都不适用于国内英文期刊的情况。例如，经过长期努力，《文史哲》国际版已经被Scopus和ERIH PLUS收录，但仍未进入人文领域最重要的A&HCI数据库。该数据库重视原创文章，而国际版主要是把国内各类期刊已发表的文章翻译成英文，这并不符合其要求。正如《文史哲》副主编李扬眉老师所说，国际版如果想发挥更大作用，进入A&HCI是必要的，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做到原发。当然，我们也希望A&HCI数据库考虑到中国英文期刊的特殊情况，中国古典学术领域的学者大多不具备直接用英文写作的能力，《文史哲》国际版力图发挥窗口和桥梁作用，把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人文学界，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与西方期刊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采用同一评价标准。

    回顾《文史哲》国际版十年走过的历程，可以说取得了不少令人欣喜的成就，也遇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曾有过放弃之念，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对于下一个十年，现任《文史哲》主编杜泽逊教授表示，国际版有着新的规划和期许。

    在基本建设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选稿、编辑和审校体系，扩充编辑团队，改变一人身兼数职的现状，明确分工，提高效率；在翻译方面，我们将不断更新译者手册，加强译者培训，继续探索中国译者和英语母语译者的合作方式；在内容方面，则加入更多的原创性文章，其中既包括作者直接用英文撰写的文章，也包括未发表文章的英文版。李扬眉老师设想，我们可以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组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前策划和确定主题，谨慎选择和邀约作者，争取把国际版刊用的稿件随后发表于中文版，以加强对优秀作者的吸引力；同时，国际版文章也可以要求作者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征引和罗列材料，以便降低翻译难度，也有利于向海外推介。从外部环境而言，我们希望国内高校能培养更多具有中国古典学术素养的外语人才，一方面为外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古典学术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加强中国古典学术专业学生的外语能力，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人才支持；同时，我们期待国家能够加大对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的支持力度，首先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增加对《文史哲》国际版这类期刊的支持，进而出台类似“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方案，并建设自己的学术出版平台，让英文人文社科期刊节省“借船出海”的费用，把资金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在评估方面，则希望各种重要数据库关注《文史哲》国际版这类的期刊，进而建立全新的英文期刊检索数据库，以形成适应国内英文期刊的自主评价体系。

    （本文作者为《文史哲》国际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