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 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学者孙立天的新书《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从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红票（谕令）切入，梳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互动关系，由此来重新审视和解读在当时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社会。孙立天认为，“红票”从内容到交流的方式，具有强烈的“中西交流”的特征，是一个可以切入到中西交流历史书写中的理想物件。此外，这张未被正史记载的“红票”还代表了一种可能：即在当时全球交流的背景下，一些不为人知的清代历史可能保留在海外的档案或者物件中。即此一端观之，通过海外资料来重新看待清史俨然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陈寅恪先生曾说，研究历史应该对古人有“了解之同情”。在孙立天看来，“同情”的起点是尊重，首先要尊重当时人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站在后来者知道历史结果的角度，评点一番，但我们需要尽量地把当时人的判断和我们现在人的判断区分开。”在《康熙的红票》中，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历史研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已经逐渐开始放弃宏大叙事。因为许多宏大叙事以及理论，都经不起细节的推敲。我的这本书只是众多反对宏大叙事理论中的一本，也就是用细节来反对理论。”
细节之外，孙氏鲜活的叙事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近日，就书中论及的相关问题，本报采访了远在纽约的孙立天。
通过海外资料重新看待清史
中华读书报：国内外做传教士研究的学者很多，但您从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红票（谕令）切入，梳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互动关系，由此来重新审视和解读在当时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社会。简略来说，“红票”可视为清初中西交流的一个具象和缩影。这个角度很有意思。您是怎么想到从红票切入梳理研究这段历史的？
孙立天：“红票”是康熙内务府印刷出来，发往欧洲的一封公开信。康熙吩咐广东官员，把这封公开信交给过往的欧洲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同时康熙也把“红票”交给从北边过来的俄罗斯商人，让他们把信从陆路带往欧洲。这封公开信的内容，是康熙向欧洲表明他派了传教士做自己钦差去往欧洲，但十年了，人都没有回来。红票从内容上说，是康熙发往欧洲的一份寻人启事。
“红票”从内容到交流的方式，都具有强烈的“中西交流”的特征，因而它是一个理想的物件，可以切入到中西交流历史的书写中去。
这张“红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在国外已知有18份藏在各大图书馆中，但在2019年北京举办的拍卖会前，这张红票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语地区都没有出现过，同时在我们所有的清史记录中也都没有提到过这张发往欧洲的红票。从这个角度说，其实这张“红票”还代表了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全球交流的背景下，一些不为人知的清代历史可能保留在海外的档案或者物件中。通过海外资料来重新看待清史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索的领域。《康熙的红票》能够讲出一些新故事，就是得益于西方留下的材料。
中华读书报：当时您是如何发现和接触到这些西方材料的？ 您说通过海外资料来重新看待清史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是否意味清史研究的空间还非常大？
孙立天：我用到的那些西方材料没有私密性，平时在学习中都可以接触到。实际上，清史研究很早就在使用朝鲜使团入华后留下的记录，这其实也是用他国的记录在研究清史。而用西方的材料来解读中国历史，是西方汉学界一直在做的工作。特别是16世纪以后，全球联系在加强，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都是各国材料并用的。比如，哈佛大学费正清在1940年代总结清朝对外关系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到有许多重要的入华使团在清代的正史中完全没有记录。比较有名的就是康熙接待过的两个教皇使团，还有两个俄罗斯彼得大帝派到中国的使团。但这些使团在西方材料中有详细记载。为什么清朝的正史中没有记载接待这些使团？ 一直以来都没有解释。而且还有我提到过的雍正派往圣彼得堡的使团，中国所有的历史中也都没有记载。
如果我们知道有许多大事没有记载，那么我们通过清代官方记载看到的，总结出的规律就可能有问题。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清初闭关锁国，这个说法是通过清朝正史中留下的记录而得出的总结。如果我们通过西方材料知道康熙和雍正的许多外交活动，任何人都不会再认为清初是闭关锁国了。
确实，我个人认为西方材料对重新认识清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书中提到的传教士，他们是内务府的人，处于清朝权力的核心位置，因而他们留下的记录对了解清朝的政治起到重要作用。读过《康熙的红票》的读者应该会有直观感觉，西方材料为我们大家已经熟悉的康熙朝带来了哪些新的故事，是如何让我们重新认识清史的。
中华读书报：您长期在西方学术圈，有机会接触传教士一手材料。就您掌握的材料来看，当时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件和撰写的介绍中国的书籍，对中国在西方世界树立东方大国形象起到了多大作用？ 在当时，除了传教士，西方还有其他了解中国的途径和渠道吗？
孙立天：全球航行以后，沟通世界的就是两类人，传教士和商人。商人把中国瓷器以及茶叶等卖到欧洲，这些商品对于欧洲的普通人来说，就是代表了中国。这跟我们现在说到奔驰、宝马想到德国，说到苹果手机想到美国是一样的。当然对于欧洲认识中国来说，传教士写的东西肯定是最重要的材料。而且他们写的东西还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推动，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因为当时欧洲在16世纪印刷术普及和发展后，到了17、18世纪，出版业是一个竞争激烈、有巨大利润的行业。所以传教士写的异国风土人情是出版商追逐的材料。这里的异国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世界其他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有很多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而且基本每本书都同时有多种欧洲语言的翻译版本。另外，对于欧洲教会来说，他们派出传教士到中国后，要为这些传教士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因而他们需要募集善款，找捐助。传教士写下的异国他乡的文字，经过教会编订后，就是他们募捐的宣传资料。所以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不是档案材料，而是直接影响大众观念的东西。在传教士之外，几乎每个入华使团，在回到欧洲后，都会有团员从不同角度写出游记、见闻来出版。这也是当时欧洲获取中国材料的途径。
康熙的世界意识：联合俄罗斯解决北方边患
中华读书报：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源自作为其老师的传教士南怀仁的教导和培养，如康熙学习西方数学可谓当时满汉传统中的先例，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西方数学的人。您在书中谈到，南怀仁除了教授康熙具体的知识以外，还深深影响了康熙对世界的认识，使得他先于他的群臣走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也影响了大清后来一百多年北方和西北方向的战略部署。具体而言，康熙受到传教士的影响有哪些？
孙立天：除了具体的知识以外，我想传教士对康熙最重要的影响是让康熙知道了世界有多大。我们说到“世界”，从小开始就是“四大洲五大洋”，这就像地球有引力，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但在康熙的时代，“世界”的观念还正在形成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像书中提到的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了，但其实连黑龙江以外很多地方的地图都没有，对很多区域都只有模糊的概念。
另外，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要吸取明亡教训，最大的问题是两点，一是宦官问题；二就是北方边患。这两个问题也是持续困扰中国历代政治的问题。鳌拜时期，通过内务府接管宫内宦官，清朝首先解决了这个持续在中国政治中惹出麻烦的宦官问题。对于北方边患，我们中国很早开始修长城，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努力。康熙在平定了南方的三藩之乱后，马上就把整个国家的重心转到了北方。而康熙解决北方问题的战略布局就是联合俄罗斯，然后再来平定北方和西北的边患。明朝和俄罗斯是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康熙与俄罗斯联合来解决北方边患的思维，是历史上的战略创新。这个创新的基础是有世界意识，同时需要了解俄罗斯的地理，知道它的重心在欧洲一侧，以及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特点。有了对俄罗斯的了解，才有可能做出与俄罗斯联合的战略决策，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后来的雍正和乾隆在解决西北问题上，也是延续康熙联合俄罗斯的战略。雍正还派了使团到圣彼得堡，当然这个使团在清朝所有历史档案中也没有记载，到了1950年代，才有学者从俄罗斯的档案中发现还有这样的使团在历史上存在过。
中华读书报：在当时的中西交往中，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平等交流的状态，互相启发，互通有无。这和近代以来那种一提西方即意味着先进和进步的观念大不相同。这一观念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今天我们对西方世界的印象和接受。
孙立天：在欧美自己的历史中，写到海外探索部分，基本都会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在这个起点下，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先后称霸世界海洋，也开始了对许多国家的殖民。在这个历史叙事下，仿佛欧洲1500年后，就很强大，也很先进。但实际的历史并不是这样，欧洲一直到1700年前后，都是弱者，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当时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从东面压迫欧洲，向欧洲一步步推进，俄罗斯也在向欧洲扩张。在康熙时代，西方并不是先进的代表。到底西方什么时候开始渐渐超过东方，是一个历史中的大问题，有些学者把时间定在大概1800年左右。因而我们在看待明清之际的中西交流时，需要暂时忘记1800年后的历史，忘掉后来西方的强大，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那时期的中西交流。
中华读书报：清初历狱案导致了此后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交往减少，因之也部分隔绝了文人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机会。这里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即自明代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开始，都是走的与汉人官员和士大夫交接的路线，而到了清代，传教士改变策略，走的宫廷路线，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皇帝。对比这两条路径，就传教士一方而言，您认为孰优孰劣？ 于中国而言，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
孙立天：其实传教士不是在做选择，而是迫于现实在调整。就像书中开篇讲到的两位传教士在四川传教。明末的时候，他们要在四川立足，就要在当地读书人的关系网中想办法。后来张献忠入川，他们也只有适应，再后来满人的大军来了，他们也要适应，学着吃马肉。传教士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传教，所以他们必须适应现实中的生活。
对传教士而言，接触到康熙，获得康熙的照顾，对于他们传教更有利。客观数据表明，明清之际，康熙时期的信教人数最多。但这个有利，本质上是来自于政治。所有涉足政治的策略，都是高回报但同时也具有高风险。政治的高风险已经在中国历史中反复证明过，佛教历史上的佛难，很多次都是在和尚参与政治以后发生的。后来，雍正朝天主教被禁，在我的分析中就是因为传教士跟康熙有些皇子走得太近，卷入了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所以雍正禁教在我看来是宫廷政治的一部分。
于中国而言，明清模式各有利弊。无论哪种模式，其实关键是要遇到合适的人，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传教士遇到康熙，是个历史偶然。康熙好学、执政61年、有雄心，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明代传教士与士大夫接触的模式，其实发展得也很好，越来越多重要的士大夫参与进来，但可惜的是这个模式遇到了明清更替，就被迫结束了。谁也不知道要是明代的模式能安稳运行一百年，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历史的宏大叙事经不起细节的推敲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提到，从中国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很特殊。您认为耶稣会士在清宫的地位，实际上是扮演了皇帝仆人的角色，即清朝“包衣”制度下的奴才。这一身份定位此前学界从未有过。您这个论断的依据是什么？
孙立天：确实，我书中提出的康熙与传教士处于主奴关系中，是中外学界第一次提出。对于关系的认定，有两种社会接受的模式：一是法律文件，二是行为方式。比如我们现在判定夫妻关系，最直接的就是看两人是否有结婚证这个法律文件。如果没有，或者找不到结婚证的情况下，就通过两人的行为方式来认定受否存在婚姻关系。学界中对是否是奴才的认定，其实也是这两种方式。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能找到清代八旗中的官方记录，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户口记录，那么这样就能很直接地确认奴才身份。当然，学界也公认，留下记录的奴才只是极少的部分。所以，一直以来对奴才身份的判定，观察行为方式是重要的判定依据。比如，上的奏折中反复自称“奴才”的，这种行为方式就是主奴关系的一个指针。对于传教士来说，我的书中提供大量他们行为方式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归内务府管理。这个机构就是清代政治中为皇帝管理他奴才的机构。
中华读书报：关于禁教，学界从20世纪初开始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排外，后来略有不同且影响非常大的是法国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其观点鲜明地体现在该书的副标题“A Conflit of Cul-ture”，直接点明“文化冲突”。但您从原始材料着手，得出雍正禁教是其个人原因所致，远非后世学者论及的宏大叙事。
孙立天：历史研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已经逐渐开始放弃宏大叙事。因为许多宏大叙事以及理论，都经不起细节的推敲。我的这本书只是众多反对宏大叙事理论中的一本，也就是用细节来反对理论。
关于雍正禁教这部分的论证思路其实很直接。因为康熙儿子众多，但有禁教之心的只有雍正。这在各种记录中很明确。除了已经被流放的康熙皇子以外，就是与雍正关系密切的皇子，私下也并不赞同雍正禁教，还帮传教士活动疏通。所以当时并没有什么“历史趋势”或者“文化冲突”这样的大原因需要禁教。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受；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您这本《康熙的红票》，感觉更多是依据当时的原始材料，回到历史现场来还原史实。您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所秉持的原则是什么？
孙立天：我很赞同陈寅恪先生说的做历史应该对古人有“了解之同情”。“了解”就是把事情的原委搞明白。“同情”其实就是要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当时的决定和行为。我想“同情”的起点是尊重，首先要尊重当时人的感受。
当然我们也可以站在后来者知道历史结果的角度，评点一番，但我们需要尽量地把当时人的判断和我们现在人的判断区分开。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