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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出版家是1978年以来从事出版活动并以其思想、言行、业绩推进，影响了出版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出版人。改革开放出版家重塑了中国社会四五十年的时间和空间。其时空意义被中外学者以不同的语言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这应该说是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中长时段事件。改革开放出版家见证了历史的荣光，自然应该请他们从历史的纵深处走向前台，以他们为主角呈现历史变迁的机理。这是出版本有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功能在中国历史偶然的缝隙中的有力释放，那是出版在数字化传播浪潮的前夜有效展示观念推广和知识传播力量的必由之路。
耿相新于我，最早是个传说。1990年代前期我在郑州谋饭，他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工作岗位上策划了很多好书，如“新潮文史书系”“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等。河南出版界流传的口碑里，范炯第一，耿相新第二。几年后，相新担任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副处长，我羡慕他年青得志。惜无缘识荆。
初识耿相新
第一次见相新是2008年4月底某日，第18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在郑州隆重举行。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宴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社长是我任教北京印刷学院时的老领导，他邀我同去。原来，那天下午，河南省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一致同意耿相新由编辑职称评定为编审职称。相新担任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多年，一直不申报职称，礼让社里合格同事先上。后来组织找他谈话，他担任一个地方人民社的总编辑却只有编辑职称，一个中级职称的总编辑要签署三审意见，审决高级职称的一、二审意见，极不利于工作。话说重一点是违反出版制度，由是他才申报编审。
那天晚上的宴请，主人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相新并不多言语，细察有些许腼腆，在领导的数落面前像做错事的孩子，有无之间，微笑的神秘更显其内心淡定的幽深。我由此认同，耿相新是一尊有个性有内涵的存在。正如他方正的脸庞、浓密洒脱略显放纵的头发显现的个性化身体形象，有着丰富的意涵。
我们此后的工作并无交集，我对相新了解甚少，见识他冷门绝学是2011年11月26日。那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相新著作《中国简帛书籍史》出版座谈会。耿著于当年6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介绍者说该著是“国内第一部从出版人的视角来结撰的独立的中国书籍史。著者使用出土文物实证和当时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还原了简帛书籍——中国最早的书籍形态，先民原创性思想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传播及阅读的整个过程，揭示出书籍的遗传基因”。我于会前数月受赠此书，惊叹莫名。实际主持《中国出版通史》的魏玉山先生在会前发表书评指出：“我们组织《中国出版通史》的研究编撰时，对于‘先秦两汉’这一卷能否单独成册都有所担心。后来《中国出版通史》的‘先秦两汉’虽单独成册，但字数比其他卷少。《中国简帛书籍史》的历史跨度比‘先秦两汉’少了四百多年，并且限定在简帛书籍史的范畴，其史料搜集的难度更大。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这样一个难题破解得很好。全书40万字，不仅内容丰满厚重，而且翔实全面，把与书籍出版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那天的座谈会由三联书店总经理主持，与会嘉宾以出版圈外的学者居多，如李零、王子今等简帛研究者，孙燕京、孙家洲等史学研究者；出版研究者并不多，仅北大肖东发等少数几位。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肖东发先生的发言。他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出版通史”中，主持先秦两汉卷。听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才知肖先生优长在先秦出版史，这可能也是其师承所在。他在发言中肯定耿著填补空白，也希望进一步强化时间脉络，更充分解释简帛的影响。李零先生认为，面对简帛书籍史，值得探讨一个看似细节实则重要的问题：文字的起源、书的起源、文书的起源，这三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同一概念。就我当时的记录来看，李零还就耿著某几页中的某些表述提出了质疑。这具体知识点的商榷当然是专门专业的。李零发言更启发我的是，李、耿都高度重视中国简帛书籍史起源。关于书籍的诞生，耿著提出了三个必备条件：文字系统的成熟；知识体系的形成；思想传播的需要。如此专业的思想交锋，恰如“中国简帛书籍史”的专业讨论场域，启发我这一门外汉从另一角度认识其历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前提。
相新在座谈会结束前回应说，他“一直在出汗”，让人感到他的可敬可爱。他回应的主题是为什么写这书，现存的中国出版史有缺项，不把源头解释清楚，难以知后；出版学科很少关注读者和阅读，更不把作者当做群体；他想对书籍史及其对文化的贡献做出自己的思考。他在该书后记中说：“我像书的教徒，誓愿给书——中国的书，写一部通史，献到书的神前。”
已卸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改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于友先先生也出席了那天的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河南的出版任务很重。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说着说着，老署长拉起了家常：有人说耿相新像艺术家，不像学者；有人说他像河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而不像大象出版社总编辑。这回轮不到他先笑，围坐者多人大笑。老署长弃套话官话而拉家常，是为看着相新的成长而高兴吧，是为《中国简帛书籍史》出版座谈会能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史学圣殿召开而高兴吧。当天晚上，我在《中国简帛书籍史》的扉页记下这几句话：
今天会议上，于友先老署长言及相新形貌。我有同感。我更关心的是，耿出身北师大名校名师，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写了这样一部书？ 勇于进军简帛这样“独门绝技”的专业领域，或者说，正因为出身名校名师，他才有那番心境与胸怀、师承与才干写这样一部书籍史。由此该进一步追问，耿相新的出版观是何、为何？他的出版研究的动力、激励何在？ 他所以要在书中将文辞写得那么优美固然与他青年时喜欢写诗难脱干系，另与他出版家的身份与经验又该是怎样的关联？ 他是否因为是出版家而更关注读者，而对出版研究的视角另有与其他类型学者们不同的取舍？
世界史研究专家杨共乐教授在那天的座谈会上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出版家在成长”。我深有同感。在出版史专门讨论会上听说这一命题，令人耳目一新，记忆犹新。如果耿相新属于“中国新一代的出版家”，那“中国新一代出版家”的内涵如何界定，外延如何划分呢？ 其代际又将如何区分呢？ 如何在新中国出版家群体区分其代际以认识其群体和个体特征，如何在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中区分其代际以认识其群体和个体特征？ 相新以《中国简帛书籍史》为导引，把我带入改革开放出版家研究的问题情境。
改革开放一代出版家
2019年底，我兼事其中的《现代出版》改版，新定位提出办有一定学术性的专业期刊。为展示改版后强化学术的新气象，第一期策划并推出了出版史研究方法论专题。在叫好声中，执行主编又临时提议将该专题延续三期，且第三期要找一位重量级作者写篇厚重之作作专题总结。内心摸排多日后，我想到了相新。就约稿事宜琢磨多日后，我告诉了相新。他并未当即接受，只答应想想。三周后答应撰文，我总算踏实一点。2020年4月30日晚上，他把《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发我邮箱。我5月2日回复他：“今天上午静静读了尊文。感谢您较全面、系统地表达了您出版学（史）方法论的思想。这是一篇出版学青年学人的必读文献，标引着第二代出版学家对第一代出版学家的超越。我想刊发后将有更多的同道认同我的观察，感谢您的思想。过几天我再细读一两遍后再复您。”耿文观点的铺陈，既有其概念谱系，更有其观点背后的专业逻辑。这就明显区分于过往出版研究中“我认为”“我主张”为代表的出版家个人经验式认知，因而我说“标引着第二代出版学家对第一代出版学家的超越”。《现代出版》刊发耿文后，新华社读书网页6月12日下午转发，浏览量后来达到111万+，如果不是置身其中，我简直难以置信。他次日上午给我发微信说：“很吃惊现在有90万+的浏览量，这是个论文传播现象，我们正好在现场，在场域内感受纸媒和互联网平台传播的落差。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篇文章。”我真想就此展开分析，后因材料困难而未果。
2020年8月22日，我应邀参加由河南大学举办的一个报刊史研讨会，21日顺访相新。我此前已将访谈提纲发给他，所以当天上午在他办公室里的访谈紧凑、活泼而又轻松。访谈结束时，他通过微信发回访谈提纲，原来他事先逐一回答了我的问题。这让我很惊喜。
这次访谈，我后来略事整理疏证，以《数字时代出版理论的一种建构》为题发表于《中国出版》2021年第2期，新华社读书网页转发后，浏览量达到150万。
出版家的精神世界
编辑家、出版家的精神世界，在我看来是出版家研究中最值得探寻的前沿领域，对我也更具挑战性。静读相新赠我的诗集，我才意识到，相新“三位一体”，他的以诗词为代表的艺术实践，以出版史、出版理论研究为代表的科学实践，出版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实践，各自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分别看来，难免片面单维，难以理解其整体性的思想文化意义。他实际丈量、标示了一个改革开放出版家关于出版媒介思想、人文社会思想的可能达到的广度。他固然“三位”更是“一体”，只有全面综合地看，才更深切地感知、触摸到相新那感性与理性交织、单纯与复杂重叠、清澈洞明与模糊朦胧交融的精神世界。相新的出版修为、业绩曾召唤、激励我观察。循迹走近，凝望再三，发掘发现的欣喜与解释难全、求全无措的顿挫同生。近观之后反省自己的挫折，我才猛醒：面对包括相新在内的新一代改革开放出版家，可以也应该近观，但更需要远观；相新的精神世界已然实然为一个开放的召唤结构，还将继续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召唤到另外不确定的探究者。单一视角在这一艺术、科学与文化交融的对象面前难免捉襟见肘，解释乏力。这恰是一个出版家的魅力，一个较充分发育的改革开放出版家的精神世界所释放出来的思想魅力。
面对相新的精神世界，我唯余言说的谨慎。有所认知认定而又不能完全回避断言，便转而展示走向推断的思想框架与思想向度，希冀观察相新的框架与向度更能承受时间的检验。心有不甘之后，以下两点不妨坚定：第一，相新的言行、业绩已经属于过去，他的心灵与思想属于未来。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时空割裂地推断，我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第二，如果说改革开放出版家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璀璨群星，那么相新就是其中的新星之一，因为相新是这一群体中精神发育充盈充分的个体。认定他精神发育更充盈充分，不仅在于他稳健积极的出版职业生涯，更在于他躬耕艺术、科学、文化三领域且交相辉映。
明确了这一逻辑起点后，紧接而来的问题集中于，相新作为改革开放出版家的样本价值何在？ 我自信提出这一问题的出版史论价值，其逼近的答案未必由我给出。尽管目前还难以就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的总体性存在和功能性价值做出较为深入系统全面的内在结构性分析与陈述，但不妨以相新为样本予以例证或者进行部分检验。
改革开放出版家是1978年以来从事出版活动并以其思想、言行、业绩推进，影响了出版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出版人。改革开放出版家重塑了中国社会四五十年的时间和空间。其时空意义被中外学者以不同的语言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这应该说是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中长时段事件。改革开放出版家见证了历史的荣光，自然应该请他们从历史的纵深处走向前台，以他们为主角呈现历史变迁的机理。这是出版本有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功能在中国历史偶然的缝隙中的有力释放，那是出版在数字化传播浪潮的前夜有效展示观念推广和知识传播力量的必由之路。
中长时段的历史叙事有多种方式，改革开放出版家是其中之一。“书和人和我”的内在结构确证了这一叙事方式的解释力。出版家早已中外存在，改革开放出版家则只有1978年后的中国才有。称呼改革开放出版家首先出于历史的尊重与还原，其次以此称谓高度概括这一出版家群体的精神品格与历史功绩。中长时段事件的对象性要求与之对应的方法论，年代、首都—地方便成为观察改革开放出版家、叙述改革开放出版史最基础的两个维度与工具。
陈翰伯、陈原、范用、胡真、罗竹风、巢峰等是改革开放出版家的第一代。陈翰伯以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身份，敢作敢为，大胆启程中国出版改革。胡真作为地方出版家，率先举起“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旗帜，卷起千堆雪。第一代改革开放出版家大多是“党内老革命”，拨乱反正恰当时，为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开放泄洪放水就是他们的担当。
继往开来的“30后”出版家，首都出版家以刘杲、沈昌文等为代表，地方出版家以李景端、刘硕良、李冰封、弘征等为先锋。1980年代是他们的人生盛年，文化启蒙是他们出版活动的使命和历史功绩。“40后”出版家以董秀玉、郑元绪、王维钧等为代表，他们作为主力参与1990年代中后期的出版改革，市场化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主潮，也是他们出版理论和实践的主调。“50后”出版家以陈昕、李昕、汪家明、俞晓群等为代表，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走上出版岗位的新生代，为中国出版业带来新风貌与新活力。
“60后”出版家以李岩、于殿利、耿相新、佘江涛等为代表，相比于前几代出版家，他们的综合素养更为全面，拥有更从容的职业时长。21世纪初叶是“60后”出版家的人生盛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出版业由他们担当主力，他们创造也分享了这一代出版家才有的欢欣，当然同时也承受全球化之后再全球化的艰难阵痛，见证中国传统出版向数字传播转型逐步走向深水区。中国现代化进程及节点，传播技术始而浸润、继而强攻占领出版领域的节奏决定了“60后”出版家不一样的知识品格和文化风貌。
在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中至少存在三四个子类。董秀玉、陈昕、李昕等挂职香港中资出版企业的出版家，1990年代以后回归京沪，奏响了中国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版业开放的华章。聂震宁从漓江出版社起家，执掌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又执掌中国出版集团，是先地方后首都的出版家代表。汪家明创建山东画报出版社风生水起，后来投奔京城，泉城—北京便标识、标注其出版生涯及个性。俞晓群“一个人的出版史”以沈阳—北京为空间结构。
区别于首都出版家，区别于从地方走向首都的出版家，相新一直镇守郑州、耕耘中原，在出版家大类中属于地方出版家子类。地方出版的崛起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其改革的春雨润物无声，其开放的脚步接踵而至。地方出版和京沪出版是审察改革开放出版史的两个重要维度，齐驱未必节奏同步，并驾而又各有远近，如此才合成了改革开放出版史的动人交响与壮美华章。对耿相新这一位地方出版家又该如何认知呢？ 以首都出版家为参照是否可以有所发现呢？ 以反事实假设是否可以于幽微处显影另一番风景呢？ 当下诚然难以充分肯定也难以断然否定相新的精神充分发育与他一直没离中原故土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倾向于认定：中原文化滋养哺育了耿相新，耿相新个性及其陶冶而成，包容性地发生、成长于中原大地。出版史该为此庆幸，其意涵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厚加深。
从时间代际看，相新属于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中的“60后”；从空间地域看，相新属于地方出版家。从这两个视角聚焦耿相新，个性发现更真切，影响评估更清晰。
出版与诗
耿相新是诗人，出版了两部诗集《复眼的世界》（人民文学 出版社，2021年）和《游戏的世界》（作家出版社，2023年）。相新还是词人，出版有《窗外词》（作家出版社，2021年）。其诗词自有众多诗家论评。评论家吴思敬评《复眼的世界》“是一部文人之诗，一部哲人的思想录，一位精神漂泊者的歌吟”。
耿相新在《窗外词·跋》中说：“词，改变了我的精神生活，词重新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三年多来，唐宋词作品、词学及其史料，以及我的词创作伴我走过黎明黄昏，随我走过千山万水，陪我走过幸福伤痛。词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同时，我对词之探索也正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以“耿相新诗词本事”整理潜存的相关史料，可基本锁定包括耿相新在内的过往出版事件的事实性。整理者当然必须熟悉、理解耿相新及其出版、传播等文化活动。“本事”并不成史，即使关涉旁涉到某些堪称重大重要的“事件史”，也大可不必以相新诗词为基础进行考证性、索隐式的比对。相新诗词追问的是中国后现代社会的人文理性和人文理想，出版仅是其中的一个组件或者说构件。相新诗词后附日期倒是可以也应该抓住的时间线索。更有价值的应对策略是，将相新诗词和折射、隐含（或诱发）的出版文化本事共同聚焦于河南改革开放出版史的某些交叉点上，让诗词与本事交相辉映，各具语言艺术和出版历史文化价值，而又在河南改革开放出版史、河南改革开放文化史的整体意义上建构某些甚至系列性的链接与节点。
相新曾告诉他的日常作息安排。每日清晨必写诗，且就在手机上写诗改诗，然后上班，晚上和周末则读书和专业写作，这时的专业写作必须借助电脑而不是手机完成。他的日常和思想惯习如此，年年岁岁如此。这诱发我读他的诗，想象他的精神世界，想象他处理处置琐碎日常和纯粹精神的方式方法。
耿相新在出版和出版史的专业理性世界以专业共同体通用的语言交流。出版专业论文以及以此积累而成的出版专著是他自觉与出版业界、学界共享的精神世界，有超前思想但并不振臂高呼。行动时机成熟时，将思想化约为创意与决策。因此，相新的一天三段论，既表征他精神场域的转换，更代表他精神世界的总体结构平衡。转换于他不是消解精神动力而是增强精神动力，连续持续的平衡在拓展精神疆域的同时又建构更丰满、立体的精神世界。诗人、职业出版人、学人是相新最引人注目的三个角色，他的时空分配成就了他作为改革开放出版家内在的心理机制。至于这种心理机制在一定时段内与社会机制的生成转换关系，值得收集材料予以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正如从学于刘杲，历久弥新最醇香的是他教导而又不明言的只言片语。理解相新，必须远观，近视难免雾里看花。远观的根本路径又只能是相新的诗与人，诗与真。只能由其诗与人、诗与真才能逼近，庶几通透相新出版生涯的言与行、思与物。一个改革开放出版家的精神境界如此，一个改革开放出版家的场域广阔如斯。
（本文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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