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扮一代人的精神时空

    ■丁以绣

    作者是写书的，读者是读书的。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编者，即编辑。读者、作者、编者是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近日，读毕李昕自传《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更深刻认识到“横插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编者是多么的重要，作者和读者遇到优秀的编辑又是多么的幸运。

    在《一生一事》中，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美好故事俯拾皆是。李昕为代表的优秀编辑独具匠心，为读者捧出了大量精品图书，装扮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时空，滋润了读者的心灵。如果没有这些编辑的独具慧眼和勇毅担当，我们的阅读和文化生活将会存在许多难以弥补的缺憾。

    比如，图书《邓小平时代》，是世界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十多年心血之作，被称为一部“详尽的、及时的文献之作，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出版过程如小说般险象环生，编辑过程中他们在版权争夺、审读定稿、营销推广中遭遇的艰辛前所未有。出一书，越“三道坎”，销售130多万册，体现了优秀编辑团队的职业敏感和市场开拓能力。

    比如，杨义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洋洋洒洒150万字。该书新意迭出，未曾发掘的史料甚丰，“言人所未能言及的独到见解更是不少”。但作者“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是没有先例的”。况且按照常规出版，出版社就要承受“不能接受”的较大财务亏损。这就需要再来一个“破格之举”：将“毛头小伙”的巨著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结果是，出一书，破了两格，体现了李昕编辑团队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气魄精神。

    比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本“好评如潮，洛阳纸贵”的名作，因为一场民事诉讼近20年在图书市场断销绝迹。三联书店不断接到读者询问此书何时可以重印。最后通过巧妙沟通斡旋，该书终于顺利推出了修订版，满足了广大读书人走进一代史学大师晚年精神世界的需求。读者的阅读需求就是对编辑的最高要求，将阅读市场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销售，体现了编辑的出版情怀和驾驭出版各方的能力。《一生一事》中对此有“风轻云淡”的记述。

    再比如，对港台多位作家的推介。港台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根而生，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两者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发育生长。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港台影视、歌曲、小说等，以其独特视角、丰富内容、斑斓色彩、惊艳呈现与大陆文化形成不同镜像对照，受到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图书是港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出版人的努力下，许多优秀图书被引进大陆，成为畅销书、常销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李敖的历史文化作品、王鼎钧的文学作品、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等等，这些图书增添了中华文化及文学的新样式、新形象，华夏大地掀起了一阵阵阅读热潮。

    王鼎钧在书序中感慨，李昕参与选题出版的书超过1000种，担任终审的书2500种，共约5亿字。他“除了开会出差睡眠，就是看书”。李昕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的好书实在是太多了，如《冯友兰作品精选》《钱钟书集》《李泽厚集》、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杨振宁《曙光集》、何兆武《上学记》、马识途《百岁拾忆》、王蒙评点《红楼梦》、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韩启德《医学的温度》、屠岸《生正逢时》、李零“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李敖《独白下的传统》、钱理群《生命的沉湖》、刘再复“红楼四书”、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百家文论新著丛书”“西学源流”丛书、“新知文库”等等，如果直接将这些图书列出，那就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阅读推荐书单。这些图书的作者构成了当代中国学者最靓丽的风景线。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图书作伴，没有这些作者著述，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毋庸讳言，将编辑与作者进行比较，一定程度上编辑职业显得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人类历史上，辉煌巨著灿若星辰，但有几人知道《论语》《四书集注》《传习录》《海国图志》《鲁迅全集》是谁编的呢？ 知道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谁又知道这些巨著的编辑是谁呢？ 客观地说，编辑和作者两者对劳动创造性的要求，内容上是不同的，程度上也有差别。编辑的创造是优化作品的过程，是对已有的作品按照出版要求和自己的审美判断进行评判、在作者的配合下以最美的方式呈现给社会的过程。作者的创作活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真正的创作必须是原创，是一种更加艰苦复杂的智力劳动，它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对人类认知荒漠的补白。正是基于对创造性劳动成果的高度稀缺性及劳动过程十分艰难的高度赞赏，人们将作者推至聚光灯下，使其享受应得的承认。但是，编辑站在聚光灯之外，这份甘当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和高贵品质同样值得读者尊重。

    编辑在图书出版中不同程度体现了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其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编辑，有时是优秀图书的播种者，先由他们提出选题，后是作者奋笔疾书；编辑，常常是优秀图书的催生者，他们常常掌控节奏督促作者创作；编辑，一定是优秀图书的美容师，他们按照出版要求规范优化作品，以最美的版式、装帧呈现文字最美的一面，实现纸寿千年；编辑，现在还是优秀图书发行的深度参与者，他们在图书的大众化追求、价格策略选择、媒介传播实现、活动推广助力等方面“上下其手”，功不可没。应该说，编辑的劳动，无不体现着创造力、审美力、经营力以及巨大承受力。

    在编辑图书时，编辑经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做书人，他们构成时代出版人群像。特别是主题重大的图书出版，图书能够顺利出版来自很多相关者的参与贡献。在《一生一事》中李昕主要是从编辑的角度进行记述，他虽多次谦逊地就图书出版中诸多同事的参与作了详细介绍，但或囿于岗位视野，或碍于其他原因，他对成书背后的一些重要故事交代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笔者知道，《一生一事》中提到的有的图书能够最终出版，与编辑之外的一些负有重要责任的同志勇于担当、极力促成直接相关，这是身处一线的编辑所难以知晓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出版参与者能够将那40年的出版故事形成文字，付梓出版，用大家的作品共同拼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时代出版画卷。

    《一生一事》是一个时代的个人出版活动叙述，描摹了时代出版史中的出版人群像，是时代出版的最生动的注脚。它清晰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优秀编辑的存在，许多滋养读者人生、伴随读者成长的图书不会出版，或者不会像现在的样子与你相见，那么，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就会失色许多。

    李昕说，编辑最可贵的品质是眼光和胆识。我以为，眼光和胆识本质上来自编辑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文化建设的使命感和丰厚的学识。当一位编辑在职业使命感的感召下，主动反映时代主题，回应读者呼声，辨识文化精伪，服务作者创作，那就一定能够推出大众喜爱、有助于文化建设的好书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有才华的大家终生以“编辑家”名世，比如邹韬奋、赵家璧、孙伏园等，就是杰出代表。

    今天，图书市场的一些劣质品背后的编辑缺位让职业蒙羞。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编辑、作者、“书商”角色不同，应该各负其责。一些出版机构没有付出高水平出版策划、编辑加工、市场推广，而是将其不负责任地“交给了”作者、市场、“书商”，劣质图书时常曝光，令人忧心。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网上发文，编作一体化，许多网络大V身兼二任，此时似乎更加映衬图书编辑作用的可有可无。编辑缺位了，编辑的光芒掩去了，劣质图书就可以大行其道了，这与新时代人们对高质量精神产品的需求格格不入。在《一生一事》中，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对精品图书的竭力追求和对平庸图书的高度警觉。李昕曾说：“发现好书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时候进入痴迷状态，全情投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书编好。”有这样的“编痴”，何愁没有好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时空，精神时空是由许许多多时代的先进分子妆扮点缀的。而居于一隅一业，以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志业，比如图书编辑，自得其乐于“做书的日子”，就是精心打扮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先进者，他们是时代精神文化时空的美容师。

    李昕，是一位我不曾谋面的同行，读了《一生一事》，才知道过去的40年，我们时常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