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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溯源
龙年伊始，便收到了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人民文选”系列图书中的《张海鹏精选集》。该系列图书旨在精选各领域、各学科名家学者的重点文章，予以整理推荐。该书实际上只选取了张海鹏史学成果中极小的一部分，共含34篇文章，主要选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等报纸，也有一些选自《求是》《当代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历史评论》等杂志。其中选自《人民日报》的文章有17篇（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入选文章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0年2月，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23年6月，前后相距三十多年。俗话说：“一粒沙子见天地，一滴水中见太阳。”该书因篇幅限制只选了三十多篇文章，但是可以从中窥见张海鹏治学为文的若干风格和特点。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统帅
学习马克思主义，信奉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是张海鹏毕生坚持的原则，是统帅他做学问的灵魂。
该书首篇《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原载《求是》1990年第3期。此文阐述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两个过程”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虽然距作者写作该文时过去了五十年，距今过去了八十多年，张海鹏坚持认为这仍然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恰当的概括。回望历史，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正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斗争，坚持革命，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两个过程”也就告一段落。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发展主线。至于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改良主义等等，只要适应这条主线就有所作为，否则就会一事无成。
二、精致地分析，充分地说理
张海鹏的文章很注意分析和说理，不独断，不武断，能把复杂的道理说清，把纷繁的头绪理顺，化深奥为明白，化曲折为晓畅。例如《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一文，把这个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争议不休的问题，作了透彻分析，道理讲得充分实在。该文从以下几点进行了论证：首先，共产党推动建立并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共产党领导了广大的敌后战场；第三，在抗战大局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别发挥两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第四，国共两个领导中心的历史地位不断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即是说，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第五，战时日本人对国共两党的评价。曾做过日本首相、时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400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参见《张海鹏精选集》第001—007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页码）通过上面五个方面的客观分析，有据有力地论证了共产党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是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
三、观点鲜明，是非分明
对政治上的骑墙派，人们不喜欢，对学术观点上的似是而非，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人们同样不喜欢。而观点鲜明、是非分明，是张海鹏所有文章的共性。《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就是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实际上是关于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数十年来一直有争议。新中国成立后，胡绳于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讨论。胡绳明确地将中国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这一主张当时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换句话说，是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然而，当时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等学者，提出应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根据这种观点，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最初提出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以五四运动为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再次出现了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革命的区别为依据。这样，虽然突出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因此，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赓续20世纪50年代的主张，再次明确宣布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对象，并在学术界逐步达成共识。张海鹏按此分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99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首开先河。之后，陆续有辽宁大学董守义、山东大学王文泉等人的著作出版。张海鹏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骨干人员，主编撰写了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同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高校重点教材，该书明确以1949年为分期，标志着这样分期至此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的结尾，张海鹏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因此应该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结论鲜明，持之有故。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张海鹏认为“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事件的极端重要性”（第86页）。至于还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辛亥革
命开始，当然也不可取。
四、不负使命，关注现实
我国自古以来做学问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那是为了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一种是情系苍生，关注现实，学以致用。吴敬梓《儒林外史》中那些读书人身上，反映的是前一种态度；《左传》里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东林书院顾宪成撰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反映的是后一种态度。今天的治学，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居象牙之塔，不闻人间烟火，脱离现实，做纯而又纯的学问；一种是牢记使命，关注现实，理论联系实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反映人民的心声、时代的正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学者的人生价值。在笔者看来，考诸张海鹏的论著，无不渗透着后一种精神，不负使命，关注现实，与时俱进，做推动历史前进的学人。收入本文集的《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点赞》《中国历史学家要有时代担当》《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大有可为》《把握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的关键》《守正创新，资政育人》《“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意蕴》《我们党开创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试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文章，发自内心，饱含深情，是新时代的战鼓之鸣、号角之声，催人奋进。
五、坚持“二冷”，执着有恒
张海鹏从1964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整整六十年了！ 六十年来，他一直在东厂胡同
1号工作，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所址。六十年来，他不曾改行，不曾换单位，与东厂胡同1号不离不弃，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走到底。他心中始终记住首任所长范文澜的话：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就是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吃冷猪头肉是享受后人的祭祀，用到学问上，就是文章能传世，受到后人的尊重和信服。这是很高的标准，很高的境界。只有具备这样的境界，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只有持续努力，朝夕用功，经年累月，才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正像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样，一个学者一辈子写出一两篇好文章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写好文章，写出多篇好文章。张海鹏写作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主编撰写了几十部著作，多篇多部产生了重大影响，多篇多部获奖，使人不禁感叹：没有经年的朝夕伏案，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没有对高境界的追求，是不可能做到的。
张海鹏出生于1939年，今年已步入八十六岁高龄。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从文章发表的思路看，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追求与时代同步，一直在追求思想进步，没有因年迈而自暴自弃。我希望还能多写几年，多敲几年键盘，继续追随时代的脚步，留下我的思考。”他这个愿望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后学的期盼。笔者衷心祝愿张海鹏先生吉祥安康，青春永驻，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继续书写新的史学华章。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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