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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4月24日 星期三

    周作人与《燕京岁时记》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4月24日   14 版)

        ■朱航满

        《燕京岁时记》是周作人喜欢的晚清笔记之一。周作人1936年1月13日在《北平晨报》刊发文章《〈燕京岁时记〉》,其中写道:“《燕京岁时记》一卷,富察敦崇著,据跋盖完成于光绪庚子,至丙午(1906)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处所见系宣纸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书了,但仍系普通粉连,未用现今为举世所珍重的机制连史纸,大可喜也。”其中,又写他曾得一册富察敦崇的《画虎集文钞》,抄录有题记:“前得敦礼臣《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兹购归,虽只寥寥十三页,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1938年10月8日所作《〈燕都风土丛书〉序》中,周作人写道:“不妄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仍是风物物产这一方面也。”对自己曾有居住的地方的风土书,尤为关注,其中杭州有《陶庵梦忆》,吴越两浙则以《清嘉录》为好,而他居留时间最长的北京城,则有《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还有一册《帝京景物略》,认为“文章尤佳妙”。

        周作人1945年所作“十堂笔谈”专栏中,有“风土志”一文,开篇写道:“中国旧书史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册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又说:“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在此文中,他又重复罗列了自己对于《帝京景物略》《天咫偶闻》《燕京岁时记》等书的喜爱,此回又多了一册枝巢子的《旧京琐记》和一册英文的《北京的市民》。另有《日下旧闻》《北平风俗类征》,周作人认为“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从文艺方面来看,周作人对北京风土书最看重《帝京景物略》,而从风土风俗书来看,他最喜欢《燕京岁时记》。1945年7月作文《关于竹枝词》,先后重抄了自己的旧文《〈燕都风土丛书〉序》和《十堂笔谈》“风土志”中的内容,认为虽然是偶然作文,“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

        以上都是周作人对于风土书的总说,而他对于富察敦崇的这本小书的喜爱,在《〈燕京岁时记〉》中有所阐述,他很不认可同代人对其“从实录写、事多琐碎”的批评,认为这恰是其可取之处。这里便有他对这类风土书写作的看法,与他对作文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因此很有价值,不妨抄录如下:“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记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此文中,周氏特别摘抄他喜欢的内容,其中一月四条,九月五条,十月二十六条,认为“都写得很有意思”。另有五月的“石榴、夹竹桃”、七月的“荷叶莲花灯”、“萨其玛”,以及十月的“赤包儿”,乃是全文抄录,可见欣喜。他还将此书与《天咫偶闻》和《藤阴杂记》这两种他同样欣赏的书作了对比,认为后者“用心要写得雅驯”,则不如前者“质朴琐屑”,而这正是他欣赏的地方。

        周作人作文常引用《燕京岁时记》中的内容,约计12篇,其中1934年作文《〈一市货声〉》,引录此书记北京城六月卖“冰胡儿”和七月卖“菱角鸡头”的“货声”;1935年3月作文《关于扫墓》,摘抄清明扫墓的相关内容;1936年9月8日作《结缘豆》,引用此书中“舍缘豆”一条;1937年3月28日作《再谈尺牍》,引录此书“菱角鸡头”一条;1939年1月9日刊于《实报》的《翁鞋》中,引此书五月“甜瓜”一条;1940年9月16日在《庸报》刊发《中秋的月亮》,开篇引用此书“中秋”一条内容;1946年9月6日作文《缘日》,引录此书关于北京花厂的内容,而此前他查阅了《北平风俗类征》,评价征引繁富,遗憾没有关于花厂的记叙;1945年5月15日作文《关于红姑娘》,作为“续草木虫鱼之一”,引录此书“赤包儿斗姑娘”一条,1950年作文《小孩的花草》亦录此内容;1949年2月10日刊于《好文章》第4集的《谈胡俗》,谈及此书的“打鬼”、“萨其玛”两条内容,1950年作文《萨其玛》亦抄引相关内容;1950年5月25日在《亦报》刊文《关于“水乌他”》,抄引此书十月“水乌他,奶乌他”相关内容。

        有趣的是,周作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书,几乎是爱屋及乌的热情。他因喜欢福察敦崇的这本《燕京岁时记》,就设法搜罗了作者的其他著作,甚至连刚刚问世的英文和日本译本,周氏也第一时间获得,并作有评价文章。在1942年8月19日所作的《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中,周作人写道:“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我所喜欢的书籍之一,自从民国九年初次见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又写:“寒斋所得此外尚有《紫藤馆诗草》《南行诗草》《都门纪变三十绝句》《画虎集文钞》《芸窗琐记》《湘影历史》等六种,但是最有意思的,还要算这《岁时记》,近七八年中英文日文译本都已经出来,即此页可见为有目所共赏了。”甚至连给《岁时记》所序的庆博也关注起来,并买到一册《铁梅花馆北风集》,并写了一篇《〈北风集〉》,刊于1939年3月5日的《实报》,后收录在《书房一角》。周作人在此文中写他陆续购得《燕京岁时记》《画虎集文钞》和《南行诗草》的经过,对于《燕京岁时记》,乃是“心爱好之”;对于《画虎集文钞》,以为“文多质朴可取”;而对于《南行诗草》,评价“小序与注甚多,又常采小说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处也”。

        周作人购得的《燕京岁时记》,应系隆福寺文奎堂所印制,但从这本书有英文和日译文来看,当时在学术界,此书还是颇有名气的。周作人所作《〈燕京岁时记〉》与英译本的问世几乎同时,可见周氏并非此书的唯一推举者。但周作人一定是此书最好的读者,他在《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中展示了他对此书内容和作者的关注,不但认为两个译本在序言中对于作者富察敦崇的生平介绍乃是“关于著者生活之道听途说”——这从他收藏的《画虎集文钞》的卷末诗序中可找到佐证,又批评了英译本和日译本三四处译文错误,并略作指正。这篇文章刊发在1942年10月1日的《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可以看到的读者,其实并不多。但有趣的是,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费正清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告知了他的好友也是此书的译者Derk Bodde。费正清和Derk Bodde后来皆成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而英译本《燕京岁时记》正是Derk Bodde的第一本译作,并很快受到了关注。后来这本英译本又于1965年在香港大学出版社重印,Derk Bodde修正了他的这些谬误,由此也说明周作人对于此书的研究,看似波澜不惊、寥寥数笔,却是很见功力。

        关于《燕京岁时记》英文本和日文本的情况,周作人在文章中也有专门介绍:“英译本名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译者Derk Bodde,一九三五年北京法文书店发行,价十三元,但是现售加倍了。日译本名《北京年中行事纪》,小野胜年译,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发行,价金六十钱也。”法文书店由HENRI VETCH经营,其出版发行的英译本,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过一册。此英译本实为1936年出版,16开精装,双色精印,纸张尤佳,放在今天来看,仍旧是一册极佳的印刷品。尤其是英译本的插图,可谓分外用心。此书前后的衬页均为北京城的英文地图,扉页上为红色英文书名,下面则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朱雀图案,系法文书店的标志,很有韵味;扉页的左侧则系清光绪文奎堂印制书籍所题写隶书书名,与右侧的英文书名却是相得益彰。书前有插页,均为传统风俗中的门神画像,彩印在硬纸片上,左为秦琼,右为敬德,很像是西方的藏书票,乃是极佳的设计。书中有插图,编者从《鸿雪因缘图记》中选了插图七幅,又邀画家傅叔达特为此书创作插图,亦是分外生动。不过周作人对此插图,“亦稍有意见”,但未有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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