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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竹旺
近期，中华书局重版了著名美籍华裔宋史学者刘子健先生的《宋史测度》一书。是书原名《两宋史研究汇编》，最早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中华书局取得授权再版，取刘先生书中引言中“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之义，改名《宋史测度》，更加切题，洵为点睛之笔。
当前，宋史学界新论著层出不穷。包伟民先生在评价目前宋史研究现状时曾说，“新的论著所‘填补’的‘空白’往往只是人们所熟知的解释模式在另一具体制度侧面的重复”（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很多作品未必有什么创新和突破。而《宋史测度》一书中文章多发表于上世纪后半叶，距首次结集出版已近四十年，讨论的选题这些年来已有大量学人涉足，但该书视野宏阔、立论精审，发前人所未发，仍给人以常读常新之感。
一
本书是将刘先生陆续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按照研究内容分为“君主与政情”“文武的形象”“教育与道学”“文化与社会”几大板块。通观全书，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极为突出的特点和优长：
首先，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一点得到学术大师杨联陞先生的高度称赞：“（刘子健先生）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杨联陞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刘先生自己在书中开篇即言：“治学，非问不可。”体现了对问题意识的高度重视。本世纪初以来，宋史学界在对以往研究的检讨中，也逐渐认识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以大陆学者邓小南、台湾学者黄宽重、日本学者寺地遵等为代表，纷纷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其中邓小南先生倡导尤力：邓小南在《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要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首先需要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中，又对“问题意识”的概念和内涵作了专门阐述。
近年来，注重“问题意识”已渐成国内宋史学界的共识。相形之下，刘子健先生早在四十余年前，即以一种对宋代政治史研究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就“问题意识”进行了深入阐发，不可谓不高瞻远瞩。当然，刘先生不仅如此自我要求，也积极付诸实践。具体到本书，“问题意识”的凸显，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概括提炼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和理论。例如《包容政治的特点》一篇，借用社会科学的范式，提出“包容政治”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信马由缰，相反，刘先生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严格界定，指出这一统治策略的宗旨在于“采用包容的手段和方式，保持谨慎的作风，以达成内外上下安定的目的”。刘先生还认为，其成立需具备四项条件：名实兼顾、统治方法、充裕的财力、思想上的信念，同时其弱点在于缺乏新希望、退步、上下欺蒙、得过且过等——但就是这个带病延年的政体，面对横扫欧亚大陆的劲敌蒙古，居然支撑了四十年之久，显示出包容政治相当强韧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南宋朝廷收诸大将兵权时，岳飞为何被杀？胥吏蠹害政权，却为何始终无法根除？言官与君主、宰相三者之间，如何互相博弈以至形成制衡？这几项均是宋史学界讨论经久不衰的议题，解读也言人人殊，而刘先生用“包容政治”概念予以解析，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
二是研究议题的选取。随着学术发展进步，当今全球史学界的注意力也不再束缚于既往史学研究的藩篱，开始出现从宏大叙事到微观个体、从中央到地方、从朝廷到乡野、从特殊到日常、从核心到边缘的转向。反映在学术研究取向上，就是从以往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乃至身体史、性别史、环境史等等方向转变。以社会史为例，其中突出的分支，诸如区域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知识或文本考古史，蓬勃发展，蔚为大观。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区域社会史逐渐得到了宋史学界的青睐，学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基层（乡村）社会、中下层官僚乃至小人物，不再迷恋于帝王将相的顶层叙事，用包伟民先生的话说，是一种“目光向下”的学术过程（《包伟民：我的“目光向下”是想体现民众对历史的贡献》，澎湃新闻，2021年1月4日）。而早在四十余年前，刘子健先生就运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开展研究，这就是本书中的《刘宰和赈饥》一文。该文从南宋一个中下层官僚刘宰入手，探讨南宋基层社会：刘宰是镇江府金坛县人，虽曾举进士，但官位不显，后又辞官家居，在乡居生活中，他通过组织赈饥事业，以及与当时官员的交往等，发挥着地方士大夫的作用和影响力。在该文中，刘先生梳理了刘宰的家世、学术信仰、赈饥与兴办福利事业等活动，进而讨论了南宋地方政府运行的实况、南宋式乡绅的新类型、私人救济事业的规模、儒家对社区和社团组织的态度，指出在南宋儒家的阶级性下，性格（过于洁身自好、倔强自信、追求自立）、思想（自居道学、偏重修身，重在人群、不重团体）、制度（君主和政府独霸统治权，绝不允许社团分权）三重因素关联叠加，导致刘宰这一类型的南宋儒家士人，不可能摆脱限制，将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团体。是一个极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范例。
近年来，黄宽重先生也以刘宰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其生命故事和关注推动的家国事业，书写南宋时代的士人社会力量，进而重构南宋基层社会样貌（《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称其“是一部能运用严谨的实证方法，具体描绘出宋代以至明清‘乡绅’如何以社会领袖的角色，作为官、民两个阶层的中间媒介，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黄宽重先生显然受到刘子健先生的影响，在继承刘先生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后出往往转精，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刘先生导夫前路、开风气之先的巨大功绩。
三是具体研究方法。针对具体题目，既能大题小做，也能小题大做。《宋代考场弊端——兼论士风问题》属于大题小做，限于一个片断面，因为“士风”这一概念，本就浮泛，难以准确定义，于是刘先生就从宋代科举考场出现的诸多弊端着手，分析当时士风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士风嬗变的因素。《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则是由小见大，以一小小马球切入，从其兴衰演变，窥探唐宋以来的文化社会变迁。《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一文尤其令人称道，文章只有短短数百字，但关注的问题，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很难注意到，同时采用文献考订的方法证明姚从吾先生认为“负责澶渊交涉的曹利用通晓胡语”的观点有误，揭示北宋臣下普遍未通晓胡语，通晓胡语反而会惹来君主猜疑。
二
其次，平实的史观和深厚的故国情怀。任何史学研究都须在一定史观指导下进行，刘子健先生秉承的是多元史观。所谓“多元史观”，刘先生在本书引言中说“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这也是既合乎科学精神、民主作风，又合乎儒家原有谦虚态度的过程”。这充分展露了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通达和胸怀：不唯我独尊、无门户私见，这也是能够真正推进学术进步的理性态度。
除此之外，刘先生更心怀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说之“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刘先生转入燕京大学就读，期间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抗战胜利后，他还出任了中国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代表团史料专员，在向国内介绍东京审判法庭内外斗争的同时，最早揭露了日本虐待中国被俘劳工的暴行。赴美后，几经辗转，刘先生开始转攻宋史，致力于推动国际宋史交流，最终成为20世纪驰名的国际宋史大家。这一学术转向与成就的取得，固然与宋朝作为近世转折的重要时期、值得深入研究有关，但也与其早年的爱国经历和深厚的故国情怀不无关系。关于刘先生的历史哲学与治学经历，虞云国教授有深入研究，读者可参看《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唐宋历史评论》第十辑）、《刘子健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两篇文章（两文均收入《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三
再次，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虞云国教授在评论刘先生的史学方法论时指出：“在史学方法上，刘子健更擅长‘借用的看法’，也就是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观点与分析方法移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见《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早在研究王安石变法时，刘先生就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刘子健教授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最新评价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说它是跨学科的，是因为其中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见《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杨联陞序）。
刘先生早年不仅有西洋史、外交史以及中日关系的治学经历，转向宋史之后，亦兼治比较政治史。这就决定了，以比较政治学为代表的深厚西方社会科学素养为其研究带来了学科交叉的便利。探究本源，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初衷同刘先生“多元史观”类似，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防止陷入盲人摸象似的只见一端、不见其余的偏执和狭隘。在本书中，运用上述方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
四
此处谈谈刘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理论（也被称为“两宋之际转型说”）。刘先生关于该理论的著述已独立成书，由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翻译并在国内出版，即《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那此处为何还要特意加以讨论呢？
一方面，“中国转向内在”理论作为刘子健先生对宋史领域的重要理论贡献，精准描述了两宋之间的重要转型，“是敏锐而睿智的洞察”（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之《并非结语的重申——宋元变革论再阐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值得深入加以申说。另一方面，本书中几篇重要文章，仍能看出刘先生对“中国转向内在”这一议题的持续关注。如《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一篇，是从政治地理变迁的角度，指出南宋较之北宋面临不同形势。在经济重心早已转移的情形之下，地理形势亦发生转移，背海立国的特殊形势，以靠海地区为根本，决定了南宋国家的政治措置，采取诸如兼容并蓄、争取士大夫拥护、重财源、收兵权等措施，以维护半壁山河的稳定，实现所谓的“中兴”。《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一篇，仍是立足于南宋的独特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这个假说同严复先生“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的说法异曲同工。这种文化模式，具有一系列特点，尤以“背海立国的形势”最为突出，还包括“经济的生长和稳定”“君权和代理相权的独断”“包容政治的控制”等，成为南宋迥异于其他朝代——也包括北宋的显著特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也有人概括为“宋代近世说”），成为解释唐宋间历史巨大飞跃的重要理论，风行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和修正，有学者相继提出“宋元变革论”（王瑞来）、“宋元明过渡论”（史乐民、万志英）等新理论，甚至有相对激进的学者认为应该摆脱该理论的束缚，走出“唐宋变革论”（包伟民《“唐宋变革论”：如何“走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唐宋史研究应该翻过唐宋变革这一页”（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两宋之际转型说”与“唐宋变革论”相较，两者都承认11-12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这场转折，但刘先生并不认为如内藤湖南等人所说，这一转折将当时的古代中国带入了“近代初期”；此外，对这场转折的分析，“唐宋变革论”主要强调经济因素，而刘先生更为关注政治文化的变迁。
钦佩刘先生的洞察之余，笔者在其启发之下，也长期思索相关问题，姑且记下，作为刘先生理论的注脚：
在刘先生看来，两宋之际的这一文化转向，最终落实在南宋初期。但从逻辑上来说，政治文化的转型，一般是缓慢和渐进的过程。那是否意味着，从北宋开始，已经有了文化转向的萌芽？北宋开国之初，气势恢宏，太祖太宗对内削平藩镇割据，对外志在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宋太宗剪灭北汉后，即转而攻辽，于高梁河大败，乘驴车狼狈逃归，从此再也不敢窥辽，自此停下了统一步伐。雍熙北伐的惨败，使得宋人在心理上对辽人心存畏惧，在军事上也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宋真宗时，外部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大，勉强同辽人签订“澶渊之盟”后，彻底失去了对外进取的勇气。宋真宗在武功上无法取得突破，即转而致力于内政，大兴土木，用表演“天书降神”等一系列把戏，以增强统治合法性。这一现象能否视为转向的一个萌芽？
后人总结两宋政治，有“北宋无将，南宋无相”这样一句俗语流传，意为北宋缺乏善战将领，南宋缺乏治国良相。事实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与一般人印象不同的是，南宋权相数量之多、对朝政控制之深，都是北宋无法比拟的，秦桧、韩佗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史弥远甚至于废立皇帝，酿成“霅川之变”，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应如何运用“中国转向内在”理论进行阐释？值得深入探讨。
五
刘子健先生作为美国宋史学的开拓者，眼光敏锐，见地精到，成就也非常显著，自不待言。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书中也有偶失照应之处，虽然白璧微瑕，仍以指出讨论为要：
本书第11页，引毕沅《续资治通鉴》：（秦桧）“方主和议……而外论群起，计虽定而未敢毕行。（龙）如渊言于桧曰：‘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桧大悟，遂擢如渊中司，人皆骇愕。”按：南宋有官员名“勾龙如渊”，校核其他文献，当为勾龙如渊。此处为何作（龙）如渊，似存疑问。笔者曾请教朋友，有人认为是避宋高宗之讳，省作“（龙）如渊”。但若遵从原始文献避讳，作“龙如渊”即可，亦无需赘加此括号，故刘先生此处出注为宜。
本书第135页，引文“左正议大夫（官阶）提举台州崇道观（退休待遇的宫观空衔）王仲薿复显谟阁待制（恢复比前列更高的官阶）致仕（完全退休）”，括号内文字是刘先生的解读，存在一些对宋代官制的误读。其实，显谟阁待制是王仲薿的职名，而非官阶。职名又称“贴职”，是为了宠待文学高选和大臣所设，比如宰相所带的昭文馆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除了继承前代的各种馆阁学士职名，宋代自太宗起，后代皇帝例为前代皇帝建阁，用于收藏皇帝御制文集及遗物，并设立对应的职名，从学士、直学士、待制到直阁不等。显谟阁即为宋神宗阁名。因此，此处王仲薿复显谟阁待制，非恢复比前列更高的官阶，而是叙复原来显谟阁待制的职名。
读该书，愈深入则刘先生思想之深邃愈显其光芒，愈生高山仰止之情。中华书局此次重版该书，实足以嘉惠学林。目前刘先生已有多部著作被译介至国内出版，希望中华书局作为国内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著作出版的执牛耳者，未来能将刘先生更多著作带给读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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