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金性尧的出版因缘

    今年值巴金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此前偶然读到巴金早年写给金性尧的一封短信：“性尧先生：近日为友人校对译稿甚忙，答应给《鲁迅风》写的文章无法交卷，请原谅。今天为自己编的小丛书中某一册写了一篇《前记》，抄给您看看，不知能否作为补白在贵刊发表，因我在离沪以前恐怕不能写出像样的文章了。祝好！ 巴金九日”。

    此信结尾处只有日期，没有年月。据考查，当写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之后未见收入二十卷本《巴金全集》及任何书信单行本，应是一封未刊信。这年，在王任叔支持下，金性尧在上海主编《鲁迅风》杂志。他为了使刊物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特地向不擅长写鲁迅风格杂文、时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简称文生社）的总编辑巴金先生约稿。巴金得信后，就回了此信。金性尧收到信后，即在当月二十日第十六期《鲁迅风》（半月刊）上，刊出随信附来的文章，标题为《写在罗淑遗著的前面》（简称《前面》）。而巴金的这封信，却透露出诸多信息。他一九三九年四月回到上海，一边常去文生社，校对朋友李健吾译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列“文化生活丛刊”，于当年九月出版。一边把从桂林带回的罗淑小说遗稿《地上的一角》《阿牛》编竣，并写了《前面》（后经巴金修改，作为书名《地上的一角》的《后记》，编入“文学小丛刊”第一集，于当年九月出版。此文后收入巴金《序跋集》及《巴金全集》第十七卷）。巴金在当年六月九日寄出给金性尧的信及《前面》一文之后，又寄给金性尧一文《关于爱国者》，刊于《鲁迅风》第十七期。接着，巴金按信中所说，六月“离沪”去了香港，从萧乾处取回存在萨空了那里的衣物，又送萧珊去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上学（萧后转入昆明西南联大）。七月回上海后，巴金写完四十余万字的《秋》，又赶紧续写《火》的第一部，还续译《赫尔岑回忆录》。他想在离开上海前，抓紧把手头这一切做完。因为目睹抗战烽火燃起，估计这次去大后方昆明、重庆和成都等地，说不准会待多长时间。果然，从一九四〇年七月离沪，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他才回到上海。

    金性尧先生是我国文史大家，但他对作家巴金并不陌生。虽然金性尧自幼读私塾教的四书五经，但第三位私塾老师较为开明，在教他古文后，还教他英语和算术。同时，课后还向他推荐了新出版的文学书，如鲁迅《呐喊》、叶圣陶《倪焕之》、《冰心散文集》和巴金的《灭亡》。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其时金性尧只有十四、五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新文学作家巴金的作品，可说是巴金的读者，并开始神交。一九四三年他在《我与书》一文中写道：“尤其是巴金先生的《灭亡》，读罢令人起着恐惧之感，跟它深黑底子猩红字划的封面，倒成为一种强烈而又和谐的色调”。《灭亡》从内容到封面设计，都给少年的金性尧留下深刻印象。此文分两次刊于《杂志》，后收入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金性尧散文集《风土小记》。

    这就说到金性尧第一本书《星屋小文》的出版往事。一九四〇年七月，巴金离开上海之前，金性尧遇到巴金，说想在文生社出一本书，除了杂文还有几篇散文，巴金听后说声“好”。金性尧回家后，把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剪报整理出来，大约有五、六万字，准备起个书名，想到黄仲则的名句：“一星如月看多时”，就题名为《星屋小文》，第二天书稿送到出版社。不料过了两天，巴金忽然独自来到金性尧居住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葆壬里石库门，拿出几页稿纸对他说：“这两篇不要收”。金性尧答应着就收回了这退回的稿件。此书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小丛刊”第二集。第二年六月当书顺利出版时，巴金早已绕道越南去了昆明。文生社的上海出版事务，包括与作者金性尧的联系等，全由陆蠡先生负责。金性尧得知，这套丛书一印出就运到内地，不在上海销售，他除只送朋友几本外，当时留在手头的只有一本，后来也不知所踪。晚年金性尧在《忆〈星屋小文〉》中感慨地写道：“巴金先生的道德文章，用不着我来说了，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位前辈作家，为了删去两篇文章，竟亲自来到一个年轻人家里，除了抽去这两篇外，其他就什么也不改动，所以出书的过程也很快，这个过程一直牢记在我心里”。金性尧比巴金小十二岁，却视巴金为前辈作家，可见巴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忆起自己第一本书的印成，金性尧说：“每一个从事文学生活的年轻人，都有创作欲与发表欲，也不知怎样一来，我忽然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一个不能忘却的是阿英先生，有了他，我才能在《大晚报》的副刊上露面。抗战时不能忘却的是柯灵，他不但让我在《世纪风》上写，就是他兼编的《浅草》上也有我的份。我的‘文载道’的笔名，最初就是发表于《文汇报》上记录斯诺演讲时使用的”。这些文章集拢后，最终由巴金执编成《星屋小文》，且用笔名“文载道”出版了金性尧的第一本书，作者在此书《后记》中写道：“我企望着这样的一天，我讴歌着这样的一天。而且，我还从这里得到了一点勇气，在感谢于斗士的心血载溉，朋友的盛谊的鼓励，敢于将这几堆不成样的东西，送到高明的读者之前。正像荒湮的废墟之上，时或有一二颗未灭的火星，在闪烁与爆裂”，文中表达了对编者巴金的谢忱之情。《星屋小文》一书于二〇〇九年收入九卷本《金性尧全集》第一卷。可能由于印数及发行原因，原版书现在极难找寻，许多书目资料类书如大型《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失收。

    金性尧曾写长文《新文艺书话》，这也是我国文坛较早使用“书话”一词的作家之一。文中他多次提及巴金和文生社。他写道：“商务还有一种小型而收译文的，有郭源新（笔者注：郑振铎笔名）的《桂公塘》，曹葆华的《诗与科学》，巴金的《没落》等，分一二两辑，绿面银字，形式既朴素雅净，内容却也结实多采。出丛书原非不容易，主要的还得看其中的内容是否精和纯，像文化生活社的几套丛书，那就因了主持者自身在文坛上很有贡献的人”。文章最后仍说到巴金主持编务的这家出版社：“它虽是出版界中的后起，但其网罗作者之弘多，从业方针之严肃，和选择作品之谨细，在文坛的地位即非等闲可比。尤其是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更觉朴实而谨严，差不多都销在二版以上。记得战前《大公报》主办的‘文学奖金’，得奖的作品，如芦焚的小说、刘西渭的评论、何其芳的散文、曹禺的戏剧，便都是收在巴金编的丛刊里面，即不难想见其内容之优秀，现在要想配到第一至第七辑全份，恐怕很不容易了”。此文刊在一九四五年《文艺世纪》第二期，二〇一三年收入六卷本《金性尧集外文编》第一卷，这当是金性尧先生书话写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

    由此可见，作为作者的金性尧，没有忘记出版他的处女文集《星屋小文》的编辑巴金先生，以及当年这家在出版界可称后起之秀、由巴金任总编辑的文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