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的新探索：科学与儒学相容论

    ■常春兰

    2000年，我有幸成为马来平教授门下的一名硕士生，2006年又是十分幸运地回到导师身边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继续享受着导师的耳提面命，成为导师指导时间最长的学生。马老师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各种学术期刊、报纸共发表380余篇文章，其中CSSCI论文高达130多篇，又从中精选出40篇编成马来平学术自选集《追问科学究竟是什么》，我参与了最后阶段的筛选，真切感受到这一过程是精挑细选，更是忍痛割爱。

    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素来以“发散”著称，涉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等各种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马老师40多年来辛勤耕耘的代表作中，“发散”这一特征得到充分体现，自选集按研究领域分为五部分，分别是“科学与儒学关系专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西方科学社会学研究”“当代科技哲学研究”与“科普理论研究”。但确切地说，这五个研究领域虽基本涵盖了马老师的学术思想，却不能完全体现马老师的为人与治学。由于篇幅所限，自选集至少不包括两部分的研究内容。一个是研究生论文写作方法。论文写作是研究生的头等大事，马老师不仅认真指导学生的每一篇论文，更是对研究生论文写作进行专门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有《研究生论文写作技法》专著出版，这在当代学者中实属少见。另一个是学术资政。马老师年轻时，曾有几次机会调离高校去任职厅级干部，但马老师都拒绝了，因为马老师似乎眼中只有书，工作是读书写作，业余爱好是逛书店买书，家中大小事都由师母一人操劳；但马老师又不是乐得一心只读圣贤书，虽然未能全职去做父母官，马老师却先后担任省、市政协委员和省政府参事20多年，期间撰写大量参政议政文章，出版近50万言《马来平学术资政》著作一部，表现了马老师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关于协商民主的若干认识问题》一文是马老师学术资政的代表作。这篇论文是在参加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的“协商民主建设”专家座谈会两次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部分内容以《应澄清对协商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为题刊于《人民日报内参》第1727期（2014年12月9日）；以《协商民主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制度化程序》为题上报省委统战部，获由省委统战部和省社科联联合颁发的2014年度全省统战理论调研宣传“四新工程”优秀理论调研成果一等奖。

    马老师的研究始于科学认识论研究，相关成果归入“当代科技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马老师在科普理论方面成果丰硕，斩获第五届山东科普奖、首届山东优秀科普资源一等奖。马老师的学术建树在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得到首肯，先后担任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为马老师展示领导力的舞台。2002年我首次去旁听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依稀记得只有马老师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做主题报告。面对这种局面，刚刚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马老师内心无比焦急，如何提高会员提交论文的积极性呢？ 一味地号召动员收效并不明显，马老师通过调研发现，大部分会员教学任务繁重，科研水平不高，撰写论文存在困难。一向乐于助人的马老师迅速改变工作思路，从要求会员写论文改为帮助会员写论文，探索出了一条“布置研究选题——召开作者座谈会——进行大会交流——举办期刊专栏”的工作模式，已经分别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山东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多次组织学术专栏。很多会员从中受益，科研水平大幅提升。最近几年，我经常负责收集论文的工作，才知道马老师在这项工作上耗费了多少心血，更加感慨像马老师这样的服务型领导实在难得！

    我攻读硕士期间，马老师的研究重心是西方科学社会学理论，当时马老师带领我们不仅研读了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以及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科学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还紧追学科前沿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思想。我的第一篇小论文《库恩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这时期在马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2006年，我回到马老师身边工作时，马老师已经转向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其实马老师早在学术生涯之初就选定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为研究方向，正所谓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 马老师旗帜鲜明地主张科学与儒学相容论，并提出科技儒学概念。

    最初，我的学术视野完全局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严重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切，西学东渐的历史、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等中国问题之于我几乎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在阅读马老师的相关论文时我产生了一个困惑：马老师的研究始于严复，但思想却与严复相背，这种分歧背后的原因何在？ 于我而言，解开这个困惑，就掌握了理解科技儒学的钥匙。

    严复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科学与儒学相斥论在学界普遍流行，似乎无可反驳。究其原因，相斥论者话语中的科学与儒学的确是完全相斥的，但相斥论者持有一种本质主义的科学与儒学概念，科学仅指西方近代科学，儒学特指修身养性的伦理学说。从相斥论到相容论的转变，实际上是从本质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促成这种转变有两个最直接的理论资源。一是默顿命题之一，即清教主义的价值体系促进了现代科学。默顿并没有讨论抽象的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而是详细考察一个具体的教派清教与科学的互动与交流，从而推翻了科学与基督教相斥论。二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揭示了科学的多元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主张科学并非与自然界完全符合的真理，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不同社会与文化语境下存在不同的理性与逻辑，并不存在唯一的科学。

    在默顿命题与社会建构论的启发下，我们也需要回到历史中去考察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正如马老师所言，“自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不仅儒学仍然是意识形态，而且这一段西方科学开始传入，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初次相遇、平等交流的时期。初次相遇，则各自形态纯粹、彼此泾渭分明；平等交流，则双方取长补短、各取所需。”（见第二章《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省察》）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表明，儒学不仅有“尊德性”的一面，也有“道问学”的一面，在西方科学的刺激下，作为“道问学”的儒学成为主流，余英时称之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科学也不仅只有西方近代科学，中国古代科学是儒家文化语境下的科学，直至今天，西方科学也并未完全取代中国古代科学，中国传统医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西学东渐研究为科学与儒学相容论提供了证据，反过来，相容论较之相斥论能对西学东渐做出更融贯的解释。例如，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西学东渐研究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因为儒学的保守性而以失败告终，晚清民初的西学东渐则以批判儒学而成功。这种观点给了科学与儒学相斥论强有力的支持。但相斥论却不能解释西学东渐何以能开始，尤其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如果说晚清民初的西学东渐开始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时，难道儒学缺位了吗？ 而相容论则可以避免这种前后矛盾的解释。相容论主张儒学对西方科学有积极的接引作用，不仅可以解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何以开始，而且也可以更好地解释这次西学东渐的结束。在相斥论者看来，礼仪之争导致清廷实施禁教政策后，西学东渐就基本结束了。但在相容论者看来，西学大规模输入的停止不等同于西学东渐结束，18世纪的乾嘉考据学家们认真对待耶稣会士的遗产，西学东渐进入消化吸收时期。

    马老师在1995年上半年一下发表关于严复思想的三篇论文，之后转向西方科学社会学研究，十年后又回归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但思想层次已然不同。默顿命题与社会建构论是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科技哲学围绕科学技术的“发散”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科学与儒学相容论作为一种新学说，可能面临种种误解，其中有两种常见的误解有必要澄清：首先，科学与儒学根本上相容既有理论根据也有历史根据，但是相容不是相同，我们并不否认儒学历史上的某些主张与科学背道而驰，就如同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与科学相背一样；其次，主张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并非一味地让儒学迎合作为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而是让儒学担负起反思和批判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重任。

    马老师所开创的科技哲学视野下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项研究方兴未艾，还有诸多新课题有待解决和完善。在马老师的带动下，我也逐渐对西学东渐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并尝试使用西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思想分析中西思想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比如，通过分析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发现传统的儒学认识论蕴含着接受西方科学的积极因子；通过分析礼学复兴与科学的关系，发现考据学家凌廷堪等立足于天文学批判理学本体论。

    以上试图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对马老师的为人与学术作一素描，期许没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尚可对读者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科学与儒学有些许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