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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政
五服制度是中国古代丧服的核心，其主要通过服饰、时限、仪节、用物来区别亲疏等杀，涵盖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在五服亲属之外，古人对于师友、君长等关系密切者亦多服丧，但因其通常不为死者制服，仅于内心表达哀恸，与常礼相区别，故称之为“心丧”。从情理角度而言，心丧实际上是服丧者出于恩情而为无亲属关系者致哀的自发行为，并无明确的礼文作为支撑，也正因如此，对于心丧的类型特征、发展演变，历来存在不少疑义，值得深入梳理和探讨。
一、心丧的类型与特征
《仪礼·丧服》详载古代丧服制度，但于心丧之礼并无记载，相关内容零星见诸《礼记》等书中。心丧的对象皆非亲属，乃因“心有不得已”而服丧，大致包括弟子为师、为朋友、门生为举主、故吏为旧君、郡县吏为官长、治民为守令等类型。
弟子为师。《礼记·檀弓上》：“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郑玄注：“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孔颖达疏：“事师无犯，是同亲之恩。无隐，是同君之义。师所以成我，无犯与亲同，无隐则与亲异。无隐与君同，无犯则与君异。丧三年，则与君亲同，无服则与君亲异。”按照郑、孔的说解，弟子为师虽不见于五服，然因其或同君之义，或同亲之恩，就情理而言颇有相通之处，因此虽非古人制礼之本意，然礼以义起，已属后世之变礼。古人居丧，皆为位而哭，且存在差等。《奔丧》：“哭父之党于庙，母、妻之党于寝，师于庙门外。”为师哭于庙门之外，宋代方慤认为“师以道之尊，而有别于父，故于庙门外。”又《檀弓》载孔子云：“师，吾哭诸寝。”马晞孟云：“寝所以安身，而所哭必成已之德，乃可以哭诸寝。在寝，则私之者也，故不敢哭诸庙，其死则心丧而已。”则为师亦可哭于寝。为师心丧是否需要制服，礼书并未明言。《檀弓》：“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郑玄认为丧师虽无其礼，然孔门弟子为之心丧，当吊服加麻，且丧期为三年。孔颖达申其说，指出为师与朋友同，亦当有绖、带。
为朋友。《仪礼·丧服》：“朋友麻。”郑玄注：“朋友虽无亲，有同道之恩，相为服缌之绖带。”贾公彦疏：“知缌之绖带者，以缌是五服之轻，为朋友之绖带，约与之等，故云缌之绖带也。”据郑、贾之言，为朋友之麻同于缌麻之绖带。郑玄又引《檀弓》“群居则绖，出则否，其服吊服也”，认为士以缌衰为丧服，其吊服则为疑衰。朋友相为服，即士吊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则其吊服冠素委貌。贾疏申其说，指出“其服吊服者，以其不在五服，五服之外唯有吊服，故引《周礼》吊服之等，证此朋友麻实疑衰也。知士吊服为疑衰者，士卑无降服。既以缌为丧服，不得复将缌为吊服，故向下取疑衰为吊服也”。为朋友之哭位，在寝门之外。《檀弓》：“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丧服小记》：“哭朋友者，于门外之右，南面。”与为师哭于庙门外相区别。《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郑玄注：“宿草，谓陈根也。为师心丧三年，于朋友期可也。”方慤云：“师犹父，朋友相视犹兄弟。既以丧父之义处丧师，则以丧兄弟之义处丧朋友，不亦可乎？ 墓有宿草则期年矣，是以兄弟之义丧之也。”为朋友心丧之时限当为一年。
门生为举主。此类情形出现较晚，多出于服丧者主观意愿，并无礼书依据。如《后汉书·杜乔传》：“乔既死，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着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太后义而不罪匡，于是带鈇锧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许之，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从史料来看，门生为举主服丧大多因为有知遇之恩，且更多体现出服丧者之道义。杜乔身死，其亲属故旧无人为其收敛，杨匡冒死为其成礼安葬，实属义举。门生为举主心丧之时限，有三年、齐衰等情形，其服饰亦缘情而设，并无明确规定。
故吏为旧君，据《丧服》所载，臣为君服斩衰三年。《礼记·檀弓下》：“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为旧君服齐衰三月。《丧服传》：“大夫为旧君何以服齐衰三月也？ 大夫去，君埽其宗庙，故服齐衰三月也，言与民同也。何大夫之谓乎？ 言其以道去君，而犹未绝也。”大夫去国，其与旧君恩义并未断绝，因此为其服齐衰三月，与庶民相同。汉魏以降，下级官吏为守令制服，略同于故吏为旧君之制，如《宋书·礼志》：“汉、魏废帝丧亲三年之制，而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泰始四年，尚书何祯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汉魏时期，故吏为旧君起初并无定制，其甚者同于《丧服》臣为君服三年，然世易时移，古制在当时未必适用，因此其时学者提出权变方案。
郡县吏为官长。属于居官期间下级为上级制服，此类情形颇为常见，尤其在魏晋以后以法令形式予以确立。据《通典》“郡县吏为守令服议”：“魏令曰：‘官长卒官者，吏皆齐衰，葬讫而除之。’晋《丧葬令》曰：‘长吏卒，官吏皆齐衰，以丧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郡县吏为官长，《丧服》中无其文，因此后世制服入律，一方面参酌古礼中臣为君、故吏为旧君之制，另一方面则据服丧者之主观意愿加以权变，其服丧时限以齐衰居多。
治民为守令。略同于故吏为旧君、郡县吏为官长。此类情形虽不多见，亦多出于恩情。据《魏书·节义传》：“石文德有行义，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余载。及亡，又衰绖敛祔，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丧服》庶人为国君齐衰三月，治民为守则无可稽查，石文德为黄宣持服三年，更多地彰显出道义与仁心，亦属“礼时为大”之体现。
上述各类情形，为师、为朋友是对为父、为兄恩情的延伸，而门生为举主、故吏为旧君、郡县吏为官长、治民为守令则是据臣为君之义加以推衍。因其皆非亲属，亦无明确的礼文作为依据，最初仅作为变礼而存在，后世相沿成习，且以礼律形式予以确立，即所谓“古人心丧本不制服，至汉以后往往有服齐、斩、衰麻者，特出于一时至情，要非经义所有。”
二、“厌于所尊”——心丧的发展与演变
五服亲属之中，因厌于所尊，本应服丧者降而不服，最初仅作为礼之权变，但后世学者推衍其义，对于礼书未曾载录，或录而未详之处详为论订，认为其降服亦同于心丧，因此或缘情制服，或载诸律令，作为施行之依据，较之前代愈趋周密。
厌尊而降通常指服丧者因厌于父尊，在为亲制服时由重服改为轻服，或由有服变为无服，此类情形通常见于天子、诸侯等地位较高的阶层，与卿大夫、士礼有明显区别。据《丧服》记文云：“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为其妻縓冠，葛绖带，麻衣縓缘，皆既葬除之。”郑玄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为母，谓妾子也。麻者，缌麻之绖带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为不制衰裳，变也。《诗》云：‘麻衣如雪。’縓，浅绛也，一染谓之縓。练冠而麻衣縓缘，三年练之受饰也。《檀弓》曰练，练衣黄里縓缘，诸侯之妾子厌于父，为母不得申，权为制此服，不夺其恩也。为妻縓冠，葛绖带，妻轻。”贾公彦疏：“诸侯尊绝，期已下无服。公子被厌，不合为母服，不夺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权为制此服。必服麻衣縓缘者，麻衣大祥受服，縓缘练之受饰，虽抑，犹容有三年之哀故也。妻轻者，以縓冠对，母用练冠以葛，是葬后受服而为绖带，对母用麻，皆是轻故也。”郑玄指出诸侯之庶子因厌于父尊，为母、妻不再制服，仅着练冠、縓冠等服饰。贾公彦则揭示其礼义，认为此举意在“不夺其母子之恩”，是在正礼的基础上作出权变。又经文“麻，麻衣縓缘”，郑注言前者为缌麻之绖带，后者为小功布深衣，贾疏言士妾子父在为母期，大夫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诸侯妾子父在小功，因此为母之服明显区别于正服。
厌尊而降的缘由，按照《丧服传》的解释，“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郑玄指出“君之所不服，谓妾与庶妇也。君之所为服，谓夫人与适妇也。诸侯之妾贵者视卿，贱者视大夫，皆三月而葬。”明代邵宝认为：“子为母服，礼也。夫为妻服，亦礼也。谓五服外何居？ 母，庶母也。庶母于君为妾。妻，庶子之妻也，于君为庶妇。君服妻不服妾，服冢妇不服庶妇。”诸侯于其妻与嫡子之妻皆当服丧，而于其妾与庶子之妻则不服，因此庶子从其君父之礼，亦不为母、妻制服。
厌尊而降虽属变例，但因其有礼典作为依据，且礼义亦与情理相合，因此在魏晋以降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厌尊而降从最初的约定俗成逐渐演变为官方钦定的礼律条文。另一方面，原本范围仅限于天子、诸侯的变礼在后世发展为所有居官临丧者通行的礼仪。
据《宋书·礼志》：“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礼，心丧者有禫无禫，礼无成文，世或两行。皇太子心丧毕，诏使博议，有司奏：‘丧礼有禫，以祥变有渐，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闲服以綅缟也。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变除礼毕余一期，不应复有禫，宣下以为永制。’诏可。”材料中所言，刘宋时太子为皇后亦行心丧，其心丧虽名为三年，然其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禫为吉祭，因此其时限实仅十五月，与旧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多有不同。
除皇室宗亲外，隋唐以后居官者临丧，亦厌于父尊而降服，并于任期内解官心丧。据《旧唐书·礼仪志》：“唐制，父在为母一周除灵，三年心丧。高宗龙翔二年，同文正卿萧嗣业适继母改嫁身亡，请申心丧，勅付所司议。陇西郡王博乂等奏：‘据令，嫁母及出妻之子俱当解任，并合心丧。其不解者，唯有继母之嫁。窃以适、继、慈、养，皆非所生，并同行路，嫁虽比出稍轻，于父终为义绝。继母之嫁既殊亲母，慈适义绝，岂合心丧，望请凡非所生父卒而嫁，为父后者无服，非承重者杖期，并不心丧，一同继母。’”唐、宋时期生母改嫁或被出，为父后者虽厌于父尊而不制服，但皆行心丧之礼，而且居官者临丧时须解官，以示其诚悫之心。而对于继母、慈母、养母等非所生者，则不行心丧。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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