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叙事，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编纂新法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史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自2010年以来相关的理论著作频频问世，如郭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侯建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胡为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李德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发展概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与影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等成果。但由于1917～1949年距今时间较近，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类型亦复杂多样，选择从某一视角切入的理论著作，往往难以真实完整地展现历史全貌。因此，编撰一部具有“全聚性”的编年体著作便显得尤为必要。

    1917年至1949年正是中国社会的剧变期，面临民族存亡、国家重建的两大危机，从民国建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多种思潮、运动、政体在此段历史中交替地发生作用，力图探索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其中，马克思主义经过历史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最为符合中国国情、最能引领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传播等过程，进行全面细致的资料整理与系统研究，既能够对中国现代马克思发展史有一个深度的总结和回顾，也能够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与规划，提供翔实、清晰的经验借鉴。

    俞樟华等人所编撰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以编年为方法，以建立起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数据库为愿景，以时间目录、“条”“按”结合、四大板块为体例，以全景复现历史现场为目标，编撰统集了自1917年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研究的历史材料，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展开纵深的学术研究，铺垫好了扎实的材料地基。

    书中统筹收集了1917年至1949年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研究等进程的各类历史材料，共涉及几百部包含文献汇编、资料选辑、书目索引、个人文集等类型在内的原始资料，和几千篇研究论文，有效整合了分散在各地研究机构、博物馆、档案馆、资料室的文献材料，及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研究数据库”。

    编者并非将编年成果简单视为一段研究的“终点”，而是开启下一段研究的工具和路径，因此，书中每一条的材料，都严格标明了创作主体和具体来源，并形成了全文统一的体例，如条目中的报刊文章便细至刊名、篇名、日期等，期刊论文则细至刊名、卷号、期号等，著作等则有出版者、出版社等信息。按语里使用到的补充材料，则额外以脚注说明来源。清晰的回溯路径是文献“数据库”的应有之义，本书凡引材料必有出处的体例，确保研究者使用该著作为工具书时，能顺利地根据收录信息精准回溯到相应材料，避免了在查找上额外、重复的用功。

    对于条目信息的分类和排序，亦是《编年史》的优势。传统编年史往往仅以时间为序来罗列材料，而本书则按照编者多年来所坚持的编撰惯例，在每年之下再分四大板块，分别为“研究背景”“研究论文”“研究著作”和“卒于是年的研究者”。这四个板块既能涵盖主题之下会涉及的所有史料，又能在时间条目下再分类，更加有序地存放各种层面的信息。这种纵横交错、互相配合的体例，精心设计的排序布局，为研究者在时间目录下检索所需材料提供了许多便利。

    编年网罗资料的过程，往往容易面临偏重有失的问题。或是因遗漏某一方面的材料，没有完整呈现主题，导致编年缺乏全面性；或是因收集的材料过于庞杂、旁枝过多，导致编年缺乏系统性。在本书中，编者选择以问题统领体系，明确了本书重点展现的九个方面，使得《编年史》形成了明确系统的框架，避免了低关联度信息收录导致的庞杂问题，也确保编年所爬梳的资料，能够对主题形成全面掌握、完整展现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各个方位。

    传统理念指导下的编年史，容易将目标局限于网罗搜尽学科范围内，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材料，其结果往往是仅进行了单线条、平面化的史实和材料整理。也因此，编年形式的成果常常被质疑其在研究上的贡献度和创新性。

    事实上，任何学科、主题的编年史，都面临着缺乏完整叙事的问题，本书编者亦感叹到：“编年体之缺点，不如纪传体能反映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整个过程，也不如纪事本末体能反映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整个过程。”

    为了达到“还原历史，还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等期望，除了分板块、加按语、“互见法”等在体例上所作的努力，本书还在材料选择上体现出了“全景性”的编年理念。

    比如，除了系统展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还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细致地作了整理和爬梳；其次，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进程，是由早先接受、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带头，包括政府工作者、工农群众、高校师生、出版机构等社会多领域的人群共同推进的。因此在展现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活动主线的同时，政府层面的政策方针、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教育群体的爱国运动和宣传工作、报刊杂志的出版助力等等，也作为主题支线，被收录到了条目当中。

    再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曲折与斗争。每个阶段既有积极推广的力量，也遭遇着负面的挑战。在十月革命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多个时期，学界展开过多次有关“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中国实施以及如何实施”“唯物辩证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主题的大论战，报刊杂志成为支持与反对双方的激烈辩论场。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长期存在着诸如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等错误倾向。

    尽管批判的声音、消极的力量在此时段层出不穷，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中国现代环境的复杂性、多元性，让马克思主义慢慢从批判与失误中，探清了科学的、真正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和实践策略，从而一步步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通过对正反两方碰撞和互动的展现，能够让读者意识到，这些多元的立场和观点或有是非正误，但均在历史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本文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