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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牟尼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流行过“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说法。近年来，西方学界开始纠正人们的这一印象，并且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筠的眼中，中世纪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是理解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别最好的思想试炼场。在新作《中世纪》一书中，李筠以20年的学术功底，为读者建造了一座异彩纷呈的中世纪博物馆，向读者系统展示了中世纪诸多脉络的独特演化，呈现了人类历史上极为壮观的多元时代，有力揭示了现代世界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历史逻辑，同时细腻地品味从“混乱”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历史智慧。
中世纪的封建制实施了大约1000年时间，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延续了大约800年，两者之间有何异同？ 中世纪的基督教猎杀女巫，至今让人闻之色变，那时的人们为何如此疯狂？ 就《中世纪》一书涉及的相关问题，笔者采访了李筠。
西方文化界的集体行动，导致了“黑暗的中世纪”污名
问：朱维铮先生有本书叫做《走出中世纪》，之前人们都说“黑暗的中世纪”。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中揭示，启蒙哲人为了 自己的启蒙事业，刻意抹黑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这一印象的形成，除了启蒙哲人的抹黑之外，还有哪些原因？
李筠：“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说法的来历非常悠久，到启蒙运动的时候已经持续了近五百年。这个说法是从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这些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开始的，他们的作品传播非常广泛，使得这一印象深入人心。大概而言，文艺复兴教父级人物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了希腊罗马的辉煌。彼得拉克1304年7月20日生，1374年7月19日去世；薄伽丘1313年6月16日生，1375年12月21日去世；但丁更早一些，1265年生，1321年9月14日去世。在这个时代，教皇控制政局，把意大利搞得乱七八糟，各国的诸侯打过来打过去。这个局面是基督教为底色、教皇主导的诸侯纷争，和罗马帝国威武雄壮、艺术气质饱满、人性光辉灿烂的时代完全不可比拟——他们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再加上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和深重的社会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薄加丘的《十日谈》，就是从这儿写起。十个佛罗伦萨青年，为了躲避黑死病跑到乡下去，然后开始讲故事。在文艺复兴的大人物笔下，他们生活的中世纪实际上就是黑死病蔓延的状态。所以，这种黑色的笔触，在文艺复兴的这些著作里全部都渗透进去了。但丁死得早，但是他和教皇的恩怨非常深，他参与了反教皇党派的政治斗争。而彼得拉克和薄伽丘都是黑死病的亲历者——彼得拉克在黑死病当中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把当时的医生骂得一无是处。薄伽丘把很多具体的场景写到了作品中，比如说父母在大疫中抛弃子女。可以说，他们的时代印记本身，就写在“中世纪”的基本定位当中。
后来的很多思想家都沿袭了“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说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这些启蒙思想家，以及他们的前辈比如说霍布斯——他的《利维坦》第四部分就是“论黑暗王国”。“论黑暗王国”主要是和他的哲学对手阿奎那作斗争。想象霍布斯这样一个有古典遗风的文人去看中世纪是什么样子——那就是“黑暗王国”。“黑暗时代”的污名是一场持续了四五百年的行动，不是一两个人，几乎是从但丁一直到伏尔泰数百年间这些大文人的“共谋”，大家都在上面添砖加瓦。最后，启蒙运动宣称，我们看见光明了，我们要点亮每一个人。为什么要点亮？ 就因为原来是黑暗的。为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叙述，大师们就越来越有意识地把中世纪抹黑。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界、甚至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导致了“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污名。
问：在此前的《西方史纲》中，你曾经说过，中世纪的前500年比较混乱，后500年异常精彩。在《中世纪》中，你强调了中世纪的多元性。那么，形成这些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
李筠：在罗马帝国晚期，西方面临的是文明崩溃的状况。这场崩溃的力度在人类历史上非常少见。中国史相应可以比拟的大概是汉末三国开始的乱世，然后魏晋南北朝，南族北族融合之后才出现了隋唐。中间这段乱世，普通中国人能把南北朝各经历了多少个政权说齐全了都很困难。
其实每个取得很高成就的文明，一旦出现系统性整理的话，都会遇到一个大坑。中世纪前五百年就是文明的系统性崩溃，它几乎是全方位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塌陷。入主西方的日耳曼人，非常有血气，但是他们的文明程度、文化素养实在太低，没有能力接住罗马帝国留下来的遗产。罗马帝国的很多遗产基本上都掉地下，日耳曼人也捡不起来。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漫长的混乱时期。
总体上来说，日耳曼人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教会做导师。也就是说，教会是罗马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桥梁。日耳曼人需要长期的学习，经过文明的涵养，才能把这一文明重新支撑起来。这一过程大概用了500年时间。随后，西方文明终于触底反弹。大概而言，中世纪的前半期是下行的，到公元1000年左右触底，从此之后反弹，一直延续到现在。
猎杀女巫是一个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事件
问：人们对中世纪留下不好的现象，很大一个原因是猎杀女巫。你在《中世纪》中说，女巫是基督教真心实意想一统人心的主战场。我们现在知道，在中世纪，很多女性莫名其妙就被指控为女巫，然后被屈打成招，最后被烧死。在宗教狂热、思想愚昧的背后，是否有着独特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意识？
李筠：我在《中世纪》里边专门花了一节写女巫，而且把它提得很靠前，就是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很关心。这里边确实有着深刻的社会机理、文化机理和心理机制。
首先，大家的印象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中世纪从头到尾都在烧女巫，中世纪的人都很疯狂、很神经质地干这个事情。其实，猎杀女巫是到公元12世纪以后才展开的。也就是说，一定是有某种力量积蓄之后迸发出来了，才会有这个事情。不是有了宗教，大家就狂热，就要干这个事情。基督教到公元12世纪已经存活了一千多年，它之前为什么不干这个事儿？ 为什么到公元12世纪干这个事特别起劲？ 总体上讲，它和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地位变化有关系。
西方人都信基督教了，教皇只手遮天，世俗国家甚至被神权统治，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时代……这些都是误解。首先，基督教根本就没有那么强悍。在罗马帝国存续期间，基督教的早三百年基本上是被打压，甚至是被迫害的状态。此时的基督教就是一个地下的秘密教团，帝国的官方机构不时就予以严厉打击。直到君士坦丁和后来的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才走向前台，成为唯一合法宗教。但即便如此，基督教也面临着不小的困境——就是基督教容易被帝国收编。每一个有为的皇帝，都想让宗教匍匐于王权的脚下。既然基督教是国教了，那就应该隶属于罗马帝国的宗教管理机构。否则，把那么大一个人心热乎乎的组织留在体制外，对于帝国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教会就面临着被帝国收编的危险。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是没有人收编了，但问题是支撑基督教的外部硬壳也倒掉了，教会还要到处去传教，自己制造权力，组织成一个孔武有力的体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基督教没有能力去整理自身队伍里的各种不和谐。
到12世纪之后，教会本身具有管控基督教社会的强大能力了。而民间对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比以前还要热烈。十字军东征，把整个欧洲人的宗教热情全都调动起来了。但是，只要民众的心热乎乎，通常就不会和教会一致。如果没有统一的信条、统一的组织，大家各信各的，然后又热火朝天，就很容易出现和教会官方不一致的说法和做法，那就是异端。
为什么说猎杀女巫是一个统一人心的招数，选了女人作为战场真是“用心良苦”？ 就是因为基督教会强大了，它有统一人心的诉求——这是几乎所有宗教的使命，现在基督教有能力做了。而十字军东征掀起普遍的宗教热情，使得宗教的多元化成为非常强大的社会事实。一元有能力说了算，而多元又恰好风起云涌的时候，两者交汇碰撞，于是猎杀女巫就成了一个非常惯常的宗教行动，有序化地展开。不光是教皇派多明我会的教士干这个事情，只要是比较虔诚的国王也干这个事情。只要有基督教的基本背景，只要基督教和政治有非常强的关联——换句话说，君权只要是由基督教的上帝授予，这种事就会存在。
1517年马丁·路德贴了95条论纲以后，基督教分裂了。宗教战争也没有把大家重新带回宗教大一统的局面，反而加剧了分裂。按理说，天主教会此时的权威，已经没有办法和中世纪相提并论了，很多教众都去信新教了。新教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不承认教皇权威，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猎杀女巫的事情仍然在频频发生，很多笃信宗教的国王仍然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王国虽然不服从教皇，但是国王也需要基督教的纯洁，所以国王也要操心这件事。这一点甚至和英国革命大有关系，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他的姨妈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去世之后绝嗣了，他从苏格兰来英格兰做国王，成为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他对天主教很虔诚，觉得宗教的纯洁很重要，甚至于有点神经质。詹姆斯一世弄出了两本大书，一本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英王钦定版《圣经》，遣词造句最讲究，是最好的英文版《圣经》。这就是詹姆斯对宗教的正面宣示。他还有个反面的著作叫做《魔鬼学》。詹姆斯带头研究魔鬼学，这本书相当于是一本抓鬼手册，让他的教士们好把英国境内的妖魔鬼怪抓完，女巫就是重点。詹姆斯治下对于女巫的猎杀也非常严厉，那已经是17世纪了啊！ 只要宗教离政治非常近，国王就会利用它，甚至像詹姆斯这样完全沉浸其中。
总体上，大家应当把猎杀女巫理解为一个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事件，要把时段、结构理清楚，才能知道这个事件是什么含义。在猎杀女巫过程中，教会和国王介入以后，政治结构、政治动机、政治运作机制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猎杀女巫看得比较全面。
教会打压加速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
问：如你在《中世纪》一书所说，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得到了传承和染色，而中世纪也孕育了现代世界。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回归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你在书中揭示，希腊著作先通过在西班牙可得的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后来才从希腊原本直接翻译成拉丁文。那么，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希腊人著作，为何在中世纪前500年被湮没？
李筠：古代典籍和大师的湮没是常态，哪怕在中国也是这样。孔子的著作也是这样：孔府现在还有鲁壁这个景点。史书记载，秦始皇焚书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简册砌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在汉代的时候挖出来了，所以才有古今文之争。因为古时候还没有发明出印刷术，经卷通常非常稀缺，散佚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你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形而上学》《物理学》，他都会提到很多前辈的哲学家或者科学家，那些人都是有著作的。比如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等，但是读者只能通过亚里士多德才知道，原来在他之前还有这些牛人。但就只有非常简短的记录，信息量太少了。
这样的情况在文明当中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个战乱不那么频繁的文明，留下典籍的概率实际上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散佚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且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所谓被动，就是他的徒子徒孙不成器，没有把宗师的这些知识和教诲留下来。所谓主动就是人为毁坏，比如说中国的《四库全书》，就毁掉了很多编纂者认为不该存世的书。有很多书，统治者或官员认为不好，就把它毁掉了，自此以后也就不在人间了。这样的情况在中世纪的早期特别严重，因为乱世支不下课桌。在西罗马帝国的地盘，情形就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代，罗马城并不是学术中心，像西塞罗、凯撒这样的贵族念书，也都是去希腊。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仍然是学术中心。如果把东西的分界线一切，你会发现，在中世纪，雅典、亚历山大里亚这些地中海的著名城市，要么属于拜占庭，不再是西方了，要么后来很快就被阿拉伯人拿走了——北非基本上很快就被阿拉伯人统一了，不在西方文明的版图。教皇一旦和拜占庭皇帝关系紧张，西方人就很难再去希腊念书了。当时的政治和宗教分裂也导致了双方文化上的隔阂和断裂。西方人念拉丁文，不念希腊文了，而拜占庭念希腊文，希腊文是其官方文字。一旦双方高度对峙，通过希腊文接触学术就中断了。罗马的基督教会（天主教会）延续的西方文化的香火，主要是由教士保存——教士们在修道院里抄书。
无论是被动的散佚，还是主动的销毁，都可能导致典籍的佚失。一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耶稣的教诲差得太远，这本书就可能被扔进壁炉，或许就再也没有了。幸好希腊保存了很多东西，阿拉伯人占据北非或者到叙利亚这些地方的时候（地中海就是同一个文化世界），他们吸收、保存了亚里士多德的学问。阿巴斯王朝就是穆斯林和波斯结合的一个雍容、华贵的帝国。它有帝国气象，吸收各式各样的高级学问，所以就把它保存，甚至发挥得很好。再过了大概两三百年的时间，穆斯林一直打到了西班牙，西班牙的一大部分都被穆斯林占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文化相同，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这样被间接地保存下来，然后带到了西班牙。
一般人想象，一个老师有很多弟子在传承，学问应该不容易中断。但在印刷术没有发明的古代，实情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早期被湮没，实际上是古代世界常见的事情，而丢了再找回来并不常见。以中国典籍为例，孟子指名道姓地骂过杨朱和墨翟，墨子是有经的啊，杨朱就没有了。
问：亚里士多德重回西方经历了一个跨度百年的翻译运动，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对基督教的既有学说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因此遭遇禁毁，直到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出版之后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此之前的150年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何能够在教会的禁毁下仍然被翻译、研究和传播？
李筠：翻译遇到的打压其实并不严重。用现在的话讲，这些翻译家都是学术个体户，教会很难管到，很难抓到，没有传播太广，危害就不容易被意识到。西班牙这个翻译的前沿重镇，还处于西方和穆斯林对峙的最前沿，教会的管控很难抵达。亚里士多德著作遭遇禁毁的主战场是巴黎大学，因为这个学校就是教会学校。巴黎大学是全欧洲的学术中心，只要管好它，其他地方都好办。所以前半段，教会还没有意识要去抓翻译家，而后半段的重心在于学问真正的魅力。以前的学问，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差太远。亚里士多德一出手就是高级货，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聪明人一念，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和学问很了不起。教会要禁毁，不让人念，那怎么可能？ 甚至出现了一批人因为信服亚士多德的学说，和基督教信仰、教会的信条产生直接冲突。这时，教会才反应过来，原来念亚里士多德，会动摇基督教的信仰。而且他们只要持续地研究，动摇的可能性就越大。
读者对学问的热爱，遭到了教会的打压以后，反过来还会让亚里士多德的传播加速。因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教会必须态度坚决地展开斗争，双方一旦对峙上了，亚里士多德派或者是热爱他的人，自然就会抱团或成为一个团体或者党派。尤其在巴黎大学，大部分很有学问的教授更是如此。因为你不读亚里士多德的书，还是老一套的学问，你讲课就没有什么人听了。这些很重要且有新想法的神学家，一旦成了气候，他们本身也会去保护亚里士多德，就和教会之间产生了一种角力。在这样一个传进来，然后被禁毁的过程当中，既有纯学术的吸引力，也有学术政治的斗争。而阿奎纳的代表作《神学大全》就是这样，学术吸引力和学术政治斗争两者都存在，阿奎那把它化解得很好，终结了双方看似无望的斗争；亚里士多德虽然被禁毁了，但同时也为阿奎纳做成这个大事提供了很重要的动力。他就是希望自己心爱的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老师不要被教会宣判成异端，不要被污名化，他就是要把他合理合法地放到基督教的体系当中来。所以，学术和政治的压力对阿奎那来说也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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