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高原　落笔大地

    从第一次通读书稿，到再读三印新书，四载已过。沈卫平的《中国的世界高原》总令我难以释卷，每读必有新思，每读皆有新感。我始终坚信，这是一部由中国人书写西藏当代历史的标杆性著作。理由不在于它是“解放军文艺奖”得主的最新力作，而在于作品本身，万重山里万重程，作者十年间数次入藏，全方位地搜集第一手的史料文献，抢救性挖掘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并将之融入纪实叙事的历史场景中。这种文字既追求了历史本相的客观真实，又传递了口述历史的接地气有温情，足以让那永不应忘却的历史再次走近今日世界，走进人民生活。可以说，我们等待这样的著作面世已经很久了。

    我曾问作者为什么要写西藏纪事这一主题。沈卫平说，要写就写真正值得写的，并且是真正熟悉的。作者在主客观方面具备了驾驭这种大主题的创作条件，其中一大关键在于下足了脚力功夫，他“跋山涉水游历往事旧地，踏破铁鞋采访亲历老人，钻进故纸堆中查觅事情原委”。大主题的书写绕不开爬梳档案文献这一关，这有助于作者在大历史观下把握宏大主题，架构叙事的大场景。书中各章节处处可证，作者全面查阅了与西藏纪事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著述，以及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谈话记录稿、电报原件等。书末注释虽列出文献百余条，但就我所知，这不过枚举一二。

    爬梳档案本属不易，但作者仍不满足于走访档案馆，他的脚步走得更广远，眼睛看得更细微。从历史亲历者那里广泛采集的史料，为作者充实历史大场景的种种细节提供了可能性。沈卫平讲，“我的文字若论特点，在于用较直白和随性的笔法，对历史事件之某些细节，做些补充、拾遗”。“某些细节”是什么呢？ 做一下比较阅读，便有了答案。我阅读了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中国的世界高原》忠实于历史事实，强调的是基于文献史料的纪实细节。尽管“所有历史叙事都包含着无法抹掉的阐释因素”，但作者尽可能地回避“阐释”，而运用“事实”去补充叙事的空白处。书中有大量出乎意料之外的文献史料：老同志珍藏的会议简报、老战士保留的纸张泛黄的记事本、侦查科参谋王贵写的调查报告、汉族干部康锦章狱中写给藏族妇女干部的纸条，以及雅江县土司、乡城县大头人的信函，“老西藏”从箱底翻出的油印《苦主材料》……历史叙事不能被简化、压缩成一种直白的单线叙事，这样它就失去了历史功能，也失去了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面向大众的大主题的历史叙事，理应追求《中国的世界高原》这样的维度，即建构大历史观的同时绝不隐没小细节，用事实细节彰显历史本真，这恰恰最能感动大众，沈卫平做到了这一点。

    “战争，是对抗双方数百成千上万士兵同台会演的大戏。随便截取几个片段，都会呈现生死瞬间易位的场景；任意挑选一个人来，都有入史的精彩故事。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不满足在档案馆布满灰尘的文档中查阅线索，还想多找几位亲历者聊天，从而对当年一号地区的情况有更生动形象更直接客观的了解。”沈卫平在“平叛”一章中如是说。确切地说，这也是作者在《中国的世界高原》创作中贯穿始终的基本思路。沈卫平讲自己的作品“非正史”，但他是以史家的态度去写作，这是毋庸置疑的。面对“西藏纪事1949—1959”这一重大主题，作者必然要在叙事中包括一系列事件的叙述，要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作者是如何做的呢？作者没有急于“阐释”材料，“用假定的或理论的东西填补信息中的空白”，而是找到更多的历史叙事人，在不同叙事视角的历史场境中去“发现”事实。《中国的世界高原》的历史纪实是基于“历史当事人之言”。作者既立足当下，又尊重历史。他历经十年，走访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历史亲历者或当事人，竭尽所能以多种方式搜集和记录下他们的口述历史（包括各类文字材料）。特别是那些正在被岁月带走的“老西藏”们，他们的口述历史弥足珍贵的，是书写西藏当代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新中国史不可替代的、价值独特的基础史料，也是再难搜集整理的。“老西藏”们的回忆和反思，不仅还原历史应有的事实，而且张扬历史应有的正义情感。老战士李宜雨对孩子们讲述往事，说了一个道理：“你可以什 么 都不爱，但不能不爱国家。”老战士刘大明说：“那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切都是为了西藏老百姓早日解放，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是的，他们与祖国的这片高原大地早已不可分割，生死与共。

    沈卫平说他的文字有的只是“豹窥管见”，我则认为“浪花里见得到江河湖海”。每一位“老西藏”都是一朵浪花，朵朵浪花给了历史叙事数不胜数的故事，细节各不相同。作者看似随手拈来，背后却是“忘却晨昏经年爬格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