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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函 汪海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运河这一古老的交通枢纽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然而，运河文脉却仍然焕发着新的生机。大运河自春秋时期开始修建，历经多次修缮和改建，是中国人民在东部平原上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之一。它穿越了数个省市，连接了京杭大运河和运河支流，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水上网络，串联起了无数历史名城和古老水乡。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柳孜运河码头遗址位于安徽省濉溪县。该遗址一经发现，便成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出土的石筑码头、唐代沉船、窑口陶瓷被誉为中国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的空白。八艘唐代沉船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其中的柳孜运河4号沉船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唐代刘晏所造的“歇艎支江船”。该船是根据汴水的特殊水域情况制造的粮食运输工具。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歇艎”为何义？ 为何命名为“歇艎”？该船的主要功能以及对我国船舶事业与运河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歇艎”指什么
《新唐书·食货志》：“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歇艎支江船”由唐朝宰相刘晏发明。刘晏（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人，是唐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漕运改革家。刘晏幼年才华横溢，名噪京师。《三字经》里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歇艎”本为“艅艎”，船名。或作“余艎”“余皇”“艅”等。方以智《通雅·器用》：“歇艎本之余艎，因作艅艎。”《说文新附·舟部》：“艅，艅艎，舟名。从舟，余声。经典通用余皇。”《说文新附·舟部》：“艎，艅艎也。从舟，皇声。”《广雅·释水》：“艅，舟也。”早期指春秋时期吴国国君所乘的大型作战指挥船。《广韵·鱼韵》：“艅，艅艎，吴王船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杜预注：“余皇，舟名。”
《后汉书·马融传》：“然后方余皇，连舼舟。”李贤注：“皇，吴之船名。”国君的战船往往会装饰加以区别。如《抱朴子外篇·博喻》：“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左思《吴都赋》：“比鹢首而有裕，迈馀皇於往初。”张铣注：“鹢首、艅艎，皆船之极丽者。”类似今天海军舰队的指挥舰，司令所在的军舰通常挂有司令旗。后泛指大船、大型的战舰。郭璞《江赋》：“漂飞云，运艅艎，舳舻相属，万里连樯。”刘渊林《吴都赋》注曰：“飞云，吴楼船之有名者。”楼船是春秋至明代流行的一种可作运输使用的多层大战船，上言“飞云”，下言“艅艎”，船型之大甚明。陆龟蒙《自谴诗》：“长鲸好鲙无因得，乞取艅艎作钓舟。”长鲸、好鲙皆是难得之物，其中长鲸更是体型庞大，诗中乞求“艅艎”作钓舟，艅艎定为体型庞大的船只。
二、改“艅艎”为“歇艎”
既然“歇艎支江船”是在“艅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那么刘晏为何改“艅艎”为“歇艎”呢？ 这主要与避讳、乘客以及船只用途几方面的改变有关。
公元764年，刘晏担任铁转运使，主要负责漕运事务。此时正值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期，为避天子讳，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因避讳而改字的情况，如“山药”最初名为“薯蓣”，后因避李豫讳改为“薯药”，至宋时，为避宋英宗赵曙讳而改为“山药”。“豫宁县”（今陕西西安），因避李豫讳而改为“咸宁县”。有时卦象之名亦改，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六：“《周易集解》改
卦名‘豫’为‘逸’。本卦引郑元（玄）曰：‘顺其情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逸。逸，喜逸悦乐之貌。’诸‘逸’字皆‘豫’也。”刘晏改“艅”为“歇”，主要原因是避讳。
“艅艎”最初的乘坐对象是君主或统帅，主要用途是指挥军队。然“歇艎支江船”主要用于运输粮食，乘船的主体也并非君主、统帅或贵族，只是一般的运输工人。若仍使用原名会产生误解。船只功能的改变亦可能是其改名的原因。“歇艎支江船”虽然是在“艅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但本质上与“艅艎”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主要用来运输船只等，这与“艅艎”本来的用途相差较大，刘晏应是基于以上考虑，将“歇艎”改为“艅艎”。“歇艎支江船”主要是在较为平缓的汴渠航行，船体广阔可供人休息。“歇”的本义为停止、休息，此船运行时不仅船工可以短暂的休息，水流相较于黄河等地也平缓下来，可谓一语双关。
三、“歇艎支江船”的特点
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该船船首采用楠木制作，结构坚硬，经测绘，船首残长约3米，首部宽1.28米，残部最大宽度为1.42米。虽船尾部分在出土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从残长18.4米来看，该船的体型较大。船体分为5个大舱，船底和船身的连接采用榫头和铁钉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铁钉长约0.17米，钉帽直径为0.02米，平均每隔0.25米设一颗铁钉。安史之乱时期，生产力低下，粮食运输成为关键问题。由于国内河道复杂，运输困难。一直以来，粮
食通常采用直运的方式，首先将丰富的粮食资源集结到扬州，形成一个庞大的货物集散中心。随后，通过大运河、淮河、汴水、黄河、渭水等水路，与陆上运输结合。这种方式耗时8到9个月，损耗大、效率低，且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安史之乱结束后，百姓流离失所。受战争影响，汴水水运几乎陷入停顿。刘晏一出任转运使，便立刻对汴水航运进行治理。如疏浚汴水及制造“歇艎支江船”等。“歇艎支江船”每船可受千斛。唐时一斛为十斗，一斗米约重12.5斤，一斛约为125斤，整体承载量为62.5吨左右，有效地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
广德二年，唐代宗命刘晏疏通汴渠。一方面，他将漕运分段管理；另一方面又在扬州设置了十余处造船厂，根据不同航道水力的差异，提出了在不同航道中使用不同船型的理念。白居易《百道判》（又称《甲乙判》）：“得转运使以汴河水浅不通运，请筑塞两河斗门，节度使以当管营田悉在河次，在斗门筑塞，无以供军。”据此乃知汴河的特点是水浅且淤泥多，而“歇艎支江船”的特点是船体肥阔，吃水浅，底平仓浅，在低矮的仓壁和一系列横梁之上铺以木板，然后在木板上载货，特别适合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运河上运输粮食和食盐。这一设计巧妙地适应了汴河的水力条件，使得“歇艎支江船”成为当时汴河航道的主要船只，与此相应，刘晏还主持制造了“上门填阙船”，这是一种尖底小船，船底坚实笨重，船头船尾高翘，船身两侧配有较高的护舷板，适宜在黄河三门峡等水流湍急、路狭礁险的河道航行。通过分段运输，全部水路运输，熟悉的船工适应熟悉的环境，合适的船只适应相应的河道，极大地减少了粮食、货物在运输中丢失的风险，使得江南到关中的运粮成本大幅下降，改善了唐代国家经济。这种分河道造船的形式是古代水路交通系统发展的重大突破。
四、“歇艎支江船”对赓续运河文脉的意义
历史上，中国有着悠久的造船传统和丰富的航海经验，漕运作为古代重要的水路交通方式，对船舶的设计和建造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刘晏制造的“歇艎支江船”选择采用传统技艺来建造漕船，以确保船舶在漕运过程中的稳定性、耐久性和安全性。刘晏爱民如子，据
《旧唐书》记载：“晏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先趋。”正是因为这些古老的技艺和经验在实践中已经被验证，并且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下发挥出最佳的效果。所以刘晏敢于选择。通过选择传统技艺，刘晏表达了对古代造船技术的信心，相信这种传统技艺能够持续在漕运业务中取得成功。
“歇艎支江船”并非简单的沿袭传统造船技艺，而是针对河道特点进行了改良。这种创新包括对船体结构、操控性能等方面的优化，以便更好地适应汴河的航行。汴河又称汴渠，即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安史之乱后，东南江淮一带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汴河也在这种情况下遭到破坏，加上长年失修，河道淤堵，只有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通航。在刘晏的改革下，汴河水运复兴，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福音。“歇艎支江船”的设计可以被视为对古代造船工艺的一种延续和创新，强调了对传统技艺的文化自信。刘晏深知古代造船工艺的精髓，并意识到这些传统技艺在当今环境下依然具有价值。通过将古代造船工艺与现代需求相结合，他在设计中体现了对传统技艺的尊重和信任，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与发扬。在创新的过程中，刘晏并没有忽视对当地环境的敬畏和理解。他深入研究了长江支流的地理特点、水文情况以及漕运业务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他对船舶的设计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以确保船只能够适应当地复杂的水道环境，并达到更高的运输效率和安全性。刘晏通过在创新中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成功地将古代造船工艺融入到当代需求中，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与发扬，同时也为漕运业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歇艎支江船”作为漕运体系的一部分，不仅是中国古代水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民族自信的生动体现。“歇艎支江船”独特的设计理念以及特点，彰显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智慧和水平，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的象征。因此，“歇艎支江船”的保护、传承与推广既是对中国古代水运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国家民族自信的积极践行。这样的努力将有助于激发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技术、艺术和文明方面的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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