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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程
一
职官制度作为史学基础，一代代研究者在这个细分领域耕耘出了累累硕果，推动了大众对宏观历史认识的深化。但是职官制度中的若干细节，尤其是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制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动态面相，尚待厘清。这个问题与制度年代呈现反比，年代越近的制度的研究越精细，年代越远的制度尚待厘清的问题就越多。史料的匮乏是束缚职官制度研究深化、还原制度实践的动态面相的重要原因。史料挖掘便成为推进制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无论是传世文献的精研阐述和文本批判，还是金石碑刻的考释补充、文物与影像资料的引入，在不同的方向丰富了研究史料、拓展了研究对象。
职官制度是政治领域中最为灵动的制度之一，与官僚士大夫的冷暖得失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士大夫们的命运；间接参与了对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塑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诸多的笔记小说中留下了制度运作的鲜活痕迹。这些有关职官制度的生动文字，是士大夫对切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记载，在缺乏原始档案文书的情况下它们是最原生态的资料。与其他传世文献相比，职官笔记基本上属于“同时史料”，文字与所反映的内容是同一时期产生的，而不像通典、则例等归纳总结性的“后时资料”那样存在滞后性。笔记小说等同时史料在推进职官制度研究上的重要性值得重视。
近年来，人文研究领域提倡“重返现场”。研究者无法完全拂去岁月尘埃、百分百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是无法真正重返历史现场。就文本意义而言，许多后人看来不知所云的制度概念与名词，苦思不得其解的组织演变和运行机制，在传世文献的编撰者的思想观念中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与公理，无需多言，就在创作时不着一字、不费一词。作为同时史料的职官笔记的出现，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士大夫在写作笔记时，潜意识中无法完全排除当时制度的影响，会有意无意地保留下初始的、直接的制度碎片，帮助研究者拼凑完全制度的相貌和运作的过程。
二
唐朝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走向成熟的转型时期，诸多创举勾勒出之后的制度概貌。随着岁月流逝，唐代官僚制度的样貌也漫漶不清，比如后人渐渐不了解“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唐人日常习惯以别名称呼官职：
太尉为掌武，司徒为五教，司空为空土，侍中为大貂，散骑常侍为小貂，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为司宪，中丞为独坐、为中宪，侍御史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曰脆梨，殿中为副端，又曰开口椒，监察为合口椒，谏议为大坡、大谏，补阙为中谏，又曰补衮，拾遗为小谏，又曰遗公，给事郎为夕郎、夕拜，知制浩为三字，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又并为修注，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吏部郎为小选、为省眼，考功、度支为振行，礼部为小仪、为南省舍人，刑部为小秋，祠部为冰厅，比部为比盘，又曰昆脚皆头，屯田为田曹，水部为水曹，诸部郎通曰哀乌、依乌，太常卿为乐卿，少卿为少常、奉常，光禄为饱卿，鸿胪为客卿、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评事为廷平，将作监为大匠，少监为少匠，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左右司为都公，太子庶子为宫相，宰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下至县令曰明府，丞曰赞府、赞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南宋]洪迈著，夏祖尧、周洪武点校：《容斋随笔》卷15《官称别名》，岳麓书社2006年版）
这些称呼中蕴含着丰富的职官制度史料，封存着唐代士大夫对当时官职和官制运作的切身感受。其中多数别名与官称的职掌相关，比如掌武、大谏、修注、小选等；有些别名则和官职的演变有关，比如“夕郎”，表明给事中是从汉代每天日暮向青琐门而拜的黄门侍郎演化而来。这些都是静态的制度史内容，同时不乏动态的精彩。我们以唐代御史们的别称为例：
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说明御史大夫职权之重，这与后世的一般印象相符。御史中丞为独坐、为中宪，则是因为御史大夫不常设或日渐成为加衔，御史中丞主持御史台政务，故而权重。至于侍御史称为端公、南床、杂端等，对应的是唐后期御史中丞也不常设且也成为加衔，由侍御史知杂者主掌御史台。御史台会食，在南设横榻，称南床，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皆不得坐，只有侍御史可坐。御史台实际长官的下沉，表明唐代行政模式的演变。唐前期的四等官制瓦解，长官、通判官的渐次消亡，以及躬亲事务的专知官的权重，是行政模式演变的突出特点。更有价值的别称是将御史比喻为各种花椒，如侍御史为脆梨，殿中侍御史叫作开口椒，监察御史比喻为合口椒。《御史本草》有详细解释：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贾言忠撰《监察本草》，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人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明]冯梦龙评纂、孙大鹏点校：《太平广记钞》第二册卷31，崇文书局2019年版）
此处的合口椒、开口椒都是花椒的一种。《新修本草》（[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记载“蜀椒”：“味辛，温、大热，有毒……口闭者杀人。”之所以用花椒（蜀椒）比喻御史，是因为御史手握监察大权，可以除恶杜奸、惩办贪浊、平反冤滞等，事务无论大小都可以借监察之名参与其中。朝野官民自然忌惮三分，把御史们比作“大热有毒”的花椒了，尤其是外出巡视地方的御史们更令官民忌惮。食用花椒虽然可以长精神，久服却令人冷峭，身体吃不消。有趣的是，御史会随着品级的晋升而毒性递减。监察御史里行、试官和员外置等非正命官，转正和晋升的压力最大，对政绩的渴望最盛，行事咄咄逼人，“毒性”也就最强，是最有毒的合口椒，也就是花椒中“口闭者杀人”的一支。合口椒毒性之强，以致于讲究以毒攻毒的中医用其来解蛇毒，早在晋代葛洪撰写的《肘后备急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版）中蛇毒“以合口椒并叶，捣，敷之，无不止”。唐人遇到年轻资浅的监察御史、转正心切的编外御史们，想必如咀嚼花椒一般难受。
随着地位提升，压力递减，御史们的锐气也逐渐消磨、行事趋向圆滑，毒性渐次消解，经由辛辣但不为患的生姜过渡，最终从合口椒变异为脆梨。官员转出监察系统、升迁为清要的郎官后，更是一跃而为柑橘（甘子）。唐后期，中书门下成为实际指挥行政的中心，尚书省退居闲曹，郎官们成为悠闲而前途光明的清官，行事自然与人为善，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了。唐代士大夫对御史台官职别名的描述，与唐代政治制度现有研究的结论是相符的。
三
用花椒冠名御史，作者尚存敬畏之心。而九卿别称则明显带有戏谑成分：太常卿为乐卿，光禄为饱卿，鸿胪为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其他各卿各有别称。北宋王得臣《麈史》卷下《谐谑》记载：“七寺闲剧不同，太府为忙卿，司农为走卿，光禄为饱卿，鸿胪为睡卿。盖忙卿所隶场务，走卿仓庾，饱卿祠祭数颁昨醴，睡卿掌四夷宾贡之事。”《御定分类字锦》卷33《职官》注解：“京师谓光禄为饱卿，卫尉为暖卿，鸿胪为睡卿，司农为走卿，宗正为冷卿。暖卿谓其管仪銮供帐之类，冷卿谓其管玉牒所。”
三公九卿是秦汉时期的中枢体制，至隋唐为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体制所代替。九寺沦为政务辅助机构，九卿虽然品级高贵，却边缘化为闲曹冷职。戏谑的别称恰恰是这种边缘化的结果。一方面，士大夫断不敢对大权在握的官职冠上调侃戏谑的绰号，比如节度使的别称即是“斧钺”而非戏称；另一方面，士大夫提炼九卿尚存的职权加以突出强调，营造出通俗幽默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别名。比如，贵为正三品高官的太常卿，礼制权限为礼部所侵夺，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朝会大典上张罗奏乐，因此得名“乐卿”；太府卿负责朝廷物资库存，场务繁忙，得名“忙卿”；司农卿负责粮食仓储，粮仓巡查工作繁重，故名“走卿”。在士大夫眼中，劳心为上劳力为下，官员奔忙于具体事务并非高尚、而是低贱的行为，所履行的职责自然也是边缘的、次要的。乐卿、忙卿、走卿等，都不是好词。原本掌宫门宿卫屯兵的卫尉卿，因操持皇家仪銮供帐之类，得名“暖卿”；掌皇族外戚属籍的宗正卿，所管玉牒所事务冷清，而玉器质地冰寒，获得“冷卿”的绰号，一语双关。同理，饱卿（光禄卿）因操办朝廷饮食，睡卿（鸿胪卿）因招待四夷宾贡饮食住行而得名。
官员也坦然接受官称别名，用于自称或称呼同僚、亲友。光禄寺丞严铤《会宴光禄寺东诸同僚》写道：“万方玉食贡奇珍，司膳三年尚茹贫。醉吐笑看惟麦饭，饱卿于此见清纯。”（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第2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光禄寺经手朝廷的美味佳肴，司膳官员却常年清贫，只以麦饭度日。清贫的背后是光禄寺官员待遇惨淡，且升迁艰难。官称别名是源于生活、基于事实的，反映了唐代官僚组织的权力格局，折射出官职的轻重、为官的冷暖。这是官职与士大夫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之处。就笔者所见，带有戏谑性质的别名只见于官员自称，他称使用尊称性质的别名（独坐、端公等）或客观描述性质的别名（夕郎、小选等）。初唐时，蜀州某县县尉杜某，名、字、生卒年皆不详，因为是王勃赠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主角，有幸作为“杜少府”而名扬千古。
四
除了反映真实的权力状态之外，官称别名中也隐含着官员选任的动态信息。官员选任是士大夫群体关注的焦点，也是官制研究的难点。史籍中有关人事制度的简单勾勒，完全不足以描述复杂的选任现实。史料阙如，加上官员的进退迁转与制度规定存在事实差异，尤其是各种非常态因素影响着官员的选任，都增加了选任研究的难度。唐代官员选拔的标准有哪些，孰轻孰重？ 符合任职标准的候选者理论上不会只有一个，如何在多位候选人当中挑选出任职者？ 解决员缺矛盾，以公平明确、具备操作性的标准将候选官员妥善安置，是选官制度的核心要义。以吏部为主体的选任机构，发展出了一整套实操做法。
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若此。（[明]冯梦龙评纂：《太平广记钞》第二册卷34。《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神功元年”条亦记载此事，说张锡退朝后“索在铨姓薛者六十馀人，悉留注官”。）
张锡将特定范围内的六十余名候选者全部授予官职，而没有引发骚乱。即便是重金买官者也接受了这个结果。这说明当时官员群体对不同候选条件对应的官职，是有相对清晰的预期的。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选官有清晰预期，根源还在于以张锡为代表的选官机构在实践中诞生了一整套包含制度、惯例、观念等在内的实操文化。同样来自职官笔记的“八俊之说”，便是唐代舆论对理想官场履历的认知，是选官实操文化的一部分，并为后来研究者所重视和引用。该说见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其文如下：
宦途之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制科》，中华书局2005年版）
在这条理想仕途上，有志高官显贵的人就“不要历余官”。在选任实践中，理想的下一任职位便成为士大夫们的关注点和追逐目标。不能获得理想的升转自然令人懊恼，任职偏离理想的仕途轨迹更是值得同情。诗人张籍任职冷曹太常寺的太祝一职，十年不得改调，穷病交加，还瞎了一只眼，人称“穷瞎张太祝”。好友白居易作《重到城七绝句·张十八》，表达同情慰问：“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谏垣和宪府手握监察大权，亲近帝王，任职者升转频繁，张十八（张籍）的窘困显示出在唐代官员选任实践中，太常寺边缘化严重，太祝的升转前景极端不利。
会昌元年，人到中年的膳部员外郎杜牧谋求迁转。他揣摩自己的条件，希望能在尚书省诸司中从后行调整到前行部门去。《尚书故实》记载杜牧曾向宰执大臣求任礼部员外郎，不遂后又谋求刑部员外郎一职，又不遂。杜牧做了一个梦，梦中人告诉他：“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系统，后世六部雅好比附周礼六官，称礼部为春官、刑部为秋官，梦境中的“辞春不及秋”便对应杜牧谋求礼部、刑部官缺不成一事；后半句“昆脚与皆头”指的是刑部负责稽核簿籍的比部员外郎。不久，杜牧果然获任比部员外郎。该则笔记载明了尚书省诸司中，先后好坏排序为礼部司、刑部司、比部司、膳部司。官员自后向前流动，虽然品级相同，也是某种升迁，是需要私下谋求的。不过，《尚书故实》原注：“杜公自述不曾历小比，此必传之误。”（杜牧此例皆引自：[清]杜文澜辑、吴顺东等点校：《古谣谚》，岳麓书社1992年版）此处的“小比”应该是彼时的某种选任流程或者做法，但具体涵义如何，尚待考释。
五
综上所述，职官笔记既是制度史研究的新材料，又为观察制度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那就是通俗的、人性化的新视角。与严肃的、程式化的传统史籍不同，笔记散文直接关联士大夫的官场经历和观感，是官僚政治亲历者心路历程的真实流露。新世纪以来，制度史研究超越组织架构、权责设置、机构沿革等静态内容，转向挖掘鲜活的、动态的、多层面的内涵，描绘出了缤纷多彩的面相。职官笔记提供的新视角，契合了制度史研究的潮流趋势。士大夫兼具官僚制度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双重身份，任何制度终究要士大夫去贯彻执行，同时也落实到士大夫群体身上。士大夫是官僚制度中最重要、最灵动、最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素。他们书写的职官笔记的史料价值，毋庸多言。笔记散文中有关人性、人和制度的互动的生动文字，对于捕捉制度的深度内涵尤其具有针对性价值。
职官笔记展露了作者观察彼时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角度、方法，具备方法论的价值。由于无法重返历史现场，后人与当事人评判历史制度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譬如前述唐人并不以操持具体政务为荣，事务性工作并不必然关联实际权力，而今人将官员工作忙闲作为考量实权大小、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准。这便导致了古今制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差异。职官笔记对于制度史研究可以拾遗补缺、可以参照比较，更重要的是启示研究者要设身处地、眼光向下，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余，抓住人性、观念、实操等关键词，跻身人与制度互动的情境之中，尽量重返历史现场以还原制度实践的全貌。在制度史研究的传统路径、文书与政务运行的方法、制度史论，以及日常统治史等方法论之外，职官笔记或许是打开另一扇大门的钥匙。
诸如“御史与花椒”等职官笔记，动静相宜、明暗关联，保留下来政治制度中最细腻敏感、通俗坦然的内容，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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