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时”：回想湖南出版五先生

    █原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源流不断而成出版湘军，其行为足迹及其影响层累叠代而为1978年以来的湖南出版文化。

    因为从事出版史论的教学、研究，我对1980年代的湖南出版颇多远怀。最近惊喜地读到《湖南出版五先生》，油然升腾起对21世纪中叶湖南出版业的想像。想像并不遥远，更不确定。如许时空穿梭，才可想像。

    《湖南出版五先生》传述钟叔河、朱正、唐俊荣、唐浩明、蔡皋五位出版家。我迫不及待读了唐俊荣、朱正、钟叔河——因为较为熟悉。读完唐俊荣先生的传述，我向他报告读书心得，那是3月11日事：

    最先浏览的当然是写您的那部分。我因此对您的出版生涯有大致了解。其中发蒙早、“唐会计”等细节挖掘、记录得很好，我因此对您的勤奋、好学、机敏有了具体、深刻的印象。“唐俊荣是一座新华书店博物馆”很有嚼头，行笔稍疏松，如果这方面写详实就更有价值了。但又想，于当今的年青作者，殊为不易。新华书店从城市中心退隐边缘太迅猛了，把您作为“活化石”挖掘出来已是新华书业的幸事。“活化石”既已推送，对全面丰富的考释意义便有了耐心和信心。不看这书，我没想到您比弘征先生还年长。我今年下半年一定专程到长沙拜访您一次。惜六月及以前已经排出去了。我原来就清醒，不更多了解更深理解图书发行及改革，就难以全面深入理解改革开放出版史；不更多了解更深理解湖南的图书发行业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全面深入理解1980年代的湖南出版的辉煌。我拜见您，就想在这方面有知识长进和认识深入。《湖南出版五先生》及其另一本书的出版，其更实在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对外告示，湖南出版集团并没有忽视1980年代那段湖南出版改革开放史。谢谢您等历史创造者，也谢谢那个记录历史的群体。

    俊荣先生告诉我：中南传媒集团主办了期刊《新课程评论》，“五先生”和将出的《湖南出版十九君》的采写任务就由这个杂志的编辑部负责。“十九君”的采写由集团的青年英才编辑们负责，已基本完成，正在充实打磨。

    3月13日，彭兆平女士在《新课程评论》公众号刊发《先生们的纸上流年》，披露了“五先生”的运作过程。原来彭兆平幕后掌舵这本书。彭兆平在1994年与唐浩明一同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编辑，社会早已期许她是1980年代湖南出版的“传灯”者。追踪湖南出版20多年，我一直留心此人，她终于显山露水了。《先生们的纸上流年》感情饱满丰厚，思想坚毅深潜，她的识见、笔力值得赞叹。

    “当了一年总编辑”是朱正编辑生涯的壮丽华章，那是1985年10月至1987年1月。1985年10月戴文葆致信朱正说：“先向你恭贺！冰封、叔河同志诸公一场恶战，拥你上台。令人欣慰！”（见李频编：《戴文葆书信集》第146页，三联书店2023年版）朱正2013年9月7日回复李频的信中说：“‘恶战’是这么一回事：我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工的时候，李冰封要我回来做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恶战’就是说服湖南反对此事的人，但是我不在长沙，这过程不知其详。”彭兆平何其有幸，见证了朱正“一年总编辑”。她回忆说：“他和社长戴超伦曾召集我们这批年轻编辑开过一个座谈会，让大家为出更多好书动动脑献献策。轮到我发言，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出一些人文社科译著？ 朱老马上回应：好极了！ 这正是我和老戴的想法！ 他的态度很激励我，当年我就报了一个译著选题，冈布里奇的《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是其时在中央美院攻读艺术史硕士的周彦翻译的。那时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两年，在不少出版社，可能还没有独立申报选题、独立担任责编的资格吧，湖南人民出版社乃至整个湖南出版界，却没有这些限制。”

    《湖南出版五先生》牵引我思绪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意图和由此指涉的时空张力。如何在其出版意图及其指涉的时空张力中评价其群体的出版行为及影响呢？ 难解，颇富挑战性。该求解。哪怕仅试图求解。那才是《湖南出版五先生》对我更耐读的。

    《湖南出版五先生》最初提议于张子云先生。他认为“湖南出版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很感人，也很生动，可以整理出来用作新员工培训的”。从常人视角看，张先生是个想事干实事的人。从专业视角看，张先生眼光独到、思想深入，创新出版企业文化建设。单就培训文本的整理而言，基于阅读感知就基本可以认定达到了预设效果。因为这本书很好读，所写的每一个人都吸引你一口气读完，其中的某些细节你还会忍不住倒过头去重读。在实施张子云初始动议的过程中，谢清风建议，《湖南出版十九君》的写作，“由入选中南传媒青年编辑英才库的编辑们承担，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青年人才培养方法了’”。从初始动议到继续建议，两书的出版意图完善且明确了。该如何评价、推断其意图效果呢？

    对《湖南出版五先生》的观察分析，先认定其有价值，再分别从不同维度解析其价值生成及可能的影响路径。

    首先，人类文化记忆规律肯定了它的选题价值。有学者说：“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门槛，换句话说，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等译：《文化记忆》，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四十年时长决定了1980年代湖南出版历史抢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二，《湖南出版五先生》出版于媒介融合传播走向纵深的2024年，它自身是出版传播观念更新后的产物，对它的观察与分析，必须有更宽广的视域，摒弃单一的出版产品或书籍视角。

    其三，基于前述两点分析，《湖南出版五先生》可以定性为湖南改革开放出版文化记忆的外溢效应。对它的价值评判该将问题集中于此。观察、分析的路径则应该首先指向其出版文化记忆的形式、过程。换句话说，《湖南出版五先生》的出版效果和影响，首先在于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有意味，其次才是其出版活动的结果意味绵长。

    《先生们的纸上流年》一文中穿插了10幅采写实景照片。这照片雕刻的时空激起我的无限遐想。作为中南出版集团动议的出版行为，“五先生”采摄团队的共同目标是在2022、2023年的时点构筑1980年代湖南出版的历史记忆。那又该如何认知、求解这一构筑历史的群体影像的当下以及未来意义呢？

    1980年代湖南出版的开创者是胡真，钟叔河、朱正、唐浩明等相对胡真而言是奋力跟进者，相对1980年代湖南出版的总体格局而言当然是典型见证者。相较于1920年代出生的胡真，1940年代出生的唐浩明、蔡皋是中生代，1960年代出生的彭兆平属于新生代。而在“五先生”采访摄制团队中，更年青的新生代又把彭兆平推为中生代。原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源流不断而成出版湘军，其行为足迹及其影响层累叠代而为1978年以来的湖南出版文化。历史由于记忆和阐释而成为历史，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都有代际差异。如果说“五先生”是被读、被反复细读精读的文本，采摄团队的诸多年青人是阅读者，彭兆平就是导读者。彭兆平是1980年代湖南出版的更年青见证者。

    时间的车轮碾过数十年后，唤醒了湖南改革开放出版史记忆，彭兆平便听从组织和自我心灵的双维呼唤来到了余存的历史现场，参与书写、阐释湖南改革开放出版史的集体记忆。一同随行的诸多年青人是向“五先生”学习历史，彭兆平同“五先生”则是重温、回顾历史。彭兆平点评讲解的深浅、详略，唯有在场者可以感知，甚至需要时间去体会消化，记忆收获的多少厚薄，端赖在场学习者自身。张子云创意的匠心独运就在于此。

    “出书出人”，是出版业界行话。“既出书又出人”作为理想的出版社会效果，指通过出版物的生产过程培养作者、编辑，催生、见证作家、编辑家、出版家的成长成熟。《湖南出版五先生》也可以这样推断。集体采访拍摄“五先生”，构筑了集体记忆。为传述“湖南出版十九君”，“中南传媒青年编辑英才”被带入追慕先贤的学习情境，这都将化为深刻的湖南出版历史记忆。这些集体记忆、个体写作思想记忆都将不确定性地转化为出版的或非出版的精神财富，潜隐地伴随他们的一生。

    （本文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