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即故山

    ■李雪涛

    一

    沈国威教授的“最终讲义”活动定在2024年1月26-27日在日本关西大学举行。此事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了。去年年底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王宏志教授举办的翻译史年会，他又叮嘱我们几个届时一定要前往捧场。我自然乐意前往，除了参加他的荣休仪式外，我们还将共同举办“近代知识迁移与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

    我是25日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往关西的，之后匆匆到了离大阪著名商业区梅田仅两站的新大阪的酒店。当晚国威夫妇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庆祝他的荣休，也祝愿他学术第二春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轻轨前往关西大学。大阪梅田的繁华喧嚣与坐落在吹田半山腰的关西大学的宁静廓落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讲义是在关西大学开放式亚洲文化研究中心的以文馆四层举办的。从“关大前”到以文馆需要爬一个小山坡，到了会场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看样子，“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用文章学问来结交、聚合朋友，借助朋友的帮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还是需要一些努力才能达到的。我想在这里举办国威教授的最终讲义应当是再恰当不过了。

    最终讲义的仪式由外国语学部的奥村佳代子教授主持。她简单介绍了国威教授的生平和成就，随后外国语学部的副学部长巴克（Andrew J.Barke）教授、现任东西研究所所长二阶堂善弘教授、中国文学会会长吾妻重二教授分别讲了话。他们盛赞国威教授自1998年任职关大以来在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接下来，国威教授作了《东亚共同国际词的研究》报告。按照关西大学的传统，最终讲义的演讲是用日语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演讲，国威教授一气呵成，让人叹为观止。

    在报告中，国威教授指出，东亚有史以来，由于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书籍传播，形成了以汉籍为内核的东亚学问体系，即汉学。汉字、汉文则成为公认的学术语言。后来在东亚发展出的笔谈之所以成立，全赖相同的典籍和词语。大航海时代以降，西学东渐，东方用汉字接受西方近代知识体系，词汇体系中新生出数千个词语，如哲学、政府、思考、调查、正确、优秀……即所谓的“东亚共同国际词”。他认为这些词以二字复音词为基本形态，中韩日越，语言不同但词形相同，且与英语有着相同的对译关系。他坚信汉字作为音节语言的记录符号，在维系东亚概念共同体、促进世界性知识的获取和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东亚的文化文明以汉字为表征，近代的去汉文潮流并没有撼动汉字的地位，非但如此，在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上，汉字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今天，汉字是沟通东亚，对接西方的纽带，还是障碍？ 这是词汇研究者需要加以解答的问题。

    会前我们每一位与会者都得到一册日汉对照的《最终讲义》小册子，除了报告之外，还有国威教授70岁之前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列表。15页的列表包括了专著、编著、论文、资料整理、译著、辞书编纂、书评、教科书编纂、演讲题目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威教授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各个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词汇史作为一种成熟的学术范式，现在已经在很多大学的学者中予以展开，对未来学术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让我佩服的是国威教授的敬业精神，他几十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在教书，在写作、编辑，在做研究。

    最终讲义仪式结束后，国威教授在读和从日本乃至中国远道而来的学生争着向他献花，表示对恩师的祝贺和感激之情。站在台上的国威教授，仿佛站在人生至高的瞭望台上，欣赏动人的景致。那是在经过辛勤历练达到人生成功的高点时散发出的光辉。国威教授的外孙女也来了，在其后会务组发来的照片上，他抱着外孙女咧嘴笑着，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些年来，我曾经熟悉的学者，如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的松浦章教授、研究东洋艺术史的中谷伸生教授、研究东洋近代史的陶德民教授、研究中日语言接触史的内田庆市教授等，都纷纷荣休，此次国威教授的退休多少有些一个时代结束的悲凉味道，因为之后有关中日词汇史、语言接触史的研究，关西就不再是这一领域的重镇了。国威教授的研究室除了一面是窗子外，其他三面都是书。最终讲义之后，他告诉所有与会者可以到他的书架上取书。我想，此时他心中一定有一丝苦涩：这么多年的研究室，马上就会易主了。

    二

    国威教授“文革”期间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浩良河化肥厂工作——这是上山下乡的另外一种形式。作为老三届，他在兵团经历了“文革”的暴风骤雨。后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习日语，可以说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后，他终于有机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平班系统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后来他在大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一直在关西大学任教。

    多年来国威教授一直从事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中日词汇比较，以及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近年来，他在中国内地出版了几部相关专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2019）、《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2020）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是2004年夏天从波恩回到北京的，一年后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了国威教授。后来我们一起筹办每年一度的中日韩研究生论坛，慢慢就熟悉起来了。国威教授比我年长11岁，他生于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的年代，而我生于“文革”前一年，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有着一些共同的记忆。此外，我们都有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历。尽管我们的兴趣和爱好不太一样，所从事的研究只有部分交叉，但这并未妨碍我们的友谊，我们在精神上依然如此之近。

    三

    国威教授在汉字词汇方面的学问渊博，每次跟他在一起，我总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知识。他也很善谈，有着自己的逻辑，海阔天空一番后，他总能恰到好处地回到他要说的主题上来。

    我在东京新干线的车站看到三省堂书店，感到很亲切——我上中学时曾跟着日本放送协会（NHK）学了一点日语，那时就邮购过一两本三省堂出版的辞书。我很自然地读道sānshěngtáng。站在我身旁的国威教授订正说是sānxǐngtáng。细想一下，当然有道理了。《论语》中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学而》）人苦于不自知，儿童是在镜子面前才发现了自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实际上，自省的目的在于了解自己。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认为，一个没有检视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四

    我在离开关西之前，跟国威教授一起去了和歌山县南部沿海的白滨温泉——这是日本三古汤之一。那里到处都写着汉字“白浜”，我不太清楚“浜”应当念作“沙家浜”的“浜”（bāng）还是“滨海”的“滨”（bīn）。后来国威教授告诉我，日文将这两个义项的不同汉字简化为一个“浜”，所以产生了一些误解。在这里当然是“滨海”的“滨”。

    由于疫情的缘故，这是自2020年后的四年里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借此机会充分利用一下那边的图书资源。我让国威教授帮我借一本津田左右吉的《シナ思想と日本》（中国思想与日本，1937）。结果他告诉我说，不值得借，因为从网上买旧书只要一日元。那天去白浜的火车上，他将岩波新书“赤版”的这本小册子给我，让我高兴不已。

    在从大阪去白浜的路上，不断可以看到“纪州”和“纪伊国”的名称，知道这一带在江户时代是德川御三家纪州德川氏的领地——纪州藩，整个和歌山县都属于当年的纪伊国领域。由于纪伊国屋书店名称的缘故，也让我感到这一带特别亲切。

    在白滨附近的海滨散步，所看到的大海实际上是太平洋的一部分。看到海边的礁石和小岛，在我眼前徘徊的总是远藤周作（1923-1996）小说《沉默》中罗德里格斯从澳门刚刚抵达日本时的情景。白滨的温泉酒店有可以眺望大海的室外温泉，对于我个人而言，躺在只有脑袋漏在外面的温泉中，眺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岸线，人似乎获得了时间和空间的新意识。在酒店我们住的是和式榻榻米，头天傍晚在不同的温泉洗了三回，吃了丰盛的晚餐，喝了日本酒，晚上一直聊到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接着洗温泉。早餐之后我们回了大阪。

    五

    国威教授爱美食，每年到了“秋风起，蟹黄肥”的季节，他都要到江南去吃螃蟹。有一年秋天，他跟独协大学的石晓军教授在北外开会，突然很遗憾地说他今年没有办法到南方去吃螃蟹了。听闻此言，我第二天特意去麦德龙超市买了些肥硕的螃蟹，交给北外东院教工餐厅的服务员，请大师傅帮我们烹饪一下。我还跟国威教授专门到紫竹桥附近的专卖店买了陈年花雕。记得那天晚上好像清华的刘晓峰也来了。对国威教授而言，吃螃蟹真是一种享受，只见他快速掀起大闸蟹壳直奔蟹膏，然后再拗开蟹身，嘴手并用，咬骨吸髓，一会儿功夫桌上就只剩下蟹壳了。

    我在大阪也是跟着国威教授品出了清酒的味道。在中国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种完全没有酒味的液体，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没有喝到真正的好清酒，配着味浓的中国菜，也很难品出清酒的味道来。在大阪的居酒屋，方格的木盒上放着“涩味”的小陶瓷杯，侍者会将木盒也倒满了清亮透明的清酒，芳香宜人。

    其实我也喜欢喝威士忌，特别是日本的几种品牌：山崎（Yamazaki）、白州（Hakushu）和响（Hibiki），后来慢慢定位在12年或17年的响上。听说有21年和30年的陈酿，但我觉得17年的已经是难得的好酒，够奢侈的了。700毫升装的琥珀色浑圆的独特瓶身，给人以敦实、厚重的感觉，软木塞粘在有棱角的圆形玻璃盖上，既严实，又能徒手打开。入口就有甘醇浓郁的圆润口感，淡雅的烟熏气味，伴随着我晚上在办公室读书或写作。记得是2014年10月我们在德国国家科学院开会，国威教授带去一瓶17年的响。在哈勒（Halle）的几天晚上，我们喝得、聊得那个尽兴！ 因为还有其他酒，离开的那天，竟然还剩下大半瓶响。后来我又去了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莱顿，这瓶好酒一直没舍得喝完。留了一个底儿，最终在离开莱顿的晚上，我送给了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的阿尔伯特。他跟我除了学术出版方面的合作，更是喝威士忌的酒友。我回北京之后不久，阿尔伯特来信说，这瓶响可以跟苏格兰任何一款威士忌比美。后来我讲给国威教授听，他也大为振奋。

    六

    一月份在国威教授的最终讲义仪式上，我讲了近来我在研究的有关德国科学家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与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1797-1873）书信来往的题目。当时我说，其实我应当讲“沈国威的意义”这一题目。国威教授198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取得学位后，留在大学任教，迄今已经39年。他所从事的词汇史研究，不仅仅涉及中日，还涉及以汉字为载体的欧洲近现代概念在东亚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他的研究从来都不是本质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超越每一个词汇的个案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经验之间展开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比较研究，他深入到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的时代及其学说和思想深处，去追求以原典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策略。他的研究超越了纯粹的叙述，确保了研究中的坚实分析基础。

    每次去关西，我都住在梅田附近的酒店。国威教授通常喜欢在阪急大阪梅田站Bigman大屏幕下和我见面，那里总是熙来攘往的各色人群，旁边就是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梅田地区百货店、饭店、办公大楼林立，阪急梅田站与大阪火车站之间人流不息，地下还有各种商场和购物中心形成巨大的地下街。我每次看着川流不息的人流都会想，大阪就像一块试金石，一个学者只有放在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出真伪：只有像国威教授一样耐得住寂寞又从未放弃学术理想的人，才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就。

    按照历史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的说法，欧洲文化多元性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在于其分散的小型核心地区，没有一个达到足以长期控制其他地区的程度。中日之间正是由于被大片的水域隔开，才使得我们双方都有了一个“他者”存在。国威教授上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多年来在海外的生活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但这些失去的恰恰又成为 了他人生的财富。魏源（1794-1857）在《旅怀》中写道：“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我想这也是拉丁文中Ubi bene ibi patria（哪里好，哪里就是故乡）的含义吧。如今被浙江工商大学聘为教授的国威，此时又找到了自己春色满园的新故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