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芹
这是一本编了又编的诗歌和诗学随笔集。
照理说,编选这本书,并不难,一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年(2022)出版了洪子诚编选的谢老师的诗集《爱简》,发现了“诗人”谢冕,一个出色的诗人被自己和整个评论界埋藏在冰河下面,谢老师只愿意呈现自己的十分之七在水面上;十分之七是他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文章,包括他的代表作和集大成的《谢冕编年文集》(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十分之三甚至更多(如果算上日记),一直在水面以下,需要挖掘,打捞,勘测,当然,这要有机遇和运气。其实,哪怕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七里也有十分之三多,需要被重新认识,希望本书能给读者一个重新认识谢冕先生的梯子和窗口。
按照漓江出版社的出版策划要求,在700万字的文字中编选诗100首、诗歌随笔10万字,相当于高考的命题作文,要想得满分或者接近满分也不容易,即使平常训练有素,比如我,我自以为在谢老师身边很多年,自以为很了解谢老师和他的作品,真的要来编选一本诗文选集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第一次编辑好了,发给谢老师看,谢老师显然并不满意——虽然他没有明说,体恤我的劳动——大意是要新选,特别是诗歌,不要跟洪老师编选的《爱简》重复。这意味着被洪老师认为谢冕写得最好的诗,不能选入。还意味着,未必需要全面完整地呈现谢老师的诗歌全貌,当时我按照时间顺序从1948年谢老师写作第一首诗歌到1976年写郭小川的《诗人,你在哪里》,包括从《爱简》里选的10首,自己感觉大功告成了:谢冕诗选100首。
既然如此,诗歌要重新编选,也意味着不需要全部呈现,最好的未必是最可爱的——另外,最好的诗歌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好吧,重新开始编选,从400多首诗歌编选100首,不选《爱简》,那是否意味着我只选另外一种风格的诗呢? 比如中学时代的诗歌,比如共和国时代的诗歌,比如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
关键是读者想看什么,关键是读者想了解什么。给读者看和给研究者看,真不是一回事。
编选者的标准或者为文学史的研究,比如洪子诚老师编选的《爱简》;或者心中有目标读者和理想读者。在全媒体时代,读者的概念也消失了,读者在哪里呢?
也可以妥协,希望两者兼顾。生活需要妥协,编选也需要妥协。
即使以为可以轻而易举编选的诗学随笔选,也需要下一番功夫,越熟悉的越难有新鲜感,谢老师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编选得有个性。
从16岁高中一年级开始,福州三一中学(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的谢冕同学就开始做诗歌的梦了,几乎疯狂地每天写诗读诗,诗歌让他欢欣,让他忘掉生活的苦难——家庭的贫苦,连学费都交不起了,三一中学校董帮助他减免学费,姐姐卖掉嫁妆资助他学习——只要沉浸在诗中,他就开始了伟大的梦想,“幻想中泥土一旦翻了身/油灯一旦成了太阳”。他跟同学在黑夜的小店里买了两支蜡烛,“愿火炬的光/指示我们的路吧”。灯是温暖,火是光明,“唱歌归来/燃着火炬/夜寒/磨不灭我们燃烧的心”。他坚定执着,以诗为旗,乐观向上,很显然受到艾青《火把》《向太阳》的影响,他对光明和未来的向往,超越了一个中学生有限的认知,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伟大诗人的象征性形象上,看看这首坦荡宣言的诗《用生命写诗》:“燃一盏油灯吧/——在没有光的夜晚/打开洁白的稿纸/心中的话/粒粒绚烂的珍珠/真理的声音/大众的歌曲/欢颂着永恒、光和温暖/伏在案头/写,日夜地写/写! 写! 写! /用生命来写诗。”
一个高一学生,没日没夜地写诗,在1948年和1949年参军之前这段时间内,谢冕(那时用得最多的是笔名鱼梁)写作了大量的诗歌(近200首),有的在报刊发表过,大部分没有发表。这个大胆宣称“用生命来写诗”的高中生,不过上了一年多高中,就写作了这么多诗,现在来读这些诗仍然不觉得浅薄和生涩,反而有特别的味道,代表了那一代少年的诗歌梦,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追求光明,热爱生活,在汇入到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即使有迷惘和梦幻的破灭,却一直清醒地保留着内在自我的敞开,这让他保持着诗性的敏锐和勇敢,一旦遇到出口,诗人谢冕一定会喷薄而出。
只是这次喷薄而出的不是诗歌,而是为诗歌辩护守护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这何尝不是诗的另一种形式呢!
从此,作为批评家、新诗研究大家、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的谢冕在北京大学以及全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他出版诗学专著,提出新诗潮和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他是中国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指导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生。他还是散文家,哪怕是学术论文都是饱含诗意的美文。可是,要在他几百万字的文字里选出10万字的诗学随笔,也绝非易事,谢老师给的要求是放开选,“轻松的和诗意的短文,好读又好看”。我几乎把谢老师著作重新阅读一遍,为了让读者更多领会谢老师诗学评论的诗学品性,还从《中国新诗史略》里节选了三个段落,这本带有明显“谢氏风格”的诗歌史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全面发掘。记得在《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上用了谢老师很自谦的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
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以诗为梦。
因为诗歌是做梦的事业,做梦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