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藏书的来龙去脉

    巴金是“人民作家”，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藏书家，正如藏书家姜德明在《与巴金闲谈》中称：“巴金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巴金藏书的形成与其所担负的社会角色息息相关，可谓是呈现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巴金一生与书做伴：读书、写书、编书、买书、藏书、送书、捐书，可谓“嗜书如命，藏书成癖”。纵观巴金先生的人生历程与辉煌成就，无论是早期作为出版社编辑还是后来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早期留法、旅日到后来代表中国作家屡次出访，亦或是早期求学南京、辗转各地到长居上海，都为其获取图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首先他是读者、学者，搜集购买图书是他的日常爱好。

    在巴金的日记与他人的记录中，关于巴金爱书买书的往事不胜枚举：

    巴金平日自奉甚俭，别无嗜好，除了看电影、听音乐，就是爱看书。他从年轻时开始，就把大量的钱都用在买书上，从1930年代定居上海，光顾旧书店就是他的重要日常消遣，与店主熟识更有了好书好版本主动向他提供，在他的藏书中有部分民国版图书在背面盖有书店的价格章。

    1927年至1928年留法期间，巴黎塞纳河畔书店书摊林立，清贫的他省吃俭用每周总要去光顾两次，流连终日，归途中，两手总是满满的。1934年赴日本旅行小住，购买了西文书带回国，据其同游日本的朋友说那里的西文书又多又便宜，因而使他心动，是赴日旅行的动因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到北京开会，也总是要抽时间跑书店，大包小包地买回大量的书，有时买多了，把钱都花完了，就赶紧写信给夫人萧珊，请她赶快再寄一些钱来。也常常托人帮忙购买图书。

    1976年之后，步入高龄岁月的巴金依然热心于对于图书的收集，常常通过通信委托亲人友人帮忙购书，如在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的100多封通信中先后数十次提及出版社赠书、购买图书、代买图书的情况。也会从亲人处觅得，如常致信李致请求代买图书。

    其次，他是作家、编辑，购书存书往往近水楼台。

    作为作家文学家巴金的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从陆续编辑出版的巴金全集来看，从1921年4月1日在《半月》刊第17号刊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巴金的作品出版后他都会留存相应的版本，对于再版图书也往往尽心收集，对于自己的作品更是会收到出版社的赠书，或者自己主动购买收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中，以巴金为作者的作品有230多册，译作60余册。

    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巴金都会留存自己编纂的图书，他先后主持编辑了大型丛书《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等，《文学丛刊》历时14年接续出版了十集，每集16部，可谓“阵容强大、气势恢宏、未有之盛”。丛书出版后巴金都会存下一部分作为藏书，而收到样书的作者也往往会签赠给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中，就有成套的《文学丛刊》，很大部分留有作者的题赠签名。

    最后，作为文学大师，藏书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

    他的作品影响力十分广泛，名气很大，是文坛的重要旗手，很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出版后都会向他签名赠书，广大的作家都希望巴老能在第一时间里分享他们的丰收之乐似的，庞大的赠书队伍无言地宣告着作家们对一代宗师的敬仰与尊崇。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中有他人签名赠书1000余册，涉及的作家几乎囊括了现当代所有的著名作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慕名寄书赠书。

    1949年7月，巴金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1950年后先后担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任《收获》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的领导职务，是“文人领导”的典型代表。为此很多出版社在出版了有关小说后往往会寄赠给巴金，请他批评指正。作为《收获》主编，在推介作品的重要窗口，很多作者也会慕名寄书，请他批评并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文库有加盖出版社、会议赠书章的图书1000余本。

    巴金藏书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在买书存书与赠书捐书中动态平衡，巴金先生的藏书主要有三大去向。

    第一是故居自存。巴金去世后很多藏书留在了其居所内。巴金故居位于武康路113号的花园住宅，鹅卵石外墙，绿树掩映，静谧古典。2011年4月，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周立民介绍，从2008年9月起，至2011年3月底，工作人员共整理出3万多册图书，分装476箱，还有手稿、书信等资料29箱，以及150余件书画艺术品。目前，这批收藏已借地暂存。“时间跨度如此长，中间没有中断的作家藏书，国内罕见”。相关报道显示，巴金故居拥有巴金藏书近4万册，大约2/3的藏书藏画寄存在普陀区图书馆，待正在修建的“巴金文学馆”建成后再集体迁移，并对公众开放。

    第二是批量捐赠，陪伴巴金晚年的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工作的陆正伟回忆文章写道：将生命中的另一部分——珍藏多年的藏书、杂志及图片、实物源源不断地捐向中国现代文学馆、上图、北图、泉州黎明大学、上海档案馆及上海作协资料室。周立民统计，巴金向各公藏机构捐赠了4万余册，包括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书刊共7000多册、中国现代文学馆9000多册、上海图书馆6395册、泉州黎明大学7073册，南京师大附中600多册，香港中文大学七十一种1202册（以线装书为主），另外给成都慧园也捐赠过图书，捐赠后遗存在上海巴金故居的书刊有近4万册。还有文章指出外文音乐家传记、乐谱大多赠予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捐赠藏书可谓去向明确、传承有序。

    第三是个人赠送。除去向公藏机构的批量捐赠之外，巴金的收藏一直在默默地为文化界做着贡献，为很多文化人提供着帮助，常常将藏书赠书或借予他人。通过梳理巴金全集中的书信、日记、其他文献等资料，发现巴金赠书的情况十分普遍。

    在现存的收录于《巴金全集·书信集》的1900多封巴金信件中，对于赠书的情况记载颇丰，粗略统计约有1200多封涉及赠书买书等事宜。巴金书信集收录的书信为巴金所写，为单项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书信集中也收录的给巴金的信中也经常能够看到巴金的赠书情况，如傅雷在1954年2月27日给巴金的信中记录：“惠假《嘉尔曼》原作二种，谬忆以为早经奉赵，顷整理书柜，方始发见仍在敝处”。

    在巴金的记日中，关于赠书的记录随处可见，粗略统计约有赠书1300多次，赠书3500多册，如果说1949年之前，巴金的日常以“著书”“编书”“校书”为主，那么1949年之后，“看书”“赠书”“收书”也成为重要日常。在他人的日记与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如萧斌如回忆到：自与巴老相熟后，凡有新书出版，他都会送我一册，并写上我的名字。

    在现有的官方收藏机构中也有很多巴金签赠给他人的图书，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文库中，有包括茅盾、冰心、王辛迪、徐迟、刘白羽在内的30多位作家得到巴金签赠的100多册图书。

    从现有的民间收藏界如孔夫子网上进行简单检索显示，巴金签赠本也有很多，虽然其真实性难以明确判定，但是巴金赠书的普遍情况可见一斑。

    直到1999年2月5日，躺在病床上的巴金为当了自己十余年秘书的陆正伟在刚刚拿到手不久的、为纪念95岁生日出版的手稿本《随想录》上题赠签名，成为“绝笔”签赠。

    陈列于各馆、散布于各处的赠书带着巴金精神的火种遍布全国多地，正如巴金捐书时一直表达一个愿望：“我的书，希望不要藏起来，要让它们给读者看”，在展览展陈中，在研究资料的编纂汇集中，在数字化展示与赋能发展过程中，各馆都不遗余力地将巴金藏书展现在公众视野，讲好文脉传承的中国文学故事，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