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完善昆曲历史和文献建构全貌

    ■刘祯

    时针拨回到13年前，2010年9月21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倪老传钺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102岁。“传”字辈老艺人是现今昆曲艺人中年事最高的，也是我们“昆曲口述史”课题组的首选对象，课题组2009年获批成立后即不断得到一些老艺人离世的消息。浙江海宁老艺人周瑞深，2011年1月课题组和他电话联系，已99岁的周老还一口答应等候相见，待课题组到了杭州再联系，得知周老已离世。“继”字辈老艺人金继家亦如此，在课题组将要前往采访时，金老于2010年11月23日去世，享年74岁。此期间未及采访而辞世的百岁老人还有温州的郑西村先生。这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学术工作。

    将口述史引入昆曲发展历程研究

    戏曲源自民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存在，历来不受社会正统势力的认可，也鲜有为戏曲秉笔记述和研究者，所以尽管中国史学很发达，但有关戏曲的历史和文献埋没不显，以至于想要通过士大夫文人的历史文献去研究戏曲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况的改观，是进入明朝以后，随着戏曲身份被新统治者认可（参刘祯《论昆曲审美思想的变迁》，《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无论是传奇创作还是文献记载研究都才真正进入社会主流阶层的视野，造就了昆曲的繁荣和兴旺。相对于南戏及各历史时期的民间戏曲，无论文本留存还是艺人演出，有关昆曲的各种文献记载得到极大地丰富。这也使得昆曲研究能够占尽先机，其历史发展脉络要比其他剧种清晰得多，一部昆曲发展历史可以洋洋洒洒撰写数十万字。这有赖于昆曲生存和发展时期社会历史所发生的这种观念的变化。

    戏曲是一门口传心授的表演艺术，具有“口述”的显著特征。与其他戏曲形式难于见诸记载相比较，昆曲艺术已大不相同。它的作者、爱好者多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文人的“史官”性质使昆曲的存在方式与以往相比存在很大区别，其文本、文献多有留存。但这也容易把昆曲发展历程归结为文人士大夫的介入而忽略艺人与演出本身。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所呈现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补白，而更具有重新认识该研究对象的意义。口述历史运动本身，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构建，口述历史理论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影响与日俱增。在中国，口述研究、田野调查研究有较为深厚的传统，中国也历来重视经验之谈。进入20世纪50年代，调查研究之风盛行，戏曲领域重视民间艺术、戏曲剧种，借助于各地的实地考察，挖掘戏曲剧种的历史和传统，其效果十分明显。这种调查，已经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手段，故虽史料记载寥寥，却复活和还原了对长期被遮蔽、被忽视的民间戏曲艺术的认识。

    近年来戏曲史的研究和撰写愈益深入和细致，而口述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实践，无疑会拓展和进一步深化戏曲史研究。《昆曲艺术大典》是一部“原典集成与百科式”的文献大典，它的启动和编纂，是为保护、传承中国昆曲艺术，为昆曲存档，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艺术存档。而“昆曲口述史”课题的立项，是前者的后续和对前者的补充，这体现在：《昆曲艺术大典》在呈现方式上是全面和立体化的，利用文字、影印、图片、音响、影像等最为全面地体现昆曲作为表演艺术的形象化和多维视角，而“昆曲口述史”不仅借助于昆曲艺人、昆曲人的“口述”完善昆曲历史和文献建构的全貌，更是对《昆曲艺术大典》历史阶段性的展开和延续。由此可见，虽然项目体量大小有别，但就完善昆曲文献和历史“典藏”而言，两者存在着内在和外在的逻辑联系。

    为此，我们决定在《昆曲艺术大典》已经进入后期编纂阶段时启动新的项目，由我和王安奎研究员主持（以王安奎先生的名义申报）。

    2009年，《昆曲口述史》被立项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艺术学重点课题。该课题立足于对当代昆曲艺术特别是昆曲艺人的保护和抢救，采用摄像、拍照、录音和笔记的方式，不惟填补昆曲史特别是20世纪昆曲史的一个空白，而且试图运用昆曲研究、戏曲研究的一种既旧亦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充实戏曲研究内容和方法，它也是昆曲研究、戏曲研究进入21世纪后走向深化的表现。

    已有昆曲口述研究

    口述研究是一种既旧又新的研究：旧者，这是过去的一种传统；新者，现代又赋予这种研究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旧时代，多数艺人没什么文化，靠口传心授，鲜有文字或其他媒质留存。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包括昆曲演员）的地位显著提升，他们的从艺经验和表演体会也开始得到关注，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戏曲艺人“谈艺录”，就是今日之口述历史。如徐凌云口述《昆剧表演一得·看戏六十年》（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华传浩演述《我演昆丑》（陆兼之记录整理），王传淞口述《我的艺术生涯》（柳河、王世瑶、王德良整理），陈云法等八人口述《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徐渊、桑毓喜记录、整理），《苏州昆剧传习所和曲社》（贝晋眉著）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昆曲口述也是成果多多，如王传蕖忆述《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北京昆曲研习社研究组记录整理）、王传淞口述《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沈祖安、王德良整理）、周传瑛口述《昆剧生涯六十年》（洛地整理）、郑传鉴口述《昆剧传习所纪事》（朱建明据与唐葆祥采访录音整理）、倪传钺口述《往事杂忆》（唐葆祥记录整理）、侯玉山口述《优孟衣冠八十年》（刘东升整理）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台湾、大陆和香港方面均启动实施了昆曲口述研究。这些昆曲口述研究，可以说成为昆曲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20世纪昆曲口述史的撰写和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戏曲研究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口述、总结老艺人艺术经验的风气和传统，但比较而言，显然昆曲界成果更多，这当然与昆曲的艺术传统有关，也与昆曲艺人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如苏州昆剧传习所，学员不仅学戏，有各行皆精、技艺全面的老师，而且安排文化教师，教授国文课，包括《古文观止》、四声、音韵等，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昆曲典雅精致的艺术，更是如影随形地影响了这些演员一生。这是昆曲演员与其他剧种演员的不同之处，很多演员不仅是昆曲表演大家，也是著名的书画家等，甚至有的棋琴书画样样精通。这种经历和学历，不仅使昆曲演员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在领会和传达昆曲雅致精深的韵味和意境时能够毕似其真，惟妙惟肖。

    就已完成和出版的昆曲口述研究来看，多属于个人的回忆和艺术经验总结，所谓“表演一得”，也有对昆剧传习所这样的重要传习机构的回忆等，他们的口述，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但从20世纪昆曲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还感觉是碎金散玉，未能谱写一部较为全面和完整的昆曲口述史。而且，实施和出版口述研究的，也主要是当代有代表性的昆曲大家，普及面不广，不具系统性。

    “昆曲口述史”课题

    相较于以往及其他昆曲口述研究，“昆曲口述史”课题在采访对象方面是迄今为止昆曲口述研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不仅涵括昆曲七个主要院团所在地的艺人，也包括一些草昆与地方戏昆腔中的艺人。从采访对象的身份来看，不仅包括昆曲各行当演员，也包括编导音、曲家、教师、学者和院团管理者等。从年龄层次看，有健在的“传”字辈老艺术家，也有舞台上现时正活跃的中青年演员。课题组共分五个小组，以地域负责：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重庆。采访对象的确定，是先由课题组对本组所负责区域的昆曲人进行遴选和提名，然后在课题组层面进行研究和确定。采访前对所有被采访人进行研究和问题设计，然后每组2人赴被采访人所在地开展采访。

    这样一项庞大的采访工程是昆曲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我们课题组10余人，历时近两年，在北京、上海、杭州、温州、金华、南京、苏州、长沙、郴州、重庆、石家庄、高阳等地采访，利用摄像、录音、拍照等形式记录。

    已采访者，江苏有：吴新雷、王建农、朱继云、刘致中、张寄蝶、丁修询、范继信、张弘、石小梅、胡锦芳、徐雪珍、戴培德、龚隐雷、钱振荣、王斌、李鸿良、孔爱萍、计韶清、赵坚、孙海蛟、姚继荪、单晓明、林继凡、章继涓、姚凯、凌继勤、柳继雁、钱璎、朱蔷、褚铭、顾笃璜、尹建民、朱继勇、赵文林、王芳、吕传洪、程振旅、姚继焜、汪小丹、桑毓喜、俞燕敏、杨晓勇、黄小午、王维艰。

    北京及河北有：邢荣志、李淑君、丛兆桓、侯少奎、白士林、周万江、秦肖玉、白小华、马玉森、顾凤莉、许凤山、张敦义、张毓雯、侯长治、侯宝江、徐达君、王大元、王城保、张国泰、张卫东、魏春荣、王振义、张松岩、侯占山、侯满意、王大黑、邵怀民、刘保绵、丛秀华、杨忞、楼宇烈、许淑春、朱復、张瑞云、欧阳启名、郭汉城、刘厚生、王安奎、谭志湘、钮骠。

    浙江有：龚世葵、王世瑶、周世瑞、郑世菁、包世芙、王世菊、朱世莲、俞康、张世萼、沈世华、李明华、陆光复、王奉梅、陶伟明、何炳泉、洛地、沈祖安、徐宏图、何苏生、胡奇之、王世荷、林天文、林媚媚、刘文华、沈沉、颜海平。

    上海有：蔡正仁、计镇华、王芝泉、张静娴、梁谷音、张铭荣、刘异龙、张洵澎、顾兆琳、方洋、辛清华、沈昳丽、黎安、谷好好、甘纹轩、叶惠农。

    湖南有:李沥青、范正明、余懋盛、雷子文、文菊林、肖寿康、唐湘音、左荣美、李元生、罗艳、傅艺萍。

    重庆有：胡度、胡明克、刘树德、罗吉龙、王德云、许咏明。

    以上已采访者共计144人。有的采访长达六七个小时，少者亦有2小时，按对每位平均采访3小时计，共采访了约430小时，文字量超过300万字。还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对七大院团做重点采访外，还对一些重要的曲家及草昆如高阳昆曲、桂阳昆曲、金华昆曲、川昆等予以关注，列入采访、研究范围。

    这些采访，无论是采访人还是被采访人都付出了巨大努力，被采访者大多年事已高，很多患病卧床，如丁修询先生高血压发作正在养病，桑毓喜先生中风后遗症口齿不清，腰不好不能久坐，朱蔷先生处在癌症治疗恢复期，张世萼先生独身住在养老院，都身体不好，但出于对昆曲的责任，他们克服了身体不便和病痛折磨，都坚持接受了采访。

    在接受采访后，朱蔷先生2012年去世，桑毓喜先生2013年去世；“继”字辈范继信先生于2016年1月21日去世，享年77岁；同年10月17日姚继荪先生去世，享年78岁；章继涓、凌继勤先生先后于2018年、2020年去世；最后一位“传”字辈吕传洪先生于2016年7月31日去世，享年99岁；昆曲史家刘致中先生于2016年12月24日去世，享年85岁；顾笃璜先生于2022年去世。

    采访的过程，也是向老艺人学习的过程，有很多感人的事例。最后一位“传”字辈吕传洪先生能采访到很幸运。最先是章继涓、姚凯夫妇推荐给课题组，但是课题组毫无头绪，也没有联系方式，原本不做指望。顾笃璜先生知道情况后大力支持，请与吕传洪先生往来较为密切的朱继勇先生亲自联系并陪同去吕先生家。为避免吕先生太过劳累，原定采访15分钟，但吕先生谈兴很浓，思路、言语也十分清晰准确，后延至30多分钟。吕先生精神很好，为表示身体健康无虞，还当场将沉重的钢琴凳搬起来回走了一小段，毫不费力。事后朱继勇先生说，一些“传”字辈学艺事及剧目传承情况他之前都没有听吕先生说起过。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位于网师园旁，顾笃璜先生与苏昆“继”字辈老演员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日常聚会于此，复排整理传统折子戏和大戏，已复排并公演《昆山记》等。2011年6月，为参加纪念昆曲“入遗”十周年系列演出（6月18日北京恭王府，6月19日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继”字辈和“承”字辈演员加紧排练《卖子》《狗洞》《楼会》和《牡丹亭》。张弘先生在家中热情接待采访者，不仅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苏式美食及糕点，还连续接受采访达7小时，畅谈人生历程与编剧体悟，也深情回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辈学人张庚、郭汉城等先生对江苏昆曲发展及演员的关心、帮助，日暮时分已疲累至瘫坐于沙发上。

    采访的过程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采访结束后的文字整理工作亦复杂而艰辛。根据我们确定的原则，文字整理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摄像（录音）实录，亦即完全按照被采访人的叙述记录，作为原始档案资料；另一个版本是在此基础上的整理本，用于项目结题和出版。“整理”所涉及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些采访内容，被采访人现场做了陈述，但又强调此内容的“隐私”性，不愿、不能公开；二是有些采访内容，被采访人兴之所至，海阔天空，所谈问题与昆曲完全无涉；三是属于重复、无意义的习惯性口语、叹词等。四是从采访至课题结项、出版，周期较长，一些被采访人认为其现在的认识和观点与采访时有较大出入，犹豫或未同意出版。

    这种“整理”的前提是不能损害被采访人叙述内容的原意，而达到“口述史”有效率和客观的目标。某种程度上，“整理”不比采访简单，对于将录音转化为文字的整理者来说，不仅有一些历史名物、专业术语，还有浓重的方言考验，这些都是后续“整理”中最常见的问题，而如果整理者还不是原先的采访者（此类情况不少），这一难度更显突出。而更具考验和难度的是，如果按照西方口述理论，依据上述三点要求的“整理”，完全不被允许，违反了其理论预设和理论要求，对口述的“客观”走向了一种极端。我们的“整理”有采访人的参与和判断，但也是最低限度的，如果这种“整理”会产生歧义和多解，那我们会退让而更多保持其原生态。所以，“整理”实际反映的是被采访人和采访人、整理者的互动、对话和交流。这种互动、对话和交流程度决定了“整理”所达到的水平。从这一角度看，整理者的“整理”是口述研究的又一重要关键。

    本次“整理”体例收入以下内容：被采访人名称（名字）、采访者名称（名字）、采访时间、采访地点、被采访人小传、采访小结、采访关键词、采访内容（过程），共计8项。

    这样一种体例规定，从口述研究角度来看，比较规范、清晰，特别是被采访人小传和采访小结，对了解和把握整个采访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已完成与未完成

    至此，“昆曲口述史”课题应告完成。而其实，我们的研究不希望停留于此，按照我们对本课题的理解，这一“昆曲口述史”包含有两部分内容，前面所完成的是作为口述研究一般意义和理解的内容。而我们有点不满足于此，希望在此基础上，以本次采访文献为基础，当然也吸收此前口述研究和文本文献成果，撰写一部新的“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这是很有意义和创新的工作，是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撰写的昆曲发展史的工作。为此，课题组不断讨论，反复酝酿，撰写了详细的提纲，并安排好了各编撰稿人。后因各种原因，人员组成发生较大变化。王安奎先生与我商量，决定暂缓后续的“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编撰。

    但我们已经完成撰写的编撰提纲准备充分、内容详细，提纲总字数达14000多字，详细到章节下面还有两级标题。其中涵盖了我们对口述研究、对昆曲史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可能也是我们看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

    一、昆曲口述史应突出表演和演员。昆曲发展历史，之前有多位学者撰写，侧重古典近代时期，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文本文献易于发现，昆曲诞生、发展的时代又较南戏、杂剧为近，所以可以做到翔实而丰富，但演出主体——演员之“声音”湮没无闻，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出现整体缺失的局面。即便是文人之文本文献，我们也知道，那时人们由于道德感和责任感而进行了“善意”的遮讳。口述史，能够口述的历史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应明确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即主要是20世纪，或者延续至21世纪初，对20世纪的昆曲历史进行描述和表达。20世纪的昆曲历史，我们有已有的认识，也有已有的文献。这一次，要把一种田野的、采访的认识与前者结合起来，做出一种较准确和全面的表达，以使20世纪的昆曲口述历史显得血肉丰满。当然，口述的历史可能与我们已有的认识存在差异，比如学者已写出的昆曲发展历史比较侧重古代史和文学史，我们在口述史中应该也要重视文学的、文献的认识，但是重点不同，因为20世纪的昆曲历史是活态的，是刚刚发生的、当代的，它的表演特性，它的舞台特性，应当是我们这个口述史的重点。20世纪以来，昆曲昔日的辉煌不再，但这100多年来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极其不易。这需要文献的准备，更需要不同身份的经历者的“言说”，时间的当下性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而对作为昆曲表演主体——演员的重视和强调，显然呈示的是昆曲的表演和舞台演出，这是昆曲发展的核心和根本。无疑，这样一次较为全面和系统的采访，形成了这部20世纪昆曲口述史叙述和阐释的基础。

    二、昆曲口述史应体现采访人（撰写人）、口述人的史学观和主体性。昆曲口述史的立场是口述者与采访人的，而不是采访记录的汇总和叠加。原本的想法是，主要以对老艺人及相关人士的采访来呈现，后来认识到课题的成果中应该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而不能简单地把采访材料、素材堆砌起来就算是完成了课题，我们对昆曲口述史的认识不应该仅仅是这样一种客观呈现。应该明确我们在口述史中的主体性，但主体性又不是主观性，不是被动、机械地对昆曲人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材料按照年代或者按照专题排列出来。仅仅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口述者立场的昆曲发展史观。

    要进行客观的采访，然后把采访得来的资料融入对史的认识当中，或者从采访中进一步得出对史的认识。我们运用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但今天之所以叫作“口述史”，而不叫作“田野考察”“考察报告”等，是因为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所以，一方面，我们从事这一项国家重点课题要树立主体意识，这个主体意识建立在我们对20世纪以来昆曲历史的客观描述之上；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运用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丰富和发展今后的昆曲研究，乃至戏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三、昆曲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如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唐纳德·里奇所认为的，“制作口述历史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这对于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于20世纪昆曲历史研究也是一项挑战。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是在综合考虑昆曲生存和发展现状及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立的，以演员为主体，而包罗昆曲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如前所述，采访提纲也是在有针对性的情况下形成的，着眼于20世纪昆曲的发展历程，重要的剧目生产、事件和传承等。采访者对采访对象所述有引导而不影响其观点表达，以保证采访对象叙述的客观性。在这里，“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口述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就访谈工作的实际整体目标而言，口述史家应该是那位负责策划、准备、执行、后续处理和诠释的人。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访谈者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在处理生活发展史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谈的是‘谁的故事’”（《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对采访的文字整理，第一步是实录，即完全按照采访中被采访者的叙述忠实原录，以保证采访文献的历史真实和准确；第二步，是在实录基础上的整理，尊重被采访者的隐私和个人要求，在公开出版前删除其不愿公开的内容，并得到被采访者的书面授权。按照口述史的要求，删减一些与采访内容无关或关系不大之处，对内容前后重复或口语累赘之处加以精简疏通。

    这样的口述采访，形成的是个体的昆曲口述史。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还不停留在这样一种个体层面——尽管这些个体已达140多人——而是以个体口述为基础，建构一部能够反映20世纪昆曲发展整体面貌和历程的口述历史。其提纲的设置和构架思路，既源于20世纪包括当下昆曲发展的已有线索和文献，更侧重于本次专门的采访，本次采访也是撰写这部昆曲口述史最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依据，也借鉴和吸收此前的口述和回忆，包括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这部昆曲口述史，亦是一部事实史料充实丰富、旁征博引、另辟蹊径而颇具特色的史著。

    虽然这部昆曲口述史的体量远不能和《昆曲艺术大典》相提并论，但它对昆曲界“全覆盖”式的深入采访，不仅为昆曲界所无，也是戏曲界所不曾经历的。特别是许多老艺人的离世，进一步使这次“口述”成为被采访人的人生绝唱，确定了“口述”的价值和意义，这个价值和意义属于我们，属于昆曲。

    就当初的课题设计而言，应该说我们基本实现了目标，只是无论从历史描述还是研究方法，我们有过更多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也是超越昆曲领域的。而课题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则可以进一步推动口述研究、昆曲史研究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