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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云
2023年5月中旬，北日德兰半岛在春风中全面复苏，一夜之间，北欧人就像绿草从土里钻出来一样变得越来越多。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温暖的阳光，还有空气里弥漫的青草的味道，分明夹杂着日德兰半岛独特的牛屎味，却使得度过一个漫长而压抑冬日的外乡人倍感神清气爽。坐在1890年代铺就的铁路线上，窗外明丽的风景像一帧一帧电影胶片一样闪现，使我仿佛置身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我又不禁遐想，当1859年8月17日那天安徒生前往我此行的目的地时，他的内心又澎湃着怎样的激情，有着怎样的憧憬？ 也许对于安徒生来说，斯卡恩这座小镇上的境遇不值一提，但对我而言，从斯卡恩古镇徒步至格雷嫩（Grenen）的经历却挑动了我了解北欧城镇历史的欲望。红瓦黄墙，方窗圆顶，砖砌小道，转角塔楼，时代的斑驳痕迹展现在斯卡恩的老教堂、旧房子和沿格雷嫩沙滩矗立着的一个个碉堡上。
斯卡恩：丹麦人的天涯海角
斯卡恩（Skagen），一座位于北日德兰半岛的港口城市，是丹麦最北端的小城，越海抵北便是挪威的最南端。斯卡恩隶属于腓特烈港市，在后者以北42公里处，距离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东北108公里。斯卡恩人口多年来一直在下降，2022年人口约为7500多人，但这座城市仍然吸引着许多游客。据称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百科全书《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就提到过斯卡恩：“辛布里河的海角伸入大海形成一个半岛，称为塔斯特里斯。”这是唯一一次提到“Tastris”这个名字。一种说法是斯卡恩自1284年起被称为“Skaf⁃fuen”，是古丹麦语“skaghi”（岬角）一词的某种形式，意思是狭窄、高处的土地。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座小镇的名字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Skaga”，意思是“突出”。从地理上看，斯卡恩的确是一块陆岬或伸入海中的狭长地带。但在古老的传说中，整个北部地峡都被称为“Vendilskage”，“Vendil”的意思是“弯曲的”或“弧形的”，它是一个倾斜的地峡，突出于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和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之间。
在1355年的一份文件中首次提到斯卡恩。到1413年，这座城镇迅速发展，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Erik of Pomerania）授予市政特许状。至此，斯卡恩拥有市长和镇民大会。相比之下，约灵（Hjørring）、齐斯泰兹（Thisted）和尼克宾摩斯（Nykøbing Mors）等城镇只有一名地方治安官，这反映中世纪斯卡恩的规模和重要性。此外斯卡恩有一座长方形的哥特式教堂圣劳伦斯教堂，建于15世纪初，据说是文德斯尔（Vendsyssel）最长的教堂，进一步证明斯卡恩的重要性。
16世纪，斯卡恩居民主要以捕鱼为生，有不错的收入。但17世纪，这座城市逐渐衰落。1600年至1800年间，在被称为“小冰期”的全球寒冷期，斯卡恩渔业严重减少。涨潮和洪水摧毁居民住宅，淹死许多人。由于快速发展的农业清除了大量保持沙地的古老植被，斯卡恩地区遭受流沙化。1644-45年和1657-58年丹麦和瑞典之间爆发战争，瑞典人的入侵加剧了不幸。在18世纪，这种衰落仍在继续，整个地区逐渐变成一片荒野。1787年，曾被雇为斯卡恩海关官员的奥拉维乌斯（Olafur Olavius）回忆斯卡恩1775年的一场灾难：“在一场来自西北方向的可怕的狂风中，沙子极具破坏性地被吹进教堂并穿堂而过。流沙摧毁了城镇周围和附近的牧场，而教堂可以说是唯一幸免于难的。”因为圣劳伦斯教堂变成了“埋在沙子里的教堂”。后来，教堂塔楼作为地标屹立在老城中，安徒生把它称为“北方的庞培”。
今天的斯卡恩能够享受着一方宁静并成为游人流连忘返的旅游小镇，得益于这座小镇在19世纪尤其是该世纪下半叶的发展，铁路线连通了斯卡恩和腓特烈港及丹麦的其他地区，使其渔业得以复苏。斯卡恩众多红瓦顶的黄色房屋大部分建于1890年至1930年，由乌尔里克·普莱斯纳（Ulrik Plesner）担任建筑师；普莱斯纳的作品还包括火车站、布伦杜姆旅馆（Brøndums）、斯卡恩博物馆等。普莱斯纳在这些建筑中的实践体现了他在设计理念上的功能性和社会性追求，也奠定了斯卡恩这座城市的民族浪漫主义风格。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斯卡恩寻找艺术气息和创作灵感，而这种艺术风格的灵魂来自于一百五十年前的“斯卡恩画派”（Skagen Painters）。
在光影之间：斯卡恩画派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一群激进的斯堪的纳维亚年轻艺术家想要寻找一方净土。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样的地方，有明亮的夏夜，有可以漫步的海滩，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绘画的栖身之所，并有利于形成一种将真情实感表达在画布上的作品风格。他们选择的地点是丹麦最北部多风的斯卡恩渔村，也是离瑞典和挪威海岸最近的小镇。
1879年来到斯卡恩的挪威画家克里斯蒂安·克罗格（Christian Kro⁃hg）这样描述斯卡恩：“这个地方温和而友好、美丽而雄伟、狂野而优雅，有时令人恐惧，却又令人印象深刻；在死寂的自然中，在有生命的生物中，只有女性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斯卡恩，整个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能与之媲美。”
这些后来被称为“斯卡恩画家”的艺术家选择在这个时候聚集在斯卡恩，并不奇怪。他们有些人在巴黎见过面，想在夏天的几个月里继续见面，一起画画，一起讨论先锋画作。新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艺术理念，以及印象派画家对色彩的全新处理，为他们的艺术思想注入活力，他们的艺术风格挑战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倾向。在斯卡恩的日子里，他们整夜谈论外光派画法、印象派、朱尔斯·巴斯蒂安·勒帕热的现实主义和保罗·高更的作品。高更的妻子是丹麦人，他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画展激起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的热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刚刚成为巴黎官方沙龙公认的风格，这群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就迫不及待地将新的美学引入更为保守的北方。“斯卡恩画家”对绘画中的真相和色彩解放的主题充满热情，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新艺术。
1874年在斯卡恩定居的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是迈克尔·安彻（Mi⁃chael Ancher）。他娶了当地非常有才华的画家安娜·布伦杜姆（Anna Brøndum），她是当地旅馆老板的女儿。在当时，他们的家变成许多访问斯卡恩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的第二个家。欢乐的聚会都是在他们的家里和布兰杜姆的旅馆里举行的。早在1871年即来到斯卡恩的丹麦著名诗人霍尔格·德拉赫曼（Hol⁃ger Drachman），是艺术家聚居地的核心人物。
1879年最重要的画家是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克罗格和弗里茨·托洛（Fritz Thaulow）、丹麦的卡尔·马德森（Karl Madsen）、卡尔·洛赫尔（Carl Locher）和瑞典的威廉·冯·格格菲尔特（Wilhelm von Gegerfelt）。1882年，两位更重要的画家来到斯卡恩，他们成为“斯卡恩画派”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天才画家P.索伦·克罗耶（P.S.Krøyer）和瑞典人奥斯卡·比约克（Oscar Björck）。克罗格将斯卡恩艺术家群体本身视为主题，例如，从1883年开始，他展出了奥斯卡·比约克关于斯卡恩沙滩的画作和那幅一群艺术家午宴的著名画作（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重要的文化人物包括1883年抵达的格奥尔格·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和作家亨里克·庞托皮丹（Henrik Pontopiddan）。其他来到斯卡恩的艺术家包括来自挪威的奥达·克罗格（Oda Krohg）和威廉·彼得斯（Wilhelm Peters），瑞典人托瓦尔德·尼斯（Thorvald
Niss）和芬兰人汉娜·伦伯格（Hanna Rönnberg）。还有许多丹麦艺术家在斯卡恩工作，包括朱利叶斯·保尔森（Julius Paulsen）和著名的J.F.威勒姆森（J. F. Willumsen）。
挪威当代艺术史家霍尔格·科福特（Holger Koefoed）研究了“斯卡恩画派”及这批人的互通信件，在信中，艺术家们描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卡尔·马德森（Karl Mad⁃sen）在谈到安娜·安彻（即上文的安娜·布伦杜姆）时写道，她是第一位“正确理解如何捕捉阳光”的丹麦艺术家。奥斯卡·比约克在谈到克罗格时写道：“他的智慧、他作为调色师的天赋以及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热情，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3年，比约克与克罗格、瑞典人约翰·克鲁森（Johan Krouthén）及挪威画家查尔斯·伦德（Charles Lundh）住在一起，他的信里写道：“我们住在一起，使用同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我们在工作之余互相评价对方的画作，交流想法，互相批评……对我们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美好而富有成效的夏天。我们所有人整天都在热情地工作。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和激情去享受快乐的生活。”克罗格清楚地记得许多“择日不如撞日”的聚会：“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艺术家的精彩聚会……在太阳喷薄欲出的时刻，他们在海边举起香槟酒杯，而克罗耶则在潮湿的沙滩上为自己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肖像，简直惊为天人……”
关于这场发生在斯卡恩的黄金时代艺术盛宴，从1888年开始，克罗耶的经典作品《嘻哈，嘻哈，欢呼！》（Hip,Hip,Hurrah!）被捧为里程碑式的画作。在此画中，朋友们聚在一起共进午餐（要是仔细端详，我们会发现桌上实际上只摆放着玻璃杯和饮料），主要的艺术家们站在或坐在祝酒的桌子周围，而阳光反射在玻璃杯中。画家突出了气氛，大大强化了场景。在前景中，安娜·安彻正在照顾她的孩子。克罗耶的艺术家朋友们成为他的模特，看得出，他精心设计并安排了每个人的位子；而这幅画最后传达给观众一种参与一个非常快乐时刻的感受。
但生活不仅仅是聚会和庆祝活动。不久，住在这个小镇里的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之间发生了摩擦。克罗格写下了他与克罗耶的会面，并总结说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画，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尽管我在很多方面都很欣赏它们。”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艺术家之间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和有价值的朋友圈。1888年，当刚刚与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结婚的挪威女画家奥达·克罗格来到斯卡恩时，许多人都对这位备受争议的“祸水红颜”感到好奇，她是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波西米亚人文化运动（Kristiania Bohemians）的重要人物。
不过，奥达·克罗格才来不久，她和克里斯蒂安就不得不匆匆离开，因为被她抛弃的情人，波希米亚人文化运动的头目汉斯·吉格（Hans Jeeger）正乘坐一艘汽船尾随他们前来斯卡恩。他想让奥达遵守她的承诺，如果她嫁给克罗格，就开枪打死他。他带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着陆，但这对夫妇已经逃走了。没过多久，克罗格与奥达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奥达仍然按照秉持自由恋爱的波西米亚人的理想而生活。不仅只有克罗格夫妇，这个画家聚居地的其他夫妇也有婚姻问题。1903年，玛丽·克罗耶（Marie Krøyer）离开了她的丈夫，当时她的丈夫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后来他于1909年去世。
北欧之光：不变的斯卡恩
除了斯卡恩的生活对于苦苦挣扎的艺术家来说是相对轻松自在的这一事实之外，出于其他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北海与波罗的海两个海洋之间延伸的平坦景观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并创造出很高的光线质量。这一点我们今天可以在“斯卡恩画派”的画作中捕捉到。在克罗格1910年的一篇名为《海乡》（The Country of the Sea）的文章中，克罗格写出了斯卡恩的风景：
“唯一的运动发生在两个海洋相遇的时候。这就像是一次性接触。北海是男人，是两个中较强的，而卡特加特海是较弱的，像一个女人；她抗拒他，并且知道，她越是抗拒，越是增加了她的吸引力。”
这里的卡特加特海（峡）即是波罗的海的一部分。在19世纪80年代，斯卡恩仍然是丹麦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在铁路和港口建成之前，画家们就开始聚集到这里。他们不得不乘坐小船从“望岸兴叹”的汽船上划上岸。克罗格描述了他们的到来：“在我们被安置到海滩上之前，渔民们不得不把我们背在背上。”克罗格还写道：“斯卡恩人是一种特殊的人。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与其他丹麦人不同。他们的语言很像挪威语，但这是唯一的相似之处。他们比挪威人更自由、更随和、更亲切。一个陌生人可以走进任何人的家并四周张望。在这里，一切都会很快熟悉起来。”
这些具有“特殊血缘”的斯卡恩人为“斯卡恩画派”提供了与风景本身一样多的灵感。斯卡恩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领航船上画领航员，在他们简陋的房子里画渔民和他们的妻子及其家人，在沙丘之间，甚至在海上，都是他们作画的地方。迈克尔·安彻的写实渔夫和安娜·安彻的阳光夏日室内设计都成为“斯卡恩画派”的典型主题。把普通人的生活作为艺术中的一个严肃主题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艺术家和当地渔民之间的相遇对公众关于现实主义作为斯堪的纳维亚艺术的一种趋势产生了迷人的影响。
这些夏日画家非常执着于现实主义，他们甚至画出了渔民家中的苍蝇。当克罗格在1879年的一次展览上首次展示他作于当年的《织网》（Net Mender）时，评论家写道，看这幅画时仿佛可以闻到炖卷心菜的味道，这对夫妇看起来就像“刚刚丢了魂”。然而，新的风格还是获得了认可，比如丹麦国王买下了迈克尔·安彻的巨幅画作《他们能越过暗礁吗？》（Will they make it past the Reef?）
斯卡恩的艺术家们试图寻找一种“原始和真实”的环境，在那里，人们仍然生活在接近自然的地方。他们从渔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小村庄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主题，无疑是对工业化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通过描绘这些贫穷渔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园，画家们使这些普通人的家庭变得不那么默默无闻，这本身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认识了盖赫德家族（Gaihede）、斯汀·博勒胡斯（Stine Bollerhus）、盲人克里斯蒂安和其他许多普通人，他们现在是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氛围变得更加轻松自由，到了19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不再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尤其是索伦·克罗耶，他创作的画作让人回想起更浪漫的风格。他着迷于北方明亮的夏夜气氛和神秘的光线质量，那是大约晚上10点钟左右，所有的景观被蓝色的光线淹没。克罗耶和他美丽的妻子玛丽，以及其他人，会站在海滩上，完全沉浸在斯卡恩明亮的夏夜中。“蓝色时刻”是许多北欧艺术家的主旋律，这一时期的许多绘画作品反映了整个欧洲的这种风格，这可能是对19世纪80年代冷静的日光现实主义的一种反应。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克罗耶的《仲夏夜》（Midsummer Night）。画的是斯卡恩海滩上的篝火聚会，一群人围着火堆，诗人霍尔格·德拉赫曼是核心人物。
斯卡恩这些夏日画家对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实主义的早期阶段。19世纪80年代，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经常光顾欧洲其他地方流行的艺术家聚居地，如法国的巴比松（Barbizon）、卢昂河畔格雷 兹 （Grez-sur-Loing）、阿旺桥（Pont-Aven）、康沃尔的圣艾夫斯（St.Ives）和奥斯陆附近的弗莱斯库姆（Fleskum）。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卡恩逐渐过时，许多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夏天成为斯卡恩常客的核心艺术家，在19世纪90年代不再前来斯卡恩。
即便如此，一百多年后的游客仍然被斯卡恩的风景和由其自然环境及人民所激发的艺术所感动。安娜和迈克尔·安彻的家已经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于1967年向公众开放。斯卡恩博物馆成立于1908年，收藏了越来越多的斯卡恩艺术家的作品。很多地方，人们去过一次可能就不再回去，但斯卡恩例外。克罗格曾经说过：“人们总是会失望的，因为物非人非。但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斯卡恩。”斯卡恩因为它的风景和它在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而成为不变的“北欧之光”。
在斯卡恩相遇：住在布伦杜姆旅馆的安徒生
安徒生于1859年8月17日抵达斯卡恩，他住在安娜父亲经营的布伦杜姆旅馆。他对这个小镇的第一印象是：
“天气格外好，风平浪静，阳光明媚。我们现在和农夫一起沿着海岸前往斯卡恩，这是一种两栖旅程，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地上，卡尔·乌达尔大部分时间在陆地上，我在卡特加特海峡。水花四溅，我们在海浪中行驶，左边只有低矮的沙丘，右边是空旷的大海和不时出没的帆船。海岸上点缀着被冲上岸的水母，看起来就像从餐馆里逃出来的水母，海浪在几个地方激起了浪花，还有大漩涡。我又看见小小的贝壳，也许只是白色的沙子；很快，斯卡恩教堂映入眼帘，然后是灯塔。我们在西城地方治安官的房子外面停了下来。地方治安官霍夫迈耶先生（Hoffmeyer）告诉我，我被邀请住在布鲁恩牧师的家中，但因为现在有其他人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去了旅馆……”
第二天，安徒生在镇上走了一圈，他注意到：“街道两旁都系着长绳，绳子后面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马铃薯或玉米地，房子外面有篱笆，篱笆上晾晒着鱼干，篱笆是用船木做成的，小棚子随处可见，棚顶看起来像是一艘船。街道被流沙淹埋，小镇一眼望去没有尽头；沙丘、土豆地和玉米地安静地躺在这座小镇上，而一群小孩躺在沙滩上睡觉。”在安徒生探索小镇的时候，安妮·布伦杜姆（Ane Brøndum）生下了小女儿安娜（即上文的画家安娜）。
丹麦作家阿尔巴·施瓦茨（Al⁃ba Schwartz）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位后来成为斯卡恩著名艺术家小安娜的出生情况：事实上，她提早来到这个世界，这要归功于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于1859年8月18日（更准确地说是17日）抵达斯卡恩，布伦杜姆夫人想为这位著名的稀客尽可能做好一切事情，她派女仆去格雷嫩，因为那里的渔民正在围网捕鱼，可以买到最肥的比目鱼。到格雷嫩尖岬海滩有一段很长的路，这条鱼等了很久才吃到。安徒生自己也写了这段经历：“傍晚时分，霍夫迈耶先生来了。我累了，他留下来，我请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等茶送上来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而这本应该是吃鱼的时间。我变得不耐烦起来，愤怒一触即发。”施瓦茨的描述是：“安徒生变得不耐烦……他生气了，抓起衣服就走了。”
这让身怀六甲的布伦杜姆夫人感到非常沮丧，她觉得不舒服，不得不上床睡觉——小安娜就是这个时刻来了。与此同时，安徒生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发脾气，颇感后悔，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回到旅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吃了比目鱼和甜糕点。布伦杜姆夫人抱着小女孩躺在床上。一切都很好。孩子很好，很健康——布朗杜姆夫人坚信安娜会成为“伟大”的人，因为她是以这种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
在访问日德兰半岛几天后，安徒生写了一首诗《日德兰半岛：两海之间》（Jutland betwixt two seas），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日德兰！你是挺拔的土地
远处尽是遍布树林的高地！
狂野的西部，广阔的沙地
在群山乱舞的地方升起。
波罗的海和北海水域
在斯卡恩相遇，真是赏心悦目。
斯卡恩周围土地的肥沃让诗人感到惊讶，彼时，斯卡恩人为了防止流沙造成更多的灾难，一直在努力治沙。在安徒生访问后的几年里，斯卡恩和老斯卡恩西南部的斯卡恩沙丘种植园种植了针叶树和落叶树。除了艺术家，许多大约在1880年到达斯卡恩的游客，发现了斯卡恩特殊的景观：阳光和空气，沙子，大海和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地方治安官隆德与黑奴的故事
1810年至1820年间，为了阻止流沙，地方治安官兼流沙专员奥勒·克里斯蒂安·隆德（Ole Chris⁃tian Lund）在他家附近的城镇西南部建立了斯卡恩的老种植园，占地约10公顷。他在该地区种植了榆树、柳树和桦树等“软木”，以便为杨树、白蜡树、石灰树和山毛榉等其他树种提供庇护。2000年，丹麦文化部在这个地区举行了一场最佳命名比赛，为这个地区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名称。最终，文化部将这个老种植园地区命名为“Fogedsk⁃oven”，意思是“地方治安官的树林”。在种植园的中央，为地方治安官隆德竖立了一根纪念柱，浮雕上的肖像画是索伦·克罗耶的杰作。碑文如下：
坎塞利拉德·奥勒·克里斯蒂安·隆德斯卡恩治安官（1803-1828）这座纪念碑的建立是因为他种下了这里的一切
可以假设的是，如果隆德没有在这个地方开展种树治沙，整个格雷嫩地区可能会变成像Raabjerg Mile（斯卡恩西南的一个地方）一样的流动沙丘。奥勒·克里斯蒂安·隆德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他种树保护环境的故事，而是他在斯卡恩任职期间的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与美国有关，也让我想起奥尔堡地区有一个叫雷比尔（Re⁃bild）的小地方，每年的7月4日，这里都会举行美国独立日纪念活动。看起来，很多地方很多故事都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它们是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隆德时期的斯卡恩也不例外。
隆德作为斯卡恩地方治安官的那些年，由于港口尚未建立，往来船只经常在这一地带失事。有一次，一艘满载大米和棉花的美国船在该地区失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船长获救了，隆德为他提供了住所。几个月后，当船长回家时，他问一直照顾他的隆德，他是否能做些什么来回报他所受到的恩惠。隆德开玩笑地回答说，他可以送一个奴隶来帮助他经营他正在计划的种植园。
有一天，当一艘三桅的美国船到达时，隆德已经把这个笑话忘得一干二净。一艘小艇被放下，船上有四名划桨的水手和一名乘客。几个渔民看到了小艇，急忙赶到岸边，希望把乘客和他的行李带上岸，赚点小钱。当渔民们看到这名乘客是黑人时，他们被吓坏了。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事实上，他们不知道黑人的存在。这些渔民心想一定是撒旦本人，因为他的脸太黑了，只有地狱之火才能把它熏黑。
灯塔看守人来了。他见多识广，知道在遥远的土地上生活着黑人。但当那个人拿着一封信向他走来时，他也很惊讶。这封信原来是一份相当普通的发货提单。上面的文字是英文的：“随信附上美利坚合众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强。”提单还规定，强应当被送到斯卡恩的一个具体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地方治安官的地址。“货物”中附有一封给隆德的信。在信中，这位美国上尉再次对地方治安官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为此，他派强 · 莱顿（Jan Leton）去见他。这封信还附有一份契约，证明船长购买了一个名叫强·莱顿的黑奴。船长在信的结尾希望强对隆德有用。同时，他向隆德指出，如果他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个奴隶，就应该每天鞭打这个奴隶。如果隆德想要更多的奴隶，他会派强的妻子去，这样就可以在斯卡恩引入适当的奴隶制。
强·莱顿在地方治安官身边度过了余生，为建立他的种植园出了点力。然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隆德的仆人。他从未被鞭打过，相反，他的主人对他很好。他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但从未成为当地社区的成员。他太与众不同了。只有当他从隆德那里拿到钱，能够请大家喝一杯时，渔夫们才会接受他。
除了隆德，强·莱顿唯一的同伴是名叫乔科的猴子，这是另一个被困的水手送给地方治安官的礼物。如果不是因为莱顿，隆德宁可要杜松子酒和烟草。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当强·莱顿在1827年56岁时去世时，他被埋葬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因为当地的牧师认为他不能与斯卡恩的白人居民一起安息。人们一直认为他被埋在两个沙丘之间。但他的死亡记录在教堂的登记簿上，所以他很可能跟其他人埋在一起。而埋在沙丘里的可能只是那只猴子。在他去世100年后，一座纪念莱顿的纪念碑竖立在老墓园中隆德的墓碑旁。
小城故事多。克里斯蒂安十世和亚历山德琳王后当年也是斯卡恩的常客，1912年，他们在这里购买了几小块土地，建立了避暑行宫克利特花园（Klitgaarden）。建筑师就是乌尔里克·普莱斯纳，而且是按照“斯卡恩画家”玛丽·克罗耶的设计制作的家具，室内也是按照她的风格设计的。这幢大别墅今天变成了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的休养所。沧海桑田，凭借独特的自然环境，斯卡恩仍然与其他城镇不同，是游客享受慢生活，领略两海相遇雄姿，触摸1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群体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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