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之船与诺亚方舟

    ■王一方

    忒修斯之船，也称为忒修斯悖论，是公元1世纪普鲁塔克提出的古老命题。他设想这艘船上的木板在逐年的大修中陆续被替换，直到所有的木板被换过N遍，再也不是原来的木板，既然无法还原，那这艘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联想到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远比船板更新快，细胞、组织的更新必然带来器官功能的演化、衰退，整个人体也在逐渐强盛或衰老，壮年、暮年逼近，青春不再，如同一首歌所唱：“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吗？ 倘若有一天，克隆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越过伦理藩篱，闯入寻常生活，不死的“我”，不老的“我们”，活法完全沦为算法，人生意义大相径庭，那就不再只是本体意识的困惑了，而是医学价值、生命意义的危机。由此看来，医学价值的反思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无事生非”，而是医学正遭遇现代性的真实“悬崖”，无疑，医学需要绝壁攀岩，也需要安身立命，回应“我是谁”的终极诉求。

    历史仿佛有着某种自觉，让批评与建设、解构与建构保持着适度的张力，一旦技术的霞光四射，批评的猫头鹰就会起飞。追溯“技术批判”的文化流脉，不能忘却的人是两百年前的青涩少女玛丽·雪莱，19岁的她以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告诫世人，科学家不可以僭越，不可以去充当上帝，不然将接受惩罚。随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又一次忠告我们，与幸福不相容的事情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给它套上笼头和缰绳。近三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科学幻想成为现实，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描述了一种叫“美兰极”（Melange）的香料，不仅可以延长生命，增加智慧，提高活力，还具备一种超感能力。如今人们似乎找到了仙药“美兰极”，纷至沓来的生命新技术、医疗新奇迹让人眼花缭乱，婴儿可以设计了，基因可以编辑了，大脑可以移植了，病残器官可以3D打印替换了，治疗可以精准（打靶）了，濒死可以冷冻了（来日复活），不病、不老、不死的生命图景似乎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却扰得哲人们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技术的逻辑，从生命哲学角度质疑生命技术提速的前景，是美妙新世界，还是深渊险壑？

    与早期技术批判文化不同的是，科学营垒里杀出一批反叛者，聪睿过人的斯蒂芬·霍金曾经警告：科技是人类的威胁。芒福德《技术与文明》也曾警示：我们处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一道充满新希望的门槛，更新生命的使命降临在我们肩上，非常沉重，基本判断是：如果放任造成当下社会文明解体的机械文化的刚性特征和甘于受控、逆来顺受的惯性持续下去，最终会造成有机生命的价值基石彻底动摇。耶鲁大学的温德尔·瓦拉赫在《科技失控》一书中对基因工程、转基因等掌控人类遗传密码的技术，超越生命极限（长生不死）的努力，以及赛博器官（人工智能器官）、赛博人类（半机器人）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提醒人们要从伦理、法律、公共政策等多方面严密监控高新生物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具体的路径是社会的知情决策和共同体的知情审议，要使得技术发展的速度始终处于人类可掌控能力的范围之内。

    人文学者们大多信奉历史的“后视镜”里可以洞悉未来。后视镜与未来，表面似乎不搭界，但熟练的驾驶员们都知道，正是后视镜积累了人车关系的镜像距离感（车感），才会妥善规避前方风险（或减速，或绕开）。历史的后视镜则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准则，这份基线认知在遭遇“革命”“奇点”时保持一份清醒，建立规避人类演进过程中战略性风险的洞察力。如同航母上既需要起飞时的弹射器，也需要降落时的拦阻绳，如同孙悟空神力无边，紧箍咒是它的罩门，现代医学千帆竞发，也需要有一道哲学罩门。

    中国智者喜欢“放眼量风物”，如果让他们对“忒修斯之船”进行考察，眼睛就不会只盯着每一块船板，而忽视龙骨结构、材料、动力、导航系统，要有系统思维。如今，再也不是“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点点白帆”，木质船舶早已被钢筋铁骨的现代舰船所替代，纤夫与风帆做动力的田园诗般的航运格局早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机械动力、核动力、全球定位系统，才能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现代“飞船”概念的诞生，更让船舶脱离水的依托，腾跃进入太空，成为星际旅行的载体，哪还是那条忒修斯之船？

    对医学的批评也一样，不能只考察知识单元的延续，先进技术的加持，更要关注其哲学基石的嬗变、价值体系的解构与建构。哲学审视本质上是一种战略透析、趋势之辨，因此，这本《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开展了对于健康、医学、医院、生死的母题拷打，思想史的关照，同时借鉴医学大师的洞察力，希望缘此开启生命母题的思辨之旅。透过哲学隐喻打通古今生命智慧的割断。为“返本开新”创造契机，夯实平台。

    在中国，叙事医学就是返本开新的“周到”范例，在《大学》中，“意诚-心正”与“格物-致知”是一体两面，情本位的传统医学，总是强调“通情-达理”“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然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令“格物-致知”与“意诚-心正”有了裂痕，也导致医患关系出现鸿沟，尽管现代语码的叙事医学解释体系并未凸显“共情”与“情本位”的理论联结，但本土化的叙事医学实践无法回避社会-文化-心理的投射。

    最后一刻，让我们重新潜入寓言，告别忒修斯之船，登上诺亚方舟，这艘由诺亚奉命建造的圣船是人类的终极避难所，是生命获救、重生的象征，肩负着苦难拯救的宏伟使命，人们毫不吝啬地将医学、医院喻为“诺亚方舟”。谁曾想，有一天，忒修斯的修船师也登上这艘船，可能的境遇是，他发现诺亚方舟有一些船板没有即时更换，分明是一艘漏船，他还将这个警讯告知了船长，这还了得！ 满怀希望的被拯救者开始躁动起来……一种可能是，将忒修斯的修船师赶下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