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忧郁

    ■丁帆

    诗人育邦即将出版的思想随笔集《纸山》，包括了多种文体：对话录、诗歌评论、散文、杂文等。

    读了育邦的这部书稿，我感到十分讶异和震撼的不是其中的语言技巧和“纯诗”的阐释，而是一个作家对整个文学世界的宏观性思考，以及一个诗人对于时代赋予作家使命的担忧。从中，我看到的是一位诗人，一个作家型的知识分子特行独立的价值理念的表达。

    从形象思维跳到抽象思维的书写和对话中，作为一个读者，我徘徊在诗性与哲思的逶迤小路上，体味着“像山那样思考”的阅读况味，从诗人的眼中看见了漫天飞虹的哲学云霓。

    诗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处于任何文学时空中，作家写作不可或缺的参照坐标系，没有这样的认知，他写出的作品就会永远停滞在井底之蛙的困囿之中，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铁律。所以，育邦在与著名翻译家高兴对话时引用了歌德的名言：“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虽然，我们与歌德的文学时代过去了二百多年了，虽然，他的这句名言，与鲁迅先生倡导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观念是相抵触的，但是，当中国完全脱离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学时刻”，我们还能够坐井观天，仰望井口大的宇宙星空吗？ 这并非只是什么文明冲突的问题，而是写作游走中，从常识走向真理的普遍价值选择。

    我对诗人育邦认识到这一点常识性的真理，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在我们的文坛上充满着夜郎式的文人，他们沉湎于不断输出自认为是最好的文学作品中不能自拔：“而事实也证明了，随着文学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更为便捷、更为广泛，世界文学已成为人类对于全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呼。”“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就此而言，我认为育邦所寻求的所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非是被人诟病的什么崇洋媚外的内涵，而是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要有廓大的胸怀，在创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必须扫视世界，从而形成胸有大局的格局，采取“拿来主义”取精用宏的态度，因此，才会有育邦充分认识到的文学创作真谛：“这就意味着寻求文学精神中的自由开放、兼容并蓄，包含着共享融合之意，并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可供全世界人们共同欣赏的文学杰作。”

    由此而延伸到的就是诗人与时代不可剥离的文学命题了。

    我特别欣赏育邦在此书中的一句话：“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我将它视为整本书的“文眼”。

    无疑，诗人和一切从事文学的人，都会在世界和中国面临着文化语境困惑中，在价值观严重分裂的状态下徘徊，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两难悖论的抉择，的确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诘问，而育邦的抉择是代表着一群知识分子型作家价值共鸣的心声：“‘诗歌的道德’要求诗人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道义。诗人们自觉地寻找自己和时代的合理距离和位置，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这大概也是我们诗人今天所要肩负的‘诗歌道义’。”

    由此，我对他们这一帮搞诗歌创作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因为他们的言行颠覆了以往我对诗人的一贯成见，一句“艺术家必然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同时代者’”便让我刮目相看。

    育邦认为：“萨特强调作家要介入生活，文学要介入生活。我想，他所说的‘作家’也正是基于知识分子这一公共角色的定位。在各种特定的时刻和环境中，作家介入生活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都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的。正如萨特所言：‘作家处在的具体环境，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写的每一句话都要引起反应，连他的沉默也是如此。’他们可以对任何事件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但他们的文学并没有必要介入生活，而且，这种‘文学介入生活’的说法是可笑的，不可实现的。文学本身是反对责任的，它的道德只为艺术而服务。至于责任和道义是作家（创作者）的而不是作品的。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这两个不同的主体。

    坦诚地讲，我反对任何充满实用主义的文学，无论它们的出发点是多么的高尚。我对功利主义的诗歌尤为过敏，即便它们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内承担了社会的道义，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和貌似伟大的人性。因为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判断并没有因为战争或者其他灾难的到来而彻底改变。

    ……

    这些为时世而写作的东西，它们兴高采烈，而一旦从特定语境中撤出来看，它们却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应制文学的泥潭，成为某种单调声音的传声筒，作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种手握文字技艺的工具。而作为艺术的文学已经无耻地堕落在功利主义的沙滩上，她渐渐地枯萎，以致丧失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干涸，直至在最后绝望地死去。”

    无疑，上述的观点我是赞同击赏的，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进行讨论的，那就是对“文学介入生活”这一说法的另一种理解。从“左翼文学”诞生近百年来，文学概念化、程式化的模式，正是许许多多文学创作都是在响应体制号召中，产生的那种过眼云烟的“介入生活”作品，技术含量极低，这是不可否认的文学史事实。但是，“文学介入生活”是世界文学史上所有文学创作不可能解脱开去的宿命，它应该是作家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让生活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自动进入作品的描写之中，而不是在脱离生活本身的魅力，在某种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使其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这就让我又一次听到了育邦那句让人震撼的最强音：“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是的，我们对那些并没有“文字技艺”的功利主义者，报以鄙视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赞扬那些让触目惊心的生活介入我们时代的艺术作品进入我们的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如何介入生活，才是我们面对的真伪问题的关键所在。

    育邦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有才华的人很多，但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却不是很多，但愿育邦能够沿着这条哲学小道走下去，即便是羊肠小道，前面一定会是辽阔世界背景下的高山大海和星空。

    是为序。

    2024年1月31日写于南大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