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新突破

    东西文化交流，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早期东西文化互动的研究主要依赖考古实物材料，从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学者们针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和讨论始终没有中断，各类相关的论文、图录和专著虽汗牛充栋，但良莠不齐。2024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后文简称《彩陶之路》）与读者见面，该书利用了亚欧大陆各地发现的大量考古实物材料，深入、系统地阐释了早期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明的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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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共收录20篇文章，分“彩陶之路与中西交流”“彩陶时代与亚欧世界”和“西风东渐与文化变革”三大主题。

    主题一，彩陶之路与中西交流，共10篇文章。首先，将“西渐”的中国彩陶文化先分为四个波次，后调整为五个阶段，不仅明晰了“彩陶之路”的具体形成过程，而且细化了中国史前彩陶的“西渐”全程，同时也为至少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已出现的“西风东渐”埋下伏笔。其次，扩充讨论对象，将陶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和宗教皆纳入讨论范畴，旗帜鲜明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北道”“绿洲中道”“草原南道”和“高原南道”进行的互动，“西风东渐”和“东风西渐”伴随文化交流始终。最后，通过典型案例专题分析，为那些出现较为突兀且在本地无源可寻的彩陶文化元素找到最有可能的来源地，从而证明了彩陶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中的“排头兵”地位。

    主题二，彩陶时代与亚欧世界，由3篇文章构成。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高屋建瓴地将整个亚欧大陆划分为“早期东方文化圈”“早期西方文化圈”和“早期北方文化圈”。首次提出“彩陶时代”的概念，将东、西方两个文化圈的彩陶发展分为肇始期、发展期、繁荣期和变革期/衰落期，分别对应两地各自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重要阶段。以黄河和西亚地区的几何纹彩陶为切入点，创造性地将彩陶风格与聚落形态相关联，寻找并成功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主题三，西风东渐与文化变革，由7篇文章组成。5篇文章围绕距今4000年以降以新疆、甘青、河南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展开讨论。研究表明，新疆青铜时代的开启、甘青宁齐家文化的演进、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兴起，代表着青铜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主体文化的发展潮流和演进节奏，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相较距今4000年以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与“西风”的进入相关。其中，青铜冶炼技术的吸收与创新以及面对环境变化采取的各类不同适应性措施，无疑是文化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2篇文章则聚焦葬式和墓葬形制，通过对长时段、广空间的埋葬习俗和丧葬制度的讨论，使得“文化变革”的主题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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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之路》既能从材料出发，得出学界普遍认同的重要结论，又能根据有限的信息，提出一些有待更多考古发现验证的重要观点，为读者发蒙解缚。笔者浅见，这本书之所以能加入“好书”之列，至少有以下八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确立了“彩陶之路”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彩陶之路》充分利用大量科学发掘的中外考古资料，完整呈现出包括北道和南道（细分为北支线、南支线）的“彩陶之路”，它的形成伴随着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始终，这条史前的“彩陶之路”就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虽不及“丝绸之路”名气大，但其价值和意义绝不逊色于后者。需要明确的是，正如不能简单地将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视为一条仅贸易丝绸的“道路”，“彩陶之路”也绝非是一条史前只流通彩陶的“道路”，而是由多条道路构成并承载了多种要素的文化交流网络系统，用作者的话说，是“包括了顺此通道中西文化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

    第二，坚持早期东西文化相互交流的观点。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上，或有学者“只见东风不见西风”，或有学者“强调西风避谈东风”，而《彩陶之路》则坚持“东西风互渐”的客观立场，向读者清晰展示不仅有“东风西渐”，还有“西风东渐”，不同文化因素的持续双向传播恰是亚欧大陆各大典型文化最终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如《彩陶之路》在讨论中国彩陶文化的演进、早期东西方文化三个阶段的交流、齐家文化的形成和二里头文明的兴起等诸多重要课题时，都在具体实践并阐释这一理念。当然，这里的“东西互渐”绝非只是狭义的两个方向，而是涵盖了东西交汇和南北交融。

    第三，构建了中国彩陶“西去”与“西来”相结合的演进格局。中国史前彩陶的演进，大的趋势呈“西渐”或“西去”，这是学界的共识，《彩陶之路》对此有最为详尽的阐释。精彩的是，在系统论述中国彩陶“西去说”的同时，《彩陶之路》还提出“西来说”，即以清晰的时空范围和明确的文化面貌为前提，将甘青地区仰韶晚期的大锯齿纹、宗日类型的舞蹈纹、半山文化的锯齿纹以及新疆发现的尖顶冠形符号，与中亚和西亚地区同时期或更早的纳马兹加二期至四期文化和阿尔丁特佩文化中相同或相似的彩陶纹样和相关题材联系了起来，并将支撑彩陶“西来说”的诸多材料统一置于距今5000年以降亚欧大陆彩陶发展和演进的整体格局中去考量，此举无疑有利于学界准确和全面理解中国史前彩陶的演进格局。

    第四，勾勒了以新疆地区为核心与支点的东西文化互动图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提出的“彩陶文化西来说”风靡中外、影响深远。在追寻以彩陶为代表的中华远古文化的来源时，安特生曾经将视线投向新疆，可惜当年他的实际工作止步于甘肃。而《彩陶之路》则充分利用新疆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去讨论诸多关键问题。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彩陶之路》虽然是由20篇写作对象不同的文章构成，但每一篇文章都会涉及新疆。毫无疑问，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明互鉴的研究中，新疆的纽带作用与核心地位无可替代。可以这样说，《彩陶之路》既是对安特生学术体系和研究思想最全面的检讨和补充，也是安特生所著《中华远古之文化》和《甘肃考古记》的最佳续篇。

    第五，有着跨越东西方的广阔学术视野。中西文化交流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大课题。史前东西文化交流的年代越早、讨论难度越大，且常常受限于材料、语言和视野等多种主客观因素。通常，国外的学者多擅长讨论“西风东渐”，而国内的学者更喜欢讨论“东风西渐”，因此出现很多问题讲不清楚、说不明白、谈不透彻，学界亟需这样的研究者：既对国内外材料都熟悉掌握，还对相关材料有系统深入的认识。由于特殊的求学、工作和田野经历，《彩陶之路》的作者恰好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能将亚欧大陆整体都置于其学术视野范围内，东欧、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等地各类相关考古材料皆可信手拈来，对各地不同阶段的“东风”和“西风”既有宏观认识、也有微观考察，因此在讨论大范围、长时段的东西文化互动时游刃有余。

    第六，遵循从器物到文化再到社会的多层次、多维度研究范式。《彩陶之路》的一些研究从小处着眼，某一器类（如彩陶、陶壶）、某一纹饰（如锯齿纹、冠状纹）或某一类遗存现象（如洞室墓、屈肢葬）都是切入点，但文章的讨论内容和最终落脚点均是相关的文化与社会。从单一器物到器物群、从某一文化元素到多种文化现象、从遗迹本身到社会风尚的研究经常可见，例如从彩陶到彩陶之路再到彩陶时代，从青铜器物到青铜文化再到青铜时代，这种层层递进的思考、多维度的观察视角、立体化的论证分析，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图景展现的真实而又清晰。

    第七，运用区系类型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并将其发扬光大。区系类型理论是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并基于中国考古实践总结提炼出的一种考古学理论。《彩陶之路》不管是对公元前两千纪中后叶亚洲中部圜底器的三个区域（系统）的划分，还是对中国古代屈肢葬与洞室墓的梳理，或是对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的划分，都是区系类型理论的灵活运用。其中，全新世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的划分是基于自然环境、文化面貌和社会传统的区别，虽然三大文化圈有较大范围的重合区域，但这与当年苏秉琦对中国六大区系的划分理念如出一辙。因此，此举无疑是区系类型理论在亚欧大陆的推广与实践。

    第八，主动吸收新材料，及时修正原有的认识和观点。面对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彩陶之路》能够及时检讨“旧”观点，提出“新”认识。例如，关于中国彩陶从新疆向中亚的“西渐”过程，作者早年认为察吾乎沟口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后来发现中亚楚斯特文化的年代要早于察吾乎沟口文化，因此，影响中亚的应该是天山北路文化、四道沟文化和新塔拉类型，《彩陶之路》专门花费笔墨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前后不同认识。

    当然，《彩陶之路》得出的重要认识并非都是定论，部分还有待新材料的验证。例如，对于仰韶晚期以降部分彩陶是否通过“彩陶之路”南道而“东渐”，当前虽已有不少线索，但一些关键地区和重要时间点还比较模糊。作者也在该书前言中坦言：“其中距今5000年左右中亚南部绿洲等因素传入中国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还需要在南疆等地寻找可靠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田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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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之路》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创建了一个新的学术体系，尽管这个体系中还有局部“面”有待验证、少数“点”有待补充，但这一体系本身的创建无疑具有突破性。对作者而言，《彩陶之路》既可当作他个人在十八年（2004-2022）间探索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成果荟萃，也可视为其从事考古事业三十年（1994-2023）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对学术界而言，《彩陶之路》基于庞杂的考古材料提出的诸多科学论断，必将成为进一步研究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明互鉴的基石。我们期待，《彩陶之路》能够开启一种新范式、引领一种新潮流、带来更多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