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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学者眼里，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一个革命的年代，也是一个“短的世纪”。不过，怎么个短法，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就从19世纪欧洲帝国中心的逻辑出发，把“短20世纪”的起止时间定位为从1914年到1991年。
尽管已然是2024年初，在南美灿烂明媚的阳光下，在智利这个“天涯之国”研学，我们依然无处不行走在“短20世纪”投下的漫长影子里，也无处不感到作为这个革命的世纪最伟大成果之一的新中国，以及新中国与智利这个遥远的拉美国家在探索新的社会形式的共同斗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感受智利20世纪的光与影
2024年1月13日上午，在两天的密集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后，我们“丝路天涯”清华大学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赴智利、阿根廷支队师生一行12人，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著名的圣母山公园，体验这里由当年的欧洲殖民帝国带来的浓厚天主教文化氛围，感受周末的户外活动热情——当天是周六，参加骑车、徒步等户外活动的人非常多。在山顶上，我们拜访了此山因其得名的巨大白色圣母雕塑。我和一起带队的胡钰老师都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作为该城市地标的那座参天白色耶稣雕塑。南美蓝天下，智利的这座圣母雕塑虽然没有巴西的耶稣雕塑那么巨大和令人震撼，但她与其所在的山头很和谐，那种连天接地的中介感也非常突出。这是在欧洲文化输出方面特别有一套的法国人向拉美这两个最大国家输出的一对圣像。当然，法国人送给美洲的，还有纽约著名的自由女神像。我突然悟出了点什么：给美国自由，给拉美宗教。美国人最终得到了摆脱欧洲殖民宗主国的自由，成了20世纪的全球性资本帝国，而拉美虽然也早就从欧洲殖民帝国手中获得独立，却一直生活在美帝国的阴影里，无法摆脱美国为控制整个美洲而早在1823年就提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门罗主义信条，以及此后两百年来美国把拉美当作自家后院而肆意侵略、干涉、颠覆和掠夺的历史。美国强权的真实性与上帝救赎的虚幻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离美国最近的墨西哥人那句“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的感慨，道出了拉美的无奈。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诉不尽拉美的苦难。
1月14日，我们来回驱车两百多公里，参访巴拿马运河开通前曾经是南美繁华海港的瓦尔帕莱索。无论是在巴勃罗·聂鲁达的度假故居中徘徊，还是在这个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街头涂鸦区行走，我们都能感受到智利厚重的人文与历史底蕴。1月15日到16日这两天，我们回到圣地亚哥，马不停蹄地访问、座谈、参观，感受智利的历史与当下，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认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议程满满，收获满满。
诗人和外交家聂鲁达是智利最著名的文化名片，他作为20世纪文学巨匠和社会活动家的故事，特别是三次访问中国的故事，我早有所知。此次漫步在色彩斑斓的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山腰上的聂鲁达故居，在被它那叹为观止的山海美景与主人作为文化巨匠、社会活动家和收藏家的家居情趣所吸引的同时，20世纪反法西斯运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全球左翼文学艺术界的角色这一宏大与抽象的主题，变得具体而生动。但是，对于智利另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人何塞·万徒勒里（JoséVenturelli）及其与中国的交往，我知之甚少。而让我激动不已与意想不到的是，我不但找到了此行我最想找到的20世纪国际信息传播领域的前沿科技项目cybersyn的踪迹，而且居然还坐在这个项目标志性椅子的复制品上拍了照。
无论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是在信息技术领域，20世纪的智利以其探索新的、超越帝国主义霸权的社会形式的斗争，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切，却终结于1973年智利民选社会主义政权被美国支持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所推翻的血腥政变，即智利的9·11事件。在这场暴力政变中，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总统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最后英勇殉国。作为他的支持者，聂鲁达12天后在一家医院死去，当时在中国的万徒勒里则被迫流亡瑞士。根据智利官方数据，在政变和皮诺切特政权随后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中，智利有超过四万人因政治原因被捕，3000多人死在秘密警察手中或失踪，至少20万人被迫流亡海外。无论是“极端的世纪”“革命的世纪”还是“短的世纪”，智利1973年的9·11政变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场政变中，皮诺切特是台前操刀手，美国是幕后支持者，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拉丁美洲出现“第二个古巴”。
可以说，美国支持下的这场军事政变和随后皮诺切特政权在智利的统治，是跨国垄断资本集团以恐怖手段颠覆20世纪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开端，也是“短20世纪”结束的前奏。在智利的所见所闻中，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中展出的那双从阿连德总统墓中挖出的沾满泥土、有一只鞋帮上部分已经腐烂掉了的皮鞋，给了我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心灵震颤。这位智利人民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总统与政变者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以身殉职的遗体就是穿着这双鞋，从宫中的一个侧门被抬走的。今天，宫中那扇侧门紧闭着，讲解员告诉我们，为了表示对阿连德总统的敬意和纪念，此门不会轻易打开。2023年是智利9·11政变50周年，智利国家和人民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也清楚记得当时我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的相关报道。作为这一纪念的中国回响，2023年10月14日到24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记忆：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摄影及速写展”。
压迫与反抗、人民的革命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也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我提醒自己，我们此行不仅仅是为了重睹20世纪历史上的血腥与黑暗。正如很多北半球的来客十分享受南半球的夏日阳光，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寻20世纪民族解放、社会革命以及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焕发出的跨文化交流与团结之光，并以此照亮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征程。与此最为相关，也是让我最感兴趣和能为21世纪提供希望资源的，是20世纪智利人文与科技发展中的国际社会主义纬度，是生活在这一“革命的世纪”和非西方国家人民觉醒的世纪中的诗人、艺术家和科技工作者那些跨越时空的全球团结想象与美好共情经历。
听万徒勒里后人讲他的壁画
1月15日下午，支队师生来到圣地亚哥市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文化中心。这座颇具现代性与设计感的建筑只用了275天建成，是第三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UNC⁃TAD）的会址。该组织成立于1963年，是联合国的常设机构之一，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如果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推动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平台，那么，这个会议就是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平台，两者相辅相成，是20世纪60和70年代联合国体系内致力于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议程的主导力量。这个联合国重要机构每四年一届的会议能在圣地亚哥召开，是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处在国际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前沿的见证。
智利的艺术大师应邀为这一国际会议的会址创作艺术作品、装饰会场。其中最显眼的作品，就是大厅里占满一面墙的万徒勒里大型壁画。1973年智利政变后，这座建筑被洗劫，其中的艺术作品大部分被破坏。此后，这座多难的建筑又经受了一场大火的灾难。然而，仿佛是其所焕发的艺术力量及其所体现的社会理想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内在生命力，这幅原名叫《智利》的壁画历经磨难，成了这座建筑中唯一留下来的原创艺术作品。据介绍，这幅长八米、高二米的壁画之所以没有在1973年的政变中被毁坏，是皮诺特切本人也喜欢它。然而，为了淡化它的智利革命主题，独裁政府把它重新命名为《美洲寓言》。我注意到，画框内部右下角后加上去的标题是《美洲寓言》，而画框外面墙上的名称则是《智利》。这幅壁画既是阿连德时代的智利光荣与梦想的艺术化表达，也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世界影响的见证，更是20世纪作为革命世纪的一个标志。
万徒勒里1924年生于圣地亚哥，1988年在北京逝世，是蜚声世界的智利左翼绘画、版画和壁画大师。1951年，他与聂鲁达等拉丁美洲代表一起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会上结识了中国诗人萧三。1952年，万徒勒里与妻子迪莉娅·巴劳纳以及当时才一岁的女儿和平（Paz Venturelli）来到北京，他也是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拉美艺术家。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主义情怀的艺术家，万徒勒里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东方传统美学与绘画技巧深深吸引。他一家在中国的时间，也从最初的三周变成三个月，最后是定居八年之久。这期间，他的夫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西班牙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代西班牙语工作者作出了贡献，他自己则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中国期间，万徒勒里与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等中国艺术家成为朋友，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回到智利后，万徒勒里与阿连德、聂鲁达等智利政治与文化界名人共同创办了拉美地区第一个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为发展中智友谊与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女儿和平也成长为一位地道的北京女孩。她一口普通话，接受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14岁才定期学习西班牙语。1973年，她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学习中医针灸，后来在古巴完成了学位，成为智利第一位女针灸师。1973年智利政变后，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迫使万徒勒里流亡瑞士。
专程赶来与我们交流的玛尔瓦·万徒勒里（Malva Venturelli）是万徒勒里的外孙女，也是万徒勒里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她饱含深情地向我们介绍其外祖父万徒勒里、母亲和平与新中国的不解之缘，讲述这幅壁画的含义和它在内容、形式上受到的中国影响。从左到右，作品以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智利的历史与地理、革命与建设，充满现代意识，突显人民主体地位和顽强斗争精神。左边的南美丛林里，马背上手持钢枪、脖子上系着红丝带的农民形象，象征智利革命；中间雄伟的火山、蜿蜒的海滩和强壮的黑豹，象征智利壮丽的山海和丰饶的物产；右边是大力士般在劳动的工人，他们那手握工具的巨手和充满力量感的肌肉和身姿，体现了智利建设者积极进取的风采。
在共同的第三世界情怀和社会主义理想之下，万徒勒里色彩鲜艳、情感强烈的创作风格，令当年的中国艺术家耳目一新，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画的传统笔法，不但激发了万徒勒里的创作灵感，而且让他重新认识和思考绘画的含义。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结果，是融通中外的艺术创新及其跨越时空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震撼力。站在这幅巨作前面，我们既能深深体味到画家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愿景，也能感受到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斗争历史和社会理想。玛尔瓦还特别以火山上喷出的浓烟为例，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水墨画笔法对这幅画的影响。
我很早就注意到了玛尔瓦脚上白底兰花、非常雅致的中式布鞋。她说，这双鞋是在她去年在北京买的。应中方邀请，她带着自己13岁的女儿，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万徒勒里作品纪念展。就这样，一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智艺术交流历史，正在21世纪由新一代人续写着。
参观Cybersyn模型展览
由于漫长的旅途、密集的参访安排、强烈的时差反应和每天平均不到三小时的睡眠，到了1月16日我们在智利行程的最后一天，我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更要命的是，这天的行程非常紧张：上午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参观该校的艺术长廊并与该校传播与影像学院的师生作学术交流，下午参观智利记忆与人权博物馆和总统府，晚上21点22分飞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我们在阿根廷的路程。
智利记忆与人权博物馆建立于2010年。纪念馆入口处的墙上，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着建立这座博物馆的维罗妮卡·米歇尔·巴切莱特·赫里亚（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总统的如下题词：“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只能从我们生存过的过去汲取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挑战。”门口的“人权，不变的挑战”短语，定义了这个国家对9·11政变和独裁政权所犯罪行的定性。馆内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和满墙的受害者照片令人震撼，发人深省，既真实呈现了这个国家一段不可回首的历史，也反映了国家终于敢于面对这段黑暗历史的勇气，更体现了智利社会是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和解的。当然，从一位批判学者的角度，我也看到了人权框架的局限：这里没有阶级分析和结构性的反思，没有对阿连德政权被推翻的深层政治经济原因的探究。正如我以前在学术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话语斗争中，民主对专制的框架掩盖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框架。
沉重的主题与疲惫的身体不是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最好结合。没等其他人参观完毕，我已感觉精疲力竭。在陪同的智利天主教大学千禧中心一位行政人员的协助下，我先回到车上休息。我还向她表示，我就呆在车上，接下来总统府的参观我就不去了。然而，等车开到总统府边上，我还是强打起精神下了车。毕竟，这不是一般的总统府，而是50多年前9·11政变的历史现场，我希望看看总统府是如何记忆与叙述这段历史的。更重要的是，在上午与天主教大学传播与影像学院一位教授的交流中，我已惊喜地得知，我很希望看到的Cybersyn模型，在总统府前的地下文化中心陈列着。果然，在我们等待进入总统府参观的时候，我就看见了Cybersyn展览的海报，它让我兴奋不已，全然忘记了疲惫。
Cybersyn取Cybernetics（控制论）和Synergy（协同）这两个英文单词的部分，有用控制论来协同管理之意，是阿连德时代的智利利用信息技术来管理国民经济的一个前沿项目，带有很强的未来主义色彩——因其在西班牙语中用的也是英文外来词组合，故中文也不作翻译。具体而言，这是一个由一台计算机和若干电传机组成的通信和计算网络，把各地的工厂和一个中央控制系统联系起来，用以指挥和调度智利国有部门的生产。虽然由于美国政府的制裁，系统当时可用的技术条件非常有限，但是，在工人阶级的支持和技术系统的辅助下，阿连德政权得以熬过1972年智利私人资本势力组织的、旨在瘫痪智利经济的十月大罢工，暂时化解了政权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正是部分由于这个系统在挫败反政府势力的经济破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智利的反政府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最后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军事政变手段摧毁阿连德政权。201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学者伊登·梅迪纳的《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一书，详细披露了这一系统背后惊心动魄的技术与政治故事。除了该系统的社会主义技术想象，它还有一个显著的国际主义维度——这一系统的主要设计者是一位英国控制论专家。智利的社会主义实践为这位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英国技术专家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机会，而内外交困的阿连德政权，更需要利用一切力量，创新生产管理和国民经济控制的技术基础。
当我在加拿大读到这本书时，对早在1970年代初美国硅谷以外居然就有这样的前沿信息技术应用感到震惊，而它那几张颇有未来主义味道的操控椅子，作为这个项目最鲜明的标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Cybersyn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信息技术发展叙事和打开我们在21世纪的技术政治想象方面的启发性意义，我把这部书列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批判传播学”书系的翻译出版计划。2020年，《控制论革命者》一书中文版出版。此后，为了让更多的中国青年学者了解Cybersyn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开拓性意义，我们把此书列入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云上读书会”2023年第二季的必读书目。2023年6月29日，在我的主持下，此书中文译者和国内外六位学者一起，深入讨论了这一系统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局限性和对人工智能时代国民经济管理的启发性意义。1月15日，我在智利天主教大学组织的“全球互联社会中的人工智能”研讨会上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系统，并强调指出，智利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走在信息技术应用前列的国家。
16日下午参观完智利总统府，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其所属的地下文化中心，排队进入我已经多次神游的Cybersyn控制室。虽然展览十分简单，西班牙语的说明我也看不懂，但我很满足，为了能坐到其中一张控制椅上拍照而十分激动。这是对超越西方技术控制和追求新的社会生产组织与协调形式的历史性努力的一种致敬，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挑战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展现非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参观过程中，陪同的天主教大学千禧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虽然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智利人，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Cybersyn，一提起信息技术，总是马上想到美国的领先地位，而根本想不到智利历史上还有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她还说，非常高兴有这次陪同机会，让她这个智利人在了解这一闻所未闻故事的同时，增强了她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自信。我也把《控制论革命者》一书的英文信息给了她。
结语
等我断断续续写完这篇智利随笔，我们在阿根廷从1月17日到26日的旅程已然进入尾声。这期间，除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参观访问和文化体验活动，我还被阿根廷新总统米莱1月17日在达沃斯的讲话所震惊，更注意到了1月24日举行的阿根廷全国大罢工。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观察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罢工。
拉美是哥伦布最早“发现”的新大陆，拉美国家是非西方世界中最早摆脱老牌殖民主义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现代国家，然而，部分因为地理位置，也部分因为内部的社会结构，它们无法从美国主导的20世纪资本帝国体系中获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独立自主。正如所有的后殖民非西方国家一样，这两个国家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都说左右摇摆是拉美政治的特色，这何尝不是这些国家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中深一脚、浅一脚，左一步、右一步的前进步伐的真实写照呢？ 无论如何，这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祝愿他们在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20世纪这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的独裁历史的教训，也衷心希望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清华学人，既能以左冲右突的进取精神，又能以左右逢源的中庸之道，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与这里的人民建立起更加强大和更加普遍的人文与科技交流网络，为增进21世纪的跨文化团结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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