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搭建中国近代史学科框架

    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行重大成果发布会，发布《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书是首部以1840—1949年为时间范围的大型中国近代通史，搭建起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总体框架，在历史分期、研究范式以及很多具体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值得重视的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看，该成果研究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课题组在充分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近代通史》的最新修订版，使其成为7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集大成之作。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该成果完整地描述了1840—1949年近代中国的历史，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和富强这个基本线索，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为进一步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搭建了广阔平台，开辟了新的视野。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介绍了该成果的主要情况。《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撰写的代表性学术成果，2007年初版出齐后获得热烈反响和普遍好评，入选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次修订，各卷都有若干重要修改，如：第二卷对于引用较多的李秀成的亲书供词版本做了认真考订，把中华书局影印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原有错页进行重新整理校订，改题为《李秀成亲书供词》；第三卷深化了湘淮系洋务派关系以及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的分析；第五卷利用新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厘清了袁世凯修改《清帝逊位诏书》的史实；第九卷利用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补充了关于中国争取苏联出兵参战、陶德曼调停、九国公约会议、“桐工作”与中日秘密接触等方面史实的论述，等等。修订后，全书分为10卷，共555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史领域规模最大的一部书。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作了点评。多位学者论及该书对中国近代史上下限的界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谦平指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都定在1919年。在20世纪上半叶，这样的分期自然鲜有分歧，但到了21世纪，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近75年的当下，将中国近代史下限后延至1949年9月底，势所必然。“记得2011年6月底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历史学科评议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张海鹏先生提议，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这一建议得到学科评议组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也指出，该书将近代界定为1840—1949年，对于近代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引领意义，“这一划分目前已被我国‘马工程’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绝大部分高校历史学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全国高中历史教材所采纳，愈益受到认可”。

    多位学者对该书融合革命史和现代化史两种研究范式的做法给予肯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认为，该书“采取的是以革命史为主轴，有机吸纳现代化重要内容的叙述模式，堪称探索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学科体系的一次成功尝试”。陈谦平也指出，该书明确提出“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主张“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是值得赞赏的。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指出，该书善于做出理论新概括，如提出“沉沦”“上升”说，值得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认为，较之《剑桥中国史》系列的各卷各章皆有不同作者，该书每卷仅有一两位作者，实现了全书整体设计目标与个人研究所长和特色的有机结合，是较为合理的做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傅颐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是双向影响、互相促进的，《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必能有所助益。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