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讯留声

    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起点、进路和旨归

    环境史学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地球环境严重恶化和人类文明深陷困境，其历史认识意义逐渐得到广泛承认，如今已从边角研究变成热门学术，视阈日益扩大，论著喷涌而出，在中国也是一派“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阳春景象，但还不能说已是一门成熟的学问。关于它的独特学术目标、学科属性和认识价值，学界已经取得相当共识，但是还有诸多基本学理问题尚不明晰。直到现在，究竟“什么是环境史”？ 依然表述各异，聚讼纷纭。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说：“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他并未言过其实。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对晚起，在当今学林之中占据何种“生态位”？ 怎样装配“工具箱”、设立“主梁柱”、提出真问题和臻于高境界？ 系统讨论仍然不够。观察当下学术景观，我们感到理论思考欠缺，体系设计未周，已经成为提升中国环境史研究水平的严重制约。我们强烈呼吁同仁积极总结经验，慷慨分享心得，加强学理探讨。本文简要回顾环境史学的成长历程，就其思想起点、研究框架、学术旨归等问题再略陈几点陋见，意在抛砖引玉，求其友声。

    王利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缘政治视野中的西伯利亚

    十九世纪时，位于俄国东部的西伯利亚荒原作为俄国各类刑事犯和政治犯的流放地，一度被视为与文明隔绝的“死亡国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球地缘政治视野中，西伯利亚却被视作对俄国有救赎功能的国家内部空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出发，分析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托氏本人的东方主义思想等对陀氏观念的影响，探究其对西伯利亚的多重认识和复杂的书写历程，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球地缘政治视野中西伯利亚的重要地位。

    徐乐《外国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流动的盛宴与偏离的表演

    《维米尔的“野心”》是法国艺术史家阿拉斯对维米尔画作的独特观察。阿拉斯退回到艺术家创作的时刻，从时代、作家的经历、艺术观念等方面透视画作的形成过程。他指出，维米尔的模糊画法是在“制造障碍”，如此，维米尔的作品隐秘地偏离了同时代的创作实践，显示着个人的绘画信仰。同时，维米尔的画作常使用缓慢的笔迹、厚重的颜料营造出一种凝固的质地，但他借此呈现的，却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此外，维米尔偏爱使用蓝色和白色，它显示了来自东方的影响，从而形成融汇中西的别样趣味。

    对维米尔来说，色彩不仅是现实的语言，更是想象的语言，它能够偏离写实的传统，走向自我的艺术。而阿拉斯在他的作品中，也让我们走近了艺术家的灵魂，触及了维米尔艺术态度的最本质特征——作为画家的“野心”。

    刘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