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上认识《李学勤文集》出版的深远意义

    李学勤先生在《文集》学术史卷前言中指出：“有学术就必须有学术史……读一部重要的书，应该考虑到它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李学勤文集》出版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学者的个体而言，自然是对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最好纪念；而就整个中国学术史而言，实际上是为中国新史学发展矗立了一座高峰。这座高峰对于我们后学如何在文史考古领域建设“三大体系”、如何落实“两个结合”树立了榜样。在当今中国努力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集》必将越来越展现其深远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现代史学转型。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又使中国现代史学有了更加正确的方向，推动了现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再转型。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发展取向，大批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成果，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师。如史学方面，有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顾颉刚、徐中舒、金景芳、唐长孺、翁独健等；考古学方面有李济、夏鼐、徐旭生、苏秉琦、贾兰坡等；古文字学方面有于省吾、唐兰、陈梦家、张政烺、容庚、商承祚、朱德熙等；语言学方面有杨树达、王力、吕叔湘、姜亮夫、饶宗颐等；哲学方面有金岳霖、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李达、艾思奇等；文学方面有游国恩、余冠英、何其芳、俞平伯、夏承焘、钱锺书等人。

    李学勤先生青年时期正是这批前辈大师们学术活动的旺盛期。李先生有机会接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向他们学习，深受他们的影响。如李学勤先生曾协助曾毅公老先生合编《甲骨缀合编》、参与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参与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上世纪七十年代又与唐兰、朱德熙、张政烺等前辈先生在老北大红楼共同整理简牍帛书等等。这些特殊的学术经历为李先生成就学术大业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李学勤先生学无常师、博采众长，全面继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学术大师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理论体系，最终卓然自成大家。我们从《李学勤文集》看到，李学勤先生治学的领域涉及到考古学、古史学、甲骨学、青铜学、简牍帛书、文献学、学术史等等方面，可谓是博大精深、多有建树，具有20世纪中国学术的集大成意义。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李学勤先生正值中年，学术进入了成熟期。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恢复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学勤先生因其名望之高，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培养硕博研究生外，又兼任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导师，还常常应邀到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高校做客座教授，讲学授徒。李学勤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还擅长演讲。《李学勤文集》里的许多内容如《五帝本纪讲稿》《古文字学初阶》《青铜器入门》等等，都是其课堂讲义的整理本。而他为许多中青年学者出版新书所作的序、跋，更是其培养学生的一种特殊方式。李学勤先生的弟子不仅遍及全中国，而且遍及全世界。如今活跃在学术界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学人有许多深受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影响。在上世纪后20年、本世纪前20年，李学勤先生在学术上继承前辈优长，又根据他的时代条件而转化创新，培养并影响数代后人。在中国学术史上，李学勤先生承担起了继往开来的宏伟事业，是真正的“继往圣之国学、育数代之新人”。

    上世纪改革开放前，中国由于特殊的发展历程，社会经济一度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先进发达国家，以致出现了文化上不自信、学术上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这严重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考古学上一个又一个重大发现正不断刷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史、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片面认识、填补了一系列关键空白。而相关人文学科也正逐步走向成熟，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建构中国“三大体系”的重要指示。

    翻阅《李学勤文集》，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强烈的印象：李学勤先生是最早自觉践行“三大体系”建设的学者之一，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李学勤先生早年曾对哲学产生兴趣，还跟随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学习过逻辑学。李先生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常常自豪地回忆这段经历。有记者问：“你是研究历史、古文字的，与哲学没有关系呀。”李学勤先生总是认真地回答说：“学哲学可以帮助我梳理材料、总结规律。”《李学勤文集》中有一系列学术创造，有许多学科开拓，应该与此有关。例如，首创“甲骨分期两系说”，“揭穿文武丁之谜”，独立战国文字学科分支，“重写中国学术史”，专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推出《新出青铜器研究》，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搜集英国所藏甲骨。在以上一系列创新基础上，到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根据考古发现及相关学科发展等新形势，倡导“走出疑古时代”。这具有学科引领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李学勤先生在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青铜学、简帛学、古文字、学术史、文献学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三大体系”，为中国现代史学、为中国古典学的现代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学勤文集》是李先生七十多年学术研究始终“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全面、系统、具体的展现。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原则。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对“两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发。2023年6月2日，在全国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五个方面就如何落实“两个结合”作出了具体指导。我们曾经根据百年考古新成就与中央关于“三大体系”“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提出，而预测中国古典学的现代重建，步入了黄金时代。

    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时代已经到来，并对大发现的重大意义多次作了深刻阐发。但李先生已经看不到中国古典学现代重建的黄金时代了。然而，《李学勤文集》却早已为这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做了大量先期实践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这是值得我们全面总结并弘扬光大的。

    李学勤先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理论，在青年时候就做过系统钻研。李先生虽然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理论专著，但“两个结合”的原则始终体现在《李学勤文集》里。例如，早在1982年李学勤先生已经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论文首先指出：“新中国成立迄今30多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不是以往所能比拟。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了。”接着李学勤先生用大量考古资料先证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早在夏代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接着又证明夏商周三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估价。文章的第三部分李学勤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过去学术界之所以“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的比较迟、比较低”，一个根本原因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李先生在当时已经明确认识到以西方学术中心论来讨论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古代历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为“中国的古代和外国的古代一样，是受历史的普遍法则支配的。但中国又有自己所固有的具体的特殊性。忽视这种特殊性，生硬地搬用关于外国具体历史的一些观点，便会歪曲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如今我们重读李先生这篇宏文，会深刻地认识到李先生不仅有卓越的学术识见，更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结合的自觉性。

    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崇高的学术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克服重重困难、花费数年时间，专设编辑团队，隆重推出洋洋一千万字、皇皇三十巨册的《李学勤文集》。正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学术，乃至永久。《李学勤文集》必将影响整个21世纪，乃至永久。李学勤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但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成就、学术方法、学术理论，必将随《李学勤文集》的出版发行，“与天地而同久，与日月而永光”。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