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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图书版本学家、评论家、翻译家汪珏女士的回忆文章，透过她舒缓细腻的文字，我们可以一同领略历史烟云与人世飘零中那超越了时间、跨越了国界的，人与人之间朴素、真挚又醇久的情谊。
——编者
难以忘记的你们，彼此接触或长或短，几十年、十几年，几十分钟、十几分钟，偶然如徐志摩的诗；释出的关怀与眷顾，犹如宇宙的星，从未间断，永不消失。
赵荣琅先生与国芳姐（上）
赵荣琅先生是我1963年秋天初到德国，进入汉堡大学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我申请就读“德国现代语文系”，规定外国学生要在附设于校外的先修班进修德文一学期。
汉堡大学校本部的汉学系闻名已久。是20世纪初德国帝制时的“殖民学院”开创“东亚研究所”时设立。以后归入大学，是德国最早研究中国文史哲的科系，名师辈出。
该系图书馆的典藏极丰，还有不少罕见或清朝因不同原因明令销毁却漏网了的禁书。
那日，我正出示学生证给馆员登记，一位儒雅的东方学者抱着几部中国线装书走进来。我顿时觉得十分亲切，不由自主贸然趋前自我介绍，就这样认识了赵荣琅先生。不久即欣然应命去赵府大快朵颐，结识了我此生三五知己好友之一：赵太太郑国芳女士。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世纪的友谊，她是调定我此生行旅的舵。
德国的公立大学，不论国籍都免学费，但是要自理健康保险、书籍、膳宿费用。对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留学生来说，这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德国从二战惨败之后，十几年间，仍在恢复民生、都市重建中。留学生打工的机会和选择远不如美国“留学生小说”里写得那么简单容易甚至浪漫多姿。我读完德语先修班之后，在大学注册选了三门课，留出打工的时间。
找到的零工收入低，可是时间有弹性，离住处不远，乘搭公交车到大学上课也还方便。
参观了一下工作的情形，好像很简单：站在固定的转台前，随着转动的机带，把源源不断运送过来的一盒盒成品盖上盖子。到了一定的数目，机器停止，就把成品放进纸箱，搬到某个地方堆起来。
正式开始以后，那些看上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步骤却让人变得心慌意乱，双手不听使唤，机器输送带当然不停不断，一个动作失控立刻造成物品堆积挤压。要管理的工头立刻传讯输送带停止，等一切处理正常，才能再开工。对二十几年始终惯养的我，这么简单的工作竟感觉是对身心巨大的挑战。
每周三四天、每天三或五个小时，两手连续不停做同样的动作，站着站着、盖着盖着，就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这间小型无烟工厂，因为无烟，所以可以设立在住宅区。大概有三四十个员工，靠近马路的小屋是老板和管理人事部门办公的地方。工厂在后面的大院里，分隔成两三大间。他们是我最早接触过的、最普通、最“普罗”的德国人，不管是老板还是男女工人同事都十分友善而且有礼，这是我寄居欧美大半生，最佩服德国人的地方，不论出身，几乎皆具有这种基本教养。
在小工厂大约做了四五个月，我的右手腕和肘部开始疼痛，患了腱鞘炎，医嘱涂药膏、按摩、用皮绑带绑紧腕部，肘部则套上保护套。又过了一段时间，持续性偏头痛旧疾发作。医疗保险医生开的几种止痛药都不见效，有的且引起呕吐。以往发作总在缺乏睡眠、情绪紧张时或考试前后，是家族遗传性神经血管异常的偏头痛。
有几次撑不住，只能回到住处躺下。学校也不能去。
一天清早，正在做工，老板让秘书小姐来请我去办公室。我想大概要解雇我了。到了那里，老板客气地问我的情况。知道偏头痛依然不时发作，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这是专门治疗神经系统病症的医生，不看普通保险病人，还嘱我不用担心费用，工厂愿意为我付医疗费。
我始终没有去看那位昂贵的专科医生。但是不会忘记老板诚恳的态度，尽管将近一甲子，印象中他的面容早已模糊。
过后某日，门房来告诉我，有位女访客在前院等我。我诧异地过去一看，树下站着的竟是赵太太,不禁吃了一惊。赵太太幼年一足扭伤，正逢日寇猖狂，未能及时求医，留下步行不便的后遗症（多年后在德治愈），平常她除了购物不单独出门。赵氏夫妇有两个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涵溥、涵芬，赵先生教学课程极忙，家里的事自然都要她操劳打点。
她忽然来工厂找我一定有特别缘故。我没有电话，害得她只能坐轻轨车再步行了。赵太太看到我委顿的样子也吃了一惊。我告诉她最近的情形，她周围打量了一番，对我说：快换个工作吧。然后告诉我，一家出版社的资料档案室正在找一个对中国史实现况有常识，会德文、英文及两种主要汉语罗马拼音的资料管理员。朋友推荐她，但她要照顾孩子和家，不可能去。立刻想到我，时间紧迫，她赶来就是要我快去应试。
于是，在汉堡最美的外湖岸边美景道上，一栋战前豪宅改建的蓝尼出版社雇用了我。档案室在豪宅后面的小屋里。我一周工作三天，从住处搭车到美景道对岸的湖边公园码头，乘十来分钟渡轮，横过外湖，上岸就面对出版社大门。最难忘的记忆是：1967年冬天汉堡酷寒，湖面结成厚冰，渡船停摆，三三两两的行人走在清晨白茫茫纷飞的大雪里。战战兢兢，踩着积雪很深很滑的冰面，每次我总要摔几跤才到得对岸。又好玩又兴奋又害怕。看着那些穿着溜冰鞋的好手，逍遥自在飞也似地从我身边溜过，真是万分羡慕。大约两三周吧，再到湖边，就看见四处竖着警告牌：“冰开始融了，严禁步行！”
我的工作是阅读大约二十份当年西德重要城市每天印行的报纸及周刊、月刊，把所有关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剪下来，贴在标准格式的白纸上，盖上日期；用红笔把标题和主要的消息勾写出来，分门别类按照日期地点放入各地专属纸袋。以后才知道，这些档案直接寄往当时西德首都波昂外交部，再由该部分别转寄驻各地使馆，作为行政参考资料。出版社这一特殊档案部门的经费，由西德外交部负担。
这份工作让我增强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德文阅读书写的能力和整理编目的训练，从1965年持续到1969年。同时大学学业也告一段落。
1969年二月，飘拂的细雪里女儿来到世间，带着所有家人好友的惊喜和祝福——那还是小婴儿呱呱坠地的瞬间才知道性别的年代。同时也让我加倍地思念父母亲和将满七岁的儿子。我准备等那位严格尽责的小儿科医生认可——婴儿六个月以后才适合长途飞行——就带着女儿返台省亲。
一天，我正忙着照顾女儿、收拾行李时，国芳姐来电话（期间搬了家，有电话了。彼此熟悉，我也不称呼她赵太太了）：汉堡大学附属的亚洲文物研究所图书馆征聘中日韩文部图书馆员，待遇不薄。赵先生和国芳姐知道我在成大中文系修过目录学及版本学，也曾选读过日文，至于韩文书籍，那时的书名、作者名字基本上仍旧用汉字，韩语拼音不难自学，加上我资料编目的经验，他们建议我无论如何在返台之前与研究所联系，参与征选。
于是我给研究所所长葛洛诗曼博士（Dr. Grossmann）打了电话，并约好面谈的时间，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我告诉他自己将返台省亲，他答应决定是否聘用会以信件通知，请我留下在台地址。
1969年10月下旬我抱着女儿从汉堡乘瑞典航空的飞机到斯德哥尔摩，接着续飞曼谷、转香港，再搭华航（那时还没有长荣，中华航空是唯一台湾自办与世界接轨的航空公司。所有的国际航线都以香港或曼谷为转机枢纽地）。到达台北松山机场，应是当地的傍晚。
沿途转机赶航班，事故重重。我抱着八个月的女儿、拉着婴儿用品大包，情急狼狈，不知得到多少好心人热忱的帮助，却再没有向他们致意的机会。沉埋的感激，日久弥新。
回到父母身边又是“最小偏怜女”。姊姊亲人们和两个孩子，朝夕相处，时光如水。几个星期后收到汉堡亚洲文物研究所葛洛诗曼博士来函：欢迎我担任东方语言图书部馆员。
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怎么舍得离开？ 我写信道谢，恳请过了1970年春节之后赴任。
雷开媞女士
德国汉堡亚洲文物研究所图书馆另有收藏完备的西方语言部，主任是雷开媞（Kaethe Rettke，1927-2010）女士。她是我的上司。我去了之后，她非常恳切认真地指导我工作的技术部分，也就是德国图书馆和大多数欧美图书馆执行运用的编目方法。同时让我知道，由于服务的对象以本所研究员为主，兼及各大学从事亚洲文物研究的教授学者，工作规则与一般公共图书馆不同，购书订刊物的重点也迥然有异。
我们共事期间，开媞经常鼓励我参加图书馆员进修班或参与学术会议，以增加专业知识、广拓见闻。她训练我成为合格的欧美图书馆工作者。
以后藉此资历，1976年我申请到慕尼黑巴伐利亚公立图书馆中文图书部主任的职位。结合中文古典文学、文字学、目录学与现代欧美图书馆编目规则，把该馆所藏三千余册极为罕见、价值连城的中文善本书完成编目，与近当代中文书籍刊物的资料卡一同印行成册，成为中外学术界中文图书馆必备的参考工具书。
1988年迁居美国西雅图，时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罗馆长聘我为馆藏善本书、明清方志的编辑，得到美国联邦政府教科部门的经费支持。同时，设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善本书编目中心主任艾思仁（Edgren Soren）博士邀约我为该中心任顾问多年。
我供职慕尼黑时，开媞已经离开汉堡到史图特嘉市刊行教育图书的出版社工作。
两城相距不算远，假日她来慕尼黑，伊沙河两岸、英国公园和19世纪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二世策划建造的几座神话行宫都是我们一再造访的地方。或是我去史图特嘉看她，穿越她公寓后的山坡丛林，俯视奈卡河，粼粼水面，倒映深深浅浅的绿葡萄园，这里盛产白葡萄酒。坐在青草野花旁的木椅上，她会递来紧实而切得极薄的黑麦面包，夹起司或火腿片，就着自己壶里的水，两人慢慢咀嚼畅谈。
开媞是柏林人。二次大战后父亲失踪，可能被苏联军队逮捕送往西伯利亚，或遭杀害。总之，从此下落不明。东西德分裂，母亲和她姐妹二人居住的地方属于东柏林。
开媞从美工学院绘图科毕业后，在东柏林地质研究所任绘图员。图书馆工作是她到西德之后进修的。1961年她从当时上下班都行经西柏林的地铁某站冒险下车，步入居住在西柏林的友人家，离开了东柏林。缠满铁丝电网的围墙在她出走之后不久完工，开始启用，原来也准备来西德的男友与她从此云汉阔别。西德公民允许短期探望东德家人，已经是1960年代末了。开媞终生未婚。
最早最深的记忆里：严冬，我坐在汉堡亚洲文物研究中心图书馆，面对卢腾堡大街窗前，中午休息时间，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开媞，手里拎着网袋，里面是包扎得极好的两三个包裹，匆匆而过。她身长玉立，走路很快。以后我们相熟了，忍不住问起，“去附近邮局寄东西到‘那边’”，她告诉我，各种日常用品或金钱，帮助她的母亲和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工作收入不敷又离婚了的妹妹。
开媞自奉甚简。一房一厅的小公寓，地段不错。室内起居家具几乎都是她自己改装或洗刷霂漆过的二手货，简单实用。她还很会剪裁缝制与众不同的衣衫，好看又大方。在她的缝纫机上，我也做过两条裙子。
更不可能忘记的是，我一生最窘迫无奈的那段时间，是她伸出援手帮助我脱离困境。
1988年春天我向慕尼黑巴伐利亚公立图书馆提出辞呈，离开慕尼黑。我丈夫立凌受聘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真是难舍的决定！ 割舍欧洲割舍德国，离开那些相交二十几年的知心同事好友，不是容易的决定。尽管彼此都相信：距离不能割断情义。
离开德国不久，柏林围墙在秋冬之际一夕间被推翻，随之德国统一。
我们有机会到柏林探访开媞已是2002年。期间她早就从出版社退休移居柏林。她母亲过世了，妹妹和她长年累月帮助教养长大的侄儿们也都成家立业。开媞还是潇洒自在，平时读书、听音乐，为柏林公立图书馆做义工。
她招待我们在她公寓附近的旅馆住下，陪我们参观坐落在“博物馆之岛”上那几所藏品惊世的博物馆（原来在东柏林境内）。古典藏品博物馆、包豪斯资料档案馆等，不管是复旧还是创新，都非常精彩。
那几座音乐厅、歌剧院更是爱乐者流连的地方，最亮的亮点。古典音乐，是德国人的灵魂，不朽的老灵魂。
柏林终于以德国首都之姿，从容呈现在人们眼前。再也不是以前的分残缺失，灰暗疏离。惊撼欢喜之外，更有话不尽的感慨。也才明白何以1970年代陪同先父访问西柏林时，他的沉默黯然。
父亲早岁留学法国，曾经数度探访纳粹执政之前，风华正盛的柏林。
跟开媞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当然是并膝话旧，永远有太多不能以信件电话替代的话题，和令我们捧腹或垂泪的回忆。
记得那年开媞到新加坡来看我，我们带着5岁的女儿和12岁的儿子参加旅行团，乘游览车环游马来西亚一周。她是三四十人中唯一的西方人。三餐中式，除了早餐的粥，她都欣然尝试，筷子也用得很好。她的友善礼貌和风趣，使大家同车相处，旅游数日，愉快自在。
德国，特别是西德，寸土寸金。除了建筑物，公园、河岸坡地几乎都是葡萄园，产酒。南部丘陵起伏，鲜绿的草原上则多是黑白乳牛，悠闲地嚼草漫步，铃声叮当。供应最好的牛奶、牛油，出口赚外汇的奶酪。菜蔬水果花卉大多从荷兰、丹麦等邻国进口。当然也有“土产”，树篱边贫瘠野地辟出的几畦菜圃，那一定就是不怕冰雪、硕大、廉价的包心菜。欧美人提起德国和德国人常以“酸白菜”调侃之，就是出名的酸得让人想起就牙软的酸包心菜。
万里迢迢，在这东南亚海拔最高、最出名的观光地，我们来参观“包心菜菜园”！ 新加坡菜场里最贵的菜就是它。一般温度实在太高，只有在云顶高岭的观光菜园才长得好。证实“物以稀为贵”的成语。
笑说包心菜，两人忍不住又想到那后一天，女儿演出的惊悚剧。
我们一路在车上总有说不完的话，相聚的时间实在很短，分秒必争。下一站是什么行程两人也没注意。到了，孩子们跟着那位已经相处得很融洽的年轻导游一溜烟就先跑了。我抬头看，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庙宇。两人随着大伙往前走，阴凉凉的，很舒服。庙堂四周摆设着许多灌木盆栽，看不清供的是什么佛像或道教尊者。正疑惑间，儿子跑过来找我们：“妈妈，Tante Kitty，快来，来看宁宁！”儿子在云顶高峰因为缺氧，气喘病发，幸好带着喷剂。现在回到山下又精神如常了。他总是照顾着妹妹，让我安心。现在跑来要我看什么呢？ 他拉着我们到后面的厅堂。女儿站在人群间，笑得开心。我过去看她，问她笑什么？ 下一秒钟，我就差点昏倒：她的头颈缠着一条黑色大蟒蛇！“凉凉的，妈妈，很舒服！”她跟我说。这时导游看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急忙和另一人轻轻巧巧就把那条“凉快的围巾”解开了，笑说：“不怕，不怕，都没有牙,训练过的……”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槟城蛇庙。
再去柏林是2007年。见面之后，她的精神与身体状况让我明白，电话里她告诉我的都是实情：老病缠身。斜躺在榻上，她淡淡地跟我说：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
回到西雅图打电话，开媞常常不接，也难得回信。辗转从她的妹妹和友人处知道：开媞是骨骼神经系统的病。她身材高挑，在她同龄的那一代女子甚或一般男子间鹤立鸡群。因此几乎“弯腰驼背一辈子”——如她妹所说。这几年腰背骨骼疼痛尤甚，是群医棘手的：脊椎柱炎。以后听到的消息就是进出医院、开刀、疗养院。
2010年春天收到她妹妹寄来的讣闻：4月19日开媞过世。
跟立凌若干次换车问讯打探，找到原属东柏林郊区小镇的墓园，已是2017年秋天的午后。
矮墙环绕，种着几棵不知名的树。荒凉的平地上，狭窄的草径间隔着上千块一方一方高出寸许的水泥砖，上面刻着编号姓名。我们来来回回，仓惶低头寻找：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管理员，没有姓氏资料标志；排列按照墓砖上的编号。而我们没有开媞墓砖的编号。
天色越来越暗，抬眼漫天晚霞，就要迟暮了。仰望长空我无声叫唤：“开媞，我们来看你，跟你致意。也许就是今生唯一的一次。让我找到你长眠的地方。让我跟你说再见，让我安心。”
再垂首，看着右侧那砖上不就是明明白白刻着开媞的姓名、生辰过世的年月日和地名？ 真的，开媞在我们左右。
立凌在进口的地方找到铲子和水。跪地把几盆带去的花种在那方碑砖的外围，很美，是开媞喜欢的那种多彩好看但不张扬的小花丛。薄暮里我用手抚摸开媞的名字，叫她，感谢她让我们找到她。是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没有人可以永远活在世上，但是彼此的情谊就是这一世的永恒。不是吗，开媞？ 我们相信。
赵荣琅先生与国芳姐（下）
离开汉堡之后，不管搬到什么地方，跟赵先生、国芳姐一定保持联系。在慕尼黑的许多年间，只要到汉堡，总会去他们后来在郊外带着庭院的家里盘旋。喜噉国芳姐最拿手、百吃不厌的发面烙饼、炸酱面（她籍贯山东莱阳，是出梨的地方）；或是偕丽琪、胜明一起跟国芳姐打麻将。我打得最坏，没耐性，还一边看电视，屡遭他们笑叱，积习难返。
赵先生从汉堡大学汉学系退休。与国芳姐离开欧洲，迁来他们在美国波士顿行医的儿子涵溥家附近定居。电话里国芳告诉我：正在教孙子唱中文歌呢！ 我问：是不是“紫竹调”？ 国芳姐哈哈大笑：“一点不错！”
我的耳边立刻响起当年在汉堡，赵先生低声唱给他们两个孩子听的山东儿歌：“一根紫竹直苗苗，要给宝宝做管箫，箫儿对准口，口儿对准箫，箫中吹出新时调……”国芳姐跟着哼唱，她的音色很美，孩子们也咿呀咿呀地合唱。我喜欢那质朴的曲和调，不由自主跟着咿呀，又是笑又掉泪：遥远记忆里的紫竹和管箫。
多好啊！ 现在他们俩可不就是含饴弄孙，重唱新时调吗。我说，等圣诞节弟弟学校放假从纽约来陪母亲，立凌和我就去东部看他们。
相隔不到半年，圣诞节前我们飞抵波士顿，租了车，深夜抵达他们住所附近早已订好的旅社。
第二天上午找到他们的公寓，在美国只有东部才有的古色古香四季爬满青藤的红砖楼房。
国芳姐来开门。一别多年人事沧桑，我们相拥无语，国芳姐拭泪指指长房相连后进的一间，阳光温熙，纱帘后面床榻上躺着赵先生。
再没想到，三数个月前赵先生因胃疾求医，经诊断竟是胰脏癌。
涵溥工作的医院可说是美国极享盛誉的权威之一。几位专家都是他的同事，自然尽心尽力，检查得仔细彻底。大家都知道不管化疗还是电疗对胰脏癌都是徒然。
病人、家属、医生一致同意，不让病人再承受更多不必要的折腾，住在家里，由家人陪着，医护人员按时来访。服用最有效的止痛药物，让病人在相对安详的情形下走完旅程。
我们去的时候，赵先生已经卧床匝月。正睡着。比以往略见消瘦，却肤色清爽，面容异常平静安和。闭目低声说话，听不真切。国芳姐说，这是近两天的情形，睡梦中不断呓语。
跟国芳姐谈了片刻，赵先生醒了。我们过去看他、叫他，他略显惊异地微笑着招呼，记忆依旧，轻轻唤我们的名字，问了几句话，一向的温颐剀切。以后又阖眼浅睡。
涵溥夫妇孩子们、医护人员进进出出。时而赵先生醒来略进汤药小食，国芳姐招呼着；一面跟我絮絮话旧，说不尽的陈年往事，竟不知今夕何夕。
第二天涵芬从维也纳飞来，涵溥和立凌去接她。那伶俐倔强的小女孩、风姿绰约的新娘，现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漂亮干练的女子。国芳告诉我，涵芬的儿子已经成年。她亲切地问候大家，放下简单的行李，就接过妈妈手里的活儿，去照顾爸爸。
拉上垂地隔帘，听到她轻声跟爸爸带笑细语。再拉开，她已经帮爸爸换了睡衣。床单被套枕套也都换了，清清爽爽。
隔日午后我们要飞回西雅图，去辞行。期间赵先生一直闭着眼在睡，仍不停喃喃絮语，低沉的声音，不徐不紧；听不出他一而再、再而三切切关照叮咛牵挂着的是什么？ 国芳姐只是摇头垂泪。
走近他床边，我低唤：赵先生，我们要走了……他竟立刻张开眼睛，柔和地看着我们，缓缓从被里伸出双手执着我们的手，轻声叮咛：“你们要好好的，好好的！”
——让我想到很久以前，赵先生也曾恳切至诚地关照：要好好的！
我说：请放心，我们会好好地珍惜。
几天之后，1998年岁末，赵先生在波士顿去世。安葬在普林斯顿镇离大学不远的林间墓园，与其姊氏赵荣琪女士、至交陈大端教授夫妇为邻。
赵先生治学之专注精深，可以从学者们引用其著作论点的文字里读到。任教汉堡大学期间，暑假经常应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或别的院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他以德汉双语为汉堡大学汉语系编著的教科书，前后校编重刊十余版。是当年德国汉学界唯一的一本以德汉双语教学专著。
先生去世后，国芳姐搬回汉堡，在郊外极幽美恬静的小镇定居。我们去看她，立刻感觉到，她喜欢这里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种种安排。老友们定时前往欢聚、闲谈、打小牌，邻居们融洽自然、相互关照。购物求医上馆子一切方便，都在那条“主道大街”上。涵芬与家人住在维也纳，工作分散德奥匈牙利各城。但是她很会利用时间探望妈妈，或陪妈妈旅行访友，或安排儿子来看外婆。涵溥夫妇也经常从波士顿横跨大西洋，孩子们更学得一口好德语。最让国芳姐自己和所有家属友人放心无虑的是：德国政府完善的健保制度。
我们不时通电话，电子时代，西雅图和汉堡就如紧邻一般：“鸡犬相闻。”
2018年西雅图烟雨如江南的三月，国芳姐走了。
五月，我和立凌飞汉堡，参加家属与侨社共同主办的送别之仪。涵芬、涵溥邀我说几句话。
站在鲜花环绕的国芳姐的照片前面，面对满满一室国芳姐赵先生的儿女晚辈学生、亲朋好友，忽然间我回到五十五年前的晚上，在汉堡他们离达姆托尔车站很近的公寓里，赵先生操胡琴，国芳姐手持一根竹筷在桌上点落。《剑阁闻铃》，外面下着雨，琴声与京韵大鼓凄切错落：“……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在？只落得，几度思量几恸情，铃声断续雨声紧，残灯半灭榻如冰……”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
对赵先生和国芳姐的感怀追念也从来没有淡忘过。
作者简介：汪珏，原籍江苏海州，出生于上海。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德国受教育。先后任职于德国汉堡亚洲文物研究所、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中文藏书部、美国西雅图州立华盛顿大学等，从事中文善本及明清中国地方志编目工作。与主修德国文学、副修汉学的洪素珊合作，将沈从文、张爱玲、杨牧、莫言、白先勇等作家诗人之作品译为德文，刊行于德语各地（德国、奥国、瑞士等）。广受学界、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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