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松、北美针叶树与十八世纪“美洲园”

    1763年，英格兰诗人托马斯·格雷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收到了意大利学者阿尔加罗蒂的几本赠书，他读过后认为阿尔加罗蒂在某个问题上对英格兰有失公允：“我们唯一能称为自己的品味、唯一能证明我们在消遣这件事上有着天赋的……是我们在造园和场地规划方面的才能。关于中国人已让这项美好的艺术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从耶稣会士的信件看，似乎极有可能，而从钱伯斯几年前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来看，则更有可能。但我们肯定没有从他们[中国人]那里抄袭什么，除自然以外我们并没有别的模仿对象。这项艺术在我们当中产生还不到四十年；毫无疑问，欧洲并没有类似的东西，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那时候我们也根本没有从中国获得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格雷在信中强调法意两国人对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式自然风致园一无所知甚至无法理解，他将英格兰人在造园方面所“独有的”品味与对自然的模仿联系在一起，突出自然对英式造园艺术的重要性以及法意两国人与英格兰人在自然与造园关系上的认识差异。后世评论者或可据此认为，格雷在英式自然风致园与英格兰性乃至不列颠性之间建立了联系，以突出英格兰性。

    事实上，仅就植物构成而言，格雷笔下英式园林所模仿的英格兰自然正是在十八世纪经历了巨大变化：“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植物学欣欣向荣。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异域植物不超过1000种；而到了该世纪，人们除发现一些本土新品种以外，还从异国引入了5000余种新品种”；单是乔木与灌木，英国就从欧洲大陆、北美、智利、中国、日本、好望角、西伯利亚及中东等国家与地区引种了近500种，其中100余种来自欧洲大陆，300种来自北美。因此，十八世纪英式自然风致园的发展、英格兰乡村景观的变化乃至不列颠自然本身，都与异域植物引种密不可分，这些被成功引种的异域植物“不仅极大地改造了英格兰乡村景观，也改变了构成它们的实际植被，是一种最完整意义上的改变”。

    当然，英国也并非十八世纪唯一引种异域植物的欧洲国家。部分研究者将自中世纪起欧洲对异域植物的引种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并指出在第四个阶段即十八世纪中期北美森林植物引种达到了顶点，包括北美松属、北美枫属、北美桦属、北美栎属、北美山楂属在内的乔木与灌木被大量种植在各个英式自然风致园中。因此，当钱伯斯在《东方造园论》中谴责“美洲杂草”侵袭英格兰传统自然景观时，他的确是有的放矢。梅森却对引种异域植物表示欢迎，他甚至在1777年完成的田园长诗《英格兰园林》第二部中赞美包括黎巴嫩雪松在内的异域针叶树种对英格兰自然之美的贡献：“瞧，黎巴嫩借给了她[英格兰]雪松！ /瞧，各种松树庄严的后代，/如云的叶簇装扮着它们，也来/填补那空白。”事实上，该诗第一部（1772）即以十七世纪法国画家普桑和克劳德·洛兰的风景画为衡量标准，把以松树为代表的针叶树与自然之美之间的关系合法化。

    梅森笔下的苏格兰松是欧洲赤松的一个变种。欧洲赤松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一种针叶树，整个欧亚大陆都有它的身影。当代研究者以“Scots pine”这个名称来称呼欧洲赤松，但苏格兰人至今仍然沿用该松种的古老名称“fir”或者“Scots /Scotch fir”，这也是十九世纪以前英格兰人对苏格兰松的称呼。为表示区别，林木研究者引入了“Caledo⁃nian pine”这个名称以专指生长在苏格兰高地的具有独特基因的一种欧洲赤松变种，因为“苏格兰高地及其森林几乎是一个全然不同于苏格兰其余地区的国度”。据考证，苏格兰松约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就已经成片出现在了苏格兰高地韦斯特罗斯地区，一度扩散到不列颠全岛，但在距今约7000年前，夏栎、榆树等落叶树取代了苏格兰松，成为英格兰、威尔士及苏格兰南部地区的优势树种，苏格兰松则继续在苏格兰高地保持优势。罗马征服时期，苏格兰松从英格兰及威尔士全境消失，直至十七世纪才被重新引入英格兰：1621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致信马尔伯爵，让后者将上迪赛德地区马尔森林中的苏格兰松种子送到英格兰以供栽种。不过，苏格兰松在这个时期仅自然扩散至英格兰北部的石楠荒原，而非英格兰境内的天然林，除非进行人工栽种。

    詹姆斯一世之所以要求马尔伯爵将一些苏格兰松种子送到英格兰，是因为其宠臣白金汉侯爵乔治·维利尔斯想在自己位于拉特兰郡的宅邸周围种一些苏格兰松。虽然并没有关于白金汉侯爵是否栽种成功的记录，但他引种苏格兰松的愿望表明，自詹姆斯一世入主英格兰后，部分新晋英格兰贵族试图通过植物的文化内涵巩固自己在苏格兰裔君主宫廷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另一位肯定苏格兰松的园林价值的英格兰人是约翰·伊夫林。在《森林志》第一版中，伊夫林便强调苏格兰境内的山上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松树”，并在第二版中补充道，“我喜欢它们胜过其他所有种类”；该书第四版则更明确地指出，由于苏格兰松“长得高大笔直，适合宽阔的[园中]行道与[通往庄园宅邸的]主路”。伊夫林将该书题献给君主查理二世，并从第二版起，为了向复辟时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致敬，他还将英格兰林木资源匮乏的原因归结为克伦威尔领导的护国公政府及议会对英格兰林木尤其是王宫里的古老林木及王室森林的滥伐与浪费：“我们该如何评述那些已经过世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掠夺者！ 他们摧毁了那么多漂亮的树林与森林……国王陛下的其他宅邸已然全被夷为平地，被专门挑出来作为破坏的对象，他的树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没有一处君权的痕迹不会被冒犯。”伊夫林突出苏格兰松“笔直挺拔”这个特点，并认定它们适合装点英格兰乡绅与贵族的宅邸，这或许也是他借机表达自己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的一种方式。

    《森林志》的出版与自十七世纪末期以来在英格兰乡绅与贵族中兴起的植树热有直接关系。这种植树热的代表之作是英格兰诺福克郡北部的菲尔布里格林地，它由温汉姆家族自1670年代起植造的一系列人工林组成。这些早期人工林大多模仿天然林，将木材树与林下灌丛混种，选用树种也多为榉树、栗树、桦树、夏栎等乡土树种。1754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格兰人造林的发展：自1758年起，该学会在接下来的89年时间里一共提供了2000枚奖章与奖品，任何在两公顷土地上播种或植树的人都可以向该学会申请并极有可能获得金奖，除非他们种的是最常见的夏栎或苏格兰松；1780年代，该学会则鼓励引种前北美殖民地的树种植树，如弗吉尼亚雪松、美国梧桐及北美乔松。由此可见，英格兰十七世纪末期的植树热与十八世纪中期皇家艺术学会推动的植树热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树种的选择。皇家艺术学会对乡土树种的偏见与英格兰博物学家马克·凯茨比在《不列颠美洲园》中的立场一致。在这本介绍当时已被引种至英格兰的北美乔木与灌木的遗作中，凯茨比写道：“我们很容易想象，一片长达1000英里、南北纬度相差20度的森林（这就是不列颠君主在美洲的领土）肯定会提供种类丰富的乔木与灌木，通过提供有价值的木材与令人赏心悦目的色调，它们可以被用来丰富与装点我们的树林；它们也可以其雅致的外观与宜人的芳香，美化我们的园林，令其香气弥漫。就此两点而言，它们都远胜我们原生的类似种类。”

    不过，推动北美森林植物热的园艺师与植物学家并没有真正排斥苏格兰松。事实上，在十八世纪早期与中期提倡及推动“看台式栽种法”的园艺与造园理论作品中，苏格兰松属于推荐树种。所谓“看台式栽种法”，即次第栽种一年生草本花卉、多年生林木与灌木，这种栽种方式的构思由巴蒂·兰利首先提出，他在《造园新原则》（1728）一书中倡导一种新的强调层次感的植物栽种方式，即，在考虑到色彩搭配的同时，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次第种植玫瑰、丁香、金链花、欧洲荚蒾及北美鹅掌楸等开花灌木以构造野趣区，这样构造的野趣区便是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格兰“如画式游乐场”中流行的灌木区的雏形。此后，在不到五十年时间里，“看台式栽种法”成了主流，法国旅行作家皮埃尔-让·格罗利在其1770年出版的伦敦游记中便记录了以这种栽种方式构成的“看台式林地”在英格兰的流行程度：“在我见过的所有园林中，只有一条两侧林木按照法国风格修剪与栽种的小道：它被保留了下来，仅仅是为了说明当前正在法国流行的恶品味……现在的英格兰人从纯粹自然里野生且未经修饰的树林中借用范例……在不同的人工林地中，技艺几乎从未展现过自己……它只存在于对林木与灌木的挑选中。”

    约翰·费步思总结道，在十八世纪英式园林的发展过程中，脱胎于果园的“野趣区”大约在1740年代末期开始朝着灌木区这个方向演变，“看台式栽种法”也被沿袭下来，成为灌木区最主要的外观特征。虽然灌木区这个传统本身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初，并在苏格兰植物学家兼园艺师J.C.劳登的园艺理论作品中被保留了下来，但随着吉尔平于1791年出版三卷本《森林景色论》，灌木区便逐渐向着吉尔平所倡导的“森林草坪”演化，约翰·纳什在1828年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改造时，便将吉尔平式“森林草坪”理念具体融入了自己的设计中。马克·莱尔德也指出，虽然十八世纪英式自然风致园的组成部分大致可以分为（可用作猎园的）林区、游乐场和花卉园，但这三者间，尤其是游乐场与花卉园这二者间，并没有完全明确的界限。在大型自然风致园中，游乐场是一个“欢愉之地”，与蔬果园等实用之地隔开，但也可能与温室等园艺专用场所相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游乐场中会有一处专门种植灌木与林木的灌木区，和一处以花卉为主的花卉区，虽然花卉区里也会种植木质植物。常绿灌木区最通俗的用途在于遮挡园中的附属建筑物，以及为园丁及仆人提供一个隐秘通道，使他们可以在庄园中穿行而不至于破坏风景；对于游园者而言，作为建筑物或塑像背景的灌木区可以提供各种绘画效果，同克劳德、普森等画家笔下的风景相呼应，在唤起多样性的同时避免单调乏味，也可以成为各种私密活动与表达亲密的场所。例如，在《傲慢与偏见》第十二章中，正当彬格莱小姐故意同达西先生谈论后者与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想象中的婚事，试图以此激起达西对伊丽莎白的反感时，赫斯特太太和伊丽莎白从另一条小径上突然迎面出现，让彬格莱小姐一阵慌乱，唯恐伊丽莎白听见了自己和达西的谈话。结合当时的造园情况，读者或可判断，这个场景发生在灌木区。而在《劝导》中，没落贵族准男爵沃尔特·埃利奥特因债务累累而被迫出租祖宅时，他仍然傲慢地表示：“我并不特别愿意施惠与租客。林区当然会对他开放，很少有海军军官，或者做其他任何行当的人，能有这样大的地方。但是，至于我对使用游乐场可能有什么限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不喜欢想到我的灌木区总有外人能去。我也应该劝劝埃利奥特小姐，要她当心她的花卉园。我非常不乐意允许凯林奇府的租客享受任何额外的恩惠。”小说以此突出埃利奥特爵士的自大与苛刻，因为作为游乐场一部分的灌木区距离主宅较近，会是租客散步休憩的好去处，可爵士却因为鄙夷所有的“暴发户”而不愿意“施惠与租客”；另一方面，虽然林区距离主宅远得多，也并不适合散步，但为了证明自己的产业如何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符，爵士反倒愿意让自己的租客去那里开开眼界。

    正是在野趣区发展为灌木区并在十八世纪中后期演变为美洲园的过程中，针叶树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如果艾迪生笔下的野趣区指的仅仅是房屋周围果树与花卉混种的数英里区域，那么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这部分区域已同花卉园、果园及葡萄园等区别开来，成为巴蒂·兰利所构想的“美丽乡村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兰利的造园理念中，苏格兰松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不仅可以和核桃树等一道栽种在果树园的北侧和西侧，帮助果树遮挡狂风，还可以和“不及苏格兰松的北美冷杉”、银枞等其他针叶树一道混种在野趣区中。在菲利普·米勒的《园艺师词典》第一版（1732）中，“野趣区”已成为一个单独的词条，除强调“永远不要将常绿树与落叶树混种，常绿树一定要种在野趣区中，或让它们单独成为野趣区的一部分，并处于视线所及范围内”，该词条还建议说，在规划大型野趣区时，可先将整块地按方形或圆形等划分为不同部分，设计如迷宫一样相互交错且视线范围不超过二十或三十码的散步道，这些散步道最终通向的中心区域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的中心是喷泉及塑像等，或是一大片草地环绕的宴会厅。野趣区的树就种在散步道的两侧，在落叶木区，依据距离散步道的远近，按从低到高的顺序，首先栽种晚樱草、紫罗兰、水仙等，但一定不要沿直线栽种，而是要突出随意性，就像它们生长在天然林里一样，随后栽种玫瑰、忍冬等低矮的开花灌木，之后栽种金雀花、木槿、紫花欧瑞香等中等高度开花灌木，其后是能够长得更高一些的开花灌木如丁香、欧洲荚蒾、金链花等，最后才是高度依次递增的落叶木。野趣区里单独种植的常绿树林也要按照距离散步道的远近，以从低到高的顺序栽种，距离散步道最近的是矮常绿树，如英国黄杨、地中海荚蒾、杜松等，在它们后面则是月桂、冬青等稍大一些常绿树，随后是弗吉尼亚雪松、丝柏、紫杉等高度差不多的树木，再往后则是挪威云杉、银枞等，最后居中的应该是最高大的常绿树如苏格兰松和海岸松。

    此外，《园艺师词典》第一版在“松属”这个词条下列举了在当时的英格兰已经种植的五种松树，其中两种来自北美，即北美乔松和刚松。该词典第八版（1768）仍然保留了“野趣区”这个词条，且内容与第一版并无太大的区别，但“松属”这个词条下的内容则有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该版本完全采用了林奈分类法，统一了各种松种的名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1730年代至1760年代期间，随着更多种北美松属植物被引入英格兰，该词条下列举的松树种类从5种增加至14种，其中新增的北美松种包括北美二针松（弗吉尼亚松）、火炬松、萌芽松及长叶松。同时，该书还强调北美乔松和苏格兰松有一个共同的重要价值，即，它们可以对海军做出巨大贡献，因为其木材适合做成桅杆，所以它们是“所有[松属]种类中最值得栽种的”，其他种类的松树则可以种在园林里，打破冬日单调的景色。

    《园艺师词典》这样影响力巨大的园艺工具书对苏格兰松的推崇与皇家艺术学会给予苏格兰松的冷遇表明，十八世纪中期英格兰社会关于苏格兰松的立场已存在分歧。事实上，在十八世纪早期与中期，英格兰中上层社会更偏向于选择性地接受《园艺师词典》对北美乔松的赞美，并肯定其他北美松种对园林景色的贡献。1730年代至1760年代期间，北美乔松与风箱树等北美森林树种备受欢迎，英格兰上层社会成员不仅热衷于在自己的野趣区中栽种这些北美植物，他们中的狂热者甚至用它们来植造规模堪与天然林媲美的人工林。1730年代至1770年代之间，造园流派“森林或原始式园林派”的开拓者查尔斯·汉密尔顿便在其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佩恩歇尔庄园中大量植树，所选树种除少量桦树外，大多是各种松属与冷杉属的树木，这些树木与庄园本身的丘陵环境融为一体，呈现给游园者一幅“阿尔卑斯山区景象”。虽然霍勒斯·沃波尔直言，“总体而言，除非是为了屏蔽或遮挡某处残缺，或是为了在冬日提供一个去处，我并不喜欢全由常绿树构成的林子”，但他仍不得不承认，在佩恩歇尔庄园的人造林里，“所有的一切都那么高贵、陌生与粗犷；散步道看起来未经设计，从松林中穿过；整体风格是那么宏伟，一丝不苟地本着完全自然、不经雕刻的态度。当你俯瞰这片看起来像森林的林地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其实只有几英亩”。汉密尔顿种下的松树中不乏北美乔松等北美松种，当代研究者甚至将佩恩歇尔庄园里的林地称为“美洲人工林”。虽然学界对汉密尔顿美洲树种的获取途径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包括威尔士亲王在内的五十多位英格兰贵族一样，曾通过伦敦布商彼得·科林森，成为费城农夫兼植物学家约翰·巴特拉姆的客户，购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种灌木、乔木及草本植物的种子与植物幼株。

    真正堪称“异域林木森林式园林”先驱的是苏格兰人阿盖尔公爵三世，他从1720年代起就开始种植黎巴嫩雪松、北美乔松、猩红栎与各种枫属和落叶松，自1730年代中后期起他也是巴特拉姆的客户。从1735年起便通过科林森向巴特拉姆购买北美植物与种子的皮特男爵八世也在自己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庄园中大量培育与栽种北美植物。在皮特男爵的努力下，短短几年内，其森林园林已初具规模，当科林森于1741年9月致信巴特拉姆时，他如此描述男爵庄园里的人工林：“你寄来的第一批种子长出的乔木与灌木已经长成。去年，皮特男爵将大约一万棵美洲[乔木与灌木]移植出来，它们与大约两万棵欧洲[乔木与灌木]和一些亚洲[乔木与灌木]混种在一起，看起来极为赏心悦目。”当皮特男爵八世于次年去世时，他的私人苗圃里种植着696种灌木与乔木，合计219,925株，其中绝大部分为异域植物。英格兰上层社会的这种审美趣味也自上而下地影响了普通英格兰人，各种于173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奇珍异物的北美灌木与乔木，尤其是开花灌木与针叶树，逐渐在1750年代左右像北美花卉一样成了中上层英格兰人可以获得的价格不菲的商品，原因之一便在于很多贵族将自己私人苗圃中培育的大量北美灌木与乔木幼株扩散了出去。在一封写于1756年的信中，一位名为玛丽·格雷戈里夫人的上层社会女性感叹道，“波特先生为他的一处野趣区花了1200英镑[其购买力相当于2024年的246,458.48英镑]”，并进而指出，“这已成了全国的通病”。

    在英格兰中上层社会流行的北美森林植物热，与当时的造园运动结合在了一起，改变了游乐场的重要构成部分野趣区，“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创造出了对‘美洲园’的需求。这类特殊区域有时候是一片专门圈出的园艺区，有时候则是一片备受称颂的灌木区。但如果一个美洲园脱胎于前期的野趣区，它将近似于一片北美森林”。就此而言，英格兰中上层社会的植树热情部分地体现了征用与再现北美殖民地自然这个特点，且栽种北美针叶树在英格兰几乎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莱尔德认为“美洲园在十八世纪后期的兴起更可能指向一个单纯的园艺因素”，这种解释显然忽略了植物所承载的政治—文化意义。事实上，娶了一位英格兰女性为妻且在北美旅居二十余年的法国人路易·西蒙于1815年出版了自己在1810-1811年间的旅英见闻，并在其中这样描述与评价自己在英格兰苏赛克斯郡看到的一个美洲园：“不同于我们在英格兰见到的其他游乐场，佩特沃斯的游乐场种了很多特别高大的树木，它们紧挨在一起，就像一座林木繁盛的美洲森林，而它们也的确暗示了这一点。很多树确实来自美洲。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老熟人铁杉、黑云杉、鹅掌楸、美国梧桐、毛洋槐以及几种橡树。所有这些树看起来都特别适应英格兰的气候，尽管生长在一位君主的贵族的封闭园地里，它们却似乎并没有感到自己已丧失美利坚自由。”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能人”布朗于1750年代前期为埃格蒙特伯爵二世的佩特沃斯庄园设计的灌木区。虽然四张保存至今的植物幼株购买清单表明，布朗在为该灌木区购买20株铁杉、30株月桂等常绿树的同时，也订购了“40株3英尺及以上高的苏格兰松”，但从西蒙的描述看，经过埃格蒙特伯爵三世自1780年代起进行的改造，这些苏格兰松或早已消失，或因被同样在看台式栽种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北美针叶树所遮挡而并不明显。西蒙旅英时间距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已近四十年，又恰值英法拿破仑战争日益激烈之际，英美之间即将爆发被某些历史研究者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的1812年战争。因此，西蒙在此处强调佩特沃斯庄园灌木区中被“禁锢”的北美林木对“美利坚自由”的冷漠、对英式品味的迎合，“被驯化的黑云杉”对英格兰乡土树种夏栎的模仿，以及北美开花灌木对英格兰气候的适应，他或许是在讽刺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亲英分子，也在某种意义上暗示，在英美两国关系中不列颠帝国主导了它与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即便在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利坚合众国中仍不乏期待不列颠在英美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托利党人，而1812年战争的一个诱因正是英国试图通过阻碍美法之间的自由贸易以打击法国。

    美洲园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格兰中上层社会中的流行表明，当时不少英格兰中上层社会成员仍然响应着十八世纪早期英格兰园艺理论家史提芬·施韦泽的呼吁：“任何想要最好地培育与栽种森林树木的人，都不应只满足于国内已有植物，而是应该想方设法地从与我们的气候相当或比我们的气候更寒冷的地区引进异域树木与植物，尤其是那些生长在亚洲及叙利亚山区的、喜欢山区或贫瘠的山冈或沼泽的植物，还有那些生长在北美尽头的植物。”这种将北美植物的地位置于夏栎与苏格兰松等不列颠乡土树种之上的态度，也暗示他们认同凯茨比关于北美植物的看法，即北美植物在实用性与美学意义方面“远胜我们原生的类似种类”。或许，对于凯茨比这样的北美植物热爱者与引种者而言，“归化北美植物，并由此再现殖民地环境，就是在行动上将殖民地融入母国。它可以被理解为那些挪用与占有式殖民计划的一部分，且目的也是只能有利于英格兰”。同时，十八世纪中后期英格兰自然风致园中按照从低到高顺序次第栽种的美洲园也是北美“无序的红树林沼泽地的反面”，是一个借助科学（林奈分类法）与美学（“看台式栽种法”呈现的椎体外观体现了巴洛克造园艺术对几何形状的要求），创造秩序、驱逐北美殖民地世界中的混乱的政治文化手段。该手段象征着母国征服与驯化了北美殖民地自然，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前展示了英格兰在不列颠第一帝国（大不列颠大西洋帝国）中的主导地位，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后则一度继续支持着保守者对第一帝国的追忆与幻想，直至不列颠在1763-1793年间完成的对印度的征服塑造了不列颠第二帝国。从此以后，东方以其原料与市场成为不列颠帝国的重要支撑，而不列颠植物猎人对东方植物的热情则表明，东方植物所象征的东方自然成为新的被征服与驯化对象，正如西蒙在其游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佩特沃斯庄园游乐场中以北美植物为主的美洲园在十九世纪初已属于少见之景观。事实上，作为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式自然风致园最重要特征之一的“美洲园”并未停留在以北美森林植物为主这个阶段，而是随着第二帝国的扩张而发生着变化，至1840年代，它已经被用于指称一个专门栽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喜酸性植物的专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