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学时代的论文发表氛围

    ▇时下经常听到年轻教师与学子抱怨发表文章难，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我在深有同感之时，不禁愈加怀念起大学期间的人文学术发表氛围。

    1978年深秋季节，我告别工作的上海崇明岛的红星农场，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上学。其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校园简陋而散乱，但是大学生们都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如饥似渴地上课与读书。记得我那个时候酷爱鲁迅的同时，也对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一个人在图书馆读清代学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还有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被同学们戏称为“唯一阅览室”。老师与学生挤在一起看书，记得阅览室里有一位面容清瘦的南方长相的中年教师，每天一早就来到阅览室看书和写作，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这种刻苦读书与工作的状态，常常让学生感到有些惊讶。

    读书过程中，感到一些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方面的教科书对于六朝思想文化的评价过于简单化，常常用唯物唯心、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等概念来对待那个时期的人物（比如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与思想。然而越读他们的书，就越发感到其中精神世界的丰富。今天人们觉得很有价值的精神创作，在那个年代的许多教科书中，经常被脸谱化，六朝时期的玄学与佛学，也被肢解成碎片。当时我很想向一些老师求教，以答疑解惑，恰好有一位同学说他认识哲学系的一位女教授，经过向她求教，她建议我去找方立天老师。

    在她征得方老师同意后，我按照她提供的地址，来到校园东侧筒子楼红二楼一层的一间屋子，见到方老师后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经常在图书馆阅览室见到的那位中年教师。方老师见到我们两位同学后，非常认真地拿出笔记本，记下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方老师那时正在参加石峻、楼宇烈等老师主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一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由中华书局出版，对于当时的佛教思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方老师在谈话中，强调对于玄学与佛学不能简单化，应当深入研究里面的思想内容，梳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谈到玄学时，他建议我多看看王弼的东西。不久楼宇烈先生校释的《王弼集校释》出版后，方先生还借给我看了几天。

    当时我在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籍集》时，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两个人无论是在人生观与文学风格上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时的研究成果，强调两人相同之处而忽视其差异，于是萌发了研究两人同异的想法。1981年3月的一个春日，在一次访问方老师时，谈了自己的想法，方老师很赞同我的看法，鼓励我写作这篇习作。并且主动提出，如果写得好，他可以向《中国哲学史研究》推荐。这是北大张岱年先生倡导下创办的一家刊物。方老师的话激励了我的写作积极性。一个月之后，我向方老师提交了这篇习作，方老师约我一周后去找他谈，见面后拿着稿子对我说，这篇文章已经有八成火候，还需要修改提高一下。两周后，我再次将誊写在稿纸上的文章交给方老师，他很快向当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编推荐了这篇文章，并且强调这是青年学生的文章，要大力支持。1981年10月，《阮籍嵇康异同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发表学术论文，当时读大学本科三年级。

    在这篇文章还未发表的同时，1981年6月的一天，我向方老师求教魏晋南北朝玄学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时，他推荐我看《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刚刊发的汤用彤先生的旧稿《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方先生认为，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如果没有魏晋玄学的根底，很难深入下去。方老师那天似乎兴致很高，聊着聊着，提到嵇康《声无哀乐论》，迄今为止，一直有些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他鼓励我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听后有些畏难，回去之后，反复阅读这篇奇文，感觉如果跳出哲学认识论的框架，从美学的审美主客体关系去分析，更能切中要害，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的音乐审美问题，心之与物，以及“和声无象，哀心有主”等命题，本身就属于音乐美学范畴。当时，我正在写作《六朝美学》的提纲，对于美学问题很感兴趣，于是从审美主客体关系方面去重新分析评价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尝试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文章的初稿受到方老师的肯定，略微修改后投寄给上海《学术月刊》，不久即收到责任编辑刘老师的回信，说文章有见解，略加修改即可刊用，我于是抓紧修改后返还编辑部。不久，文章在《学术月刊》1981年第12期发表了，题目是《关于“声无哀乐论”评价问题——兼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编辑刘老师寄来样刊后，还写信表示祝贺与感谢。后来我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与这篇处女作大有关系。

    1982年冬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蔡钟翔先生。寒假回到上海老家过年，顺便来到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部的《学术月刊》编辑部，看望编辑部的几位老师。那是一个温熙宜人的冬日，在一间不大的老式楼房里，我见到了编辑部的几位老师。责编刘老师是一位老编辑，戴着厚厚的眼镜，目光温和而严肃，穿着朴素的对襟棉服，上海冬天办公室没有暖气，所以必须多穿点。主编黄老师则比较随和亲切，与我这位大学生作者交谈时没有一点架子。另一位编辑老师则始终伏案处理稿件。黄主编和刘老师与我随便交谈，既谈着稿子相关的内容，又聊聊北京上海的风物人情，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文社科界的思想很活跃，上海当时走在全国的前沿。从编辑老师谈到刊物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他们冀望在人文学术上发表一些具有探讨性的论文。我的论文所以能在这家著名的刊物发表，也与这种冀望有关。这篇论文的发表与获得认同，对于我的《六朝美学》一书的写作与出版，起到了促进作用。1985年10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留校任教之后，发表文章不辍，同大学期间的这些经历直接有关。当然，我在大学期间发表论文，也离不开师友的帮助。1981年，我写作大三的学年论文，选了一个题目《汉、魏两武帝与文学发展关系的比较》，内容是通过对于汉武帝刘彻与魏武帝曹操与文士关系的比较，说明帝王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当时由吴文治教授来指导论文，他提了一些建议。我写出来后，吴老师又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论文提交后，偶然与同宿舍的同学李黎谈起此文，他说可以通过他在沈阳的熟人，向《社会科学辑刊》的年轻编辑高翔推荐，我当即表示感谢。高翔看后表示题目有创意，但内容还需充实一下。修改后，于《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4期刊出了。高翔后来当了这家刊物的主编，我们一直有来往。

    1981年底，一眨眼到了大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了。当时人大中文系指定由蔡钟翔老师担任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才性说”与魏晋审美理论的发展》。蔡老师好像不太支持这个选题，但也没有否定，只是建议我再好好考虑下有没有别的选题。我又找了许多材料，反复修改了提纲，向蔡老师请教了好几次，记得有一次还是在成复旺老师在人大的寓所里面谈的。蔡老师见我很执着，没有再说什么。毕业论文写得很吃力与艰难，蔡老师最后给了什么成绩，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于心有所不甘，于是试投了当时《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编辑的《古典文学论丛》（由齐鲁书社出版）。当时的主编毕万忱先生收到稿子后，提了一些意见，经过几次修改，在1986年2月的《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刊出了。那一期的作者中，有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如王运熙、曹道衡、郭预衡、董治安、胡国瑞、吴调公、张可礼等，我作为一名大四的学生，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也可见当时的刊物以文录用、不拘一格的办刊方针。

    那个年代的论文发表，重在内容的创新与学术质量的高低，而不以其他因素来定夺，更没有世俗利益的交换。文章的录用与格式也由编辑部来决定，文章一般采用夹注，节省了版面，突出了内容。现在刊物采用统一制式的注释，无关紧要的注释与引用占用了大量的版面，又动用了大量繁复的所谓“外审”——不可否认，有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但也有的只是提出一些吹毛求疵、似是而非的“意见”。这种原封不动从理工科类学术论文套用而来的注释格式与审稿程序，使作者、编者、读者为这些烦琐的形式条框所折腾，实在是应当廓除与改正。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创办，聘我担任文学兼职编辑，我们也是本着以学术为重、鼓励探索的宗旨。

    大学时代学术发表的氛围，使我终生为之感念。时下经常听到年轻教师与学子抱怨发表文章难，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我在深有同感之时，不禁愈加怀念起大学期间的人文学术发表氛围。希望我们当下的学术发表环境得到改善，更有利于年轻一辈的成长。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