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货币三问

    关于货币，有俗语说：“除了经济学家人人都懂得货币。”其隐含的意思在于：一方面，即使是经济学家，要弄清货币运行的机理，弄清在资产和货币不断转换的情景下何者为货币以及如何度量货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普通人都懂得货币，因为他们每天求生活谋生计，为柴米油盐而奔波，自然知道货币在满足生活所需上的重要性，哪有不懂货币的道理。就今天我们遇到的数字货币而言，无论上下，无论普通公民或者专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困扰。公众对私人数字货币和虚拟资产的定位认识模糊自然情有可原，但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失去理性的决策意向，更加剧了人们的认识混乱。想要正确认识和确定今天各种货币形态的功能边界，必须回溯货币的历史，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各个时代的各种货币形态，是在当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由技术、观念和制度耦合互动产生的结果。面对《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这部按专题论述的货币历史著作，为了便于对不同货币形态在充当货币职能时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和制度条件有一个总体的系统认识，我就以下几个问题做一个简略的论述。

    一、实体货币是信用货币吗？

    如同本书分散在多个专题中解读的，传统中国的铜铸币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第一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以“半两钱”替代六国货币中的四大货币系统（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直至西汉初年。第二期，汉武帝在财经名臣桑弘羊的主持下铸行五铢钱。因轻重大小符合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五铢钱体制跨越多个朝代行用七百余年，直至唐代初年。第三期，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进入通宝钱体制时代，其间尽管有年号钱等铸币上的细节变化，但作为一种铸币体制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1911年）帝制时代终结。一文“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絫，正好是半两钱、五铢钱计重体制下一两等于二十四铢的十分之一，由此中国的计重体制因铸币形成一两等于十钱的规则。半两钱十二铢，五铢钱是它的二点四分之一，而开元通宝钱又是半两钱十二铢的五分之一，可见重量大小有变，但它们在自身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时，都是一个基准货币单位“一钱”。纵向观察历史，我们不能只因为制度性的重量减轻，就简单判断通宝钱制落后于五铢钱制，五铢钱制又落后于半两钱制。恰恰相反，根据时代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期铸币的制度化建设更加完备。作为计值的铸币，关键在于流通的时空内坚持价值基准的一律性和重量形制的完好性。

    在手交货币的实体货币时代，币材问题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根据黄达教授编著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教科书的明确论断，信用货币是银行券和存款货币这种体现着债权债务关系的符号货币，而不是实体货币（包括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 的缺损和减重。中央政府的官方铸币与民间私人铸币的拉锯，积极反映着王朝的兴衰转换，也体现出围绕币材问题和货币规则各自的社会建构。但是很明显，这与纯粹符号货币“交子”开启的纸币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明显不同。

    二、纸币产生的机制与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在实体货币铜钱使用的时代，币材是一个核心问题。官方完好铜钱供给的有限性，与民间使用铜钱的迫切性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但是，唐代中期两税法实行之后，这成了一个帝制时代的政策问题。在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以钱定税”和交易模式（茶米的南北跨地域远程贸易）转换的新形势下，铜钱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而民间的活力是无限的，唐代带有汇票性质的“飞钱”就是茶商自发创制使用的。到了北宋，造纸术和印刷术进一步发展，低价值的铁钱又不便于携带，而四川地区内部的茶商集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行业和地域信任网络，在这几种因素助推下，一种人类货币史上的全新货币形态——纸币“交子”在民间诞生了。

    除了前面提及的经济技术硬性条件和四川的铁钱环境，当时四川茶商集团的内部信任机制是民间交子这个符号货币成立的关键。有些学者认为交子是北宋信用事业发展的结果，可是我们看到的代表性论述（如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者加藤繁）中，讲到北宋信用都是指“信任”意义上的信用，与今天金融学上定义为“借贷”的信用完全不同。

    交子在民间行用阶段的要害，是受制于“生存约束”。也就是说，单个交子铺包括十六家富商时代的交子发行，均因商人的财力减损和破产失去价值，出现民间纠纷。其前途要么消失，要么收归官方管理。官方交子的创制就是货币形态发展的必然选择，官方交子时代的到来，实际上走上了真正的纸币时代。

    从纸币诞生本身的需求动力来看，本身就是大额支付牵引和弥补铸币短缺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自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官方交子务建立，传统中国纸币发展的路径，就向弥补铸币短缺的方向倾斜，交子在北宋后期、南宋的会子等纸币使用的整个时期、金朝、元代和明朝，最终无不变成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从货币的性质来看，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概念，就是充当流通手段职能的符号货币，属于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性质。当然，在国家纸币的使用历程中，在帝制环境之下，也曾有经典的纸币价值调控实验，南宋就利用黄金、白银、铜钱，各种珍奇实物，以及出家凭证“度牒”证券等的综合担保，对纸币“会子”的价值进行了有效的“称提”调控。

    那么，为什么传统中国的纸币没有发展为信用货币？ 所谓信用货币是充当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而支付手段是价值的单方面转移，这里就隐含着债权、债务关系。这种货币内生于经济过程的借贷关系，西方纸币一开始出现就是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banknotes），它是商业银行贴现商业信用的商业票据的创制。其运行的机制，就是一套完美地维护信用活动的契约关系。最后是国家的法律建制和央行体制的形成。传统中国的纸币路径的不同，就要从这样的东西对比中寻找！

    三、明清中国为什么没有自铸银元和实现本位制？

    由于纸币的性质是国家纸币，它的使用前景就与王朝周期本身的帝制特征关联起来。兴盛时期的帝王气象处于上升通道，是有节制地发行纸币，随着行政和政治退化，纸币的发行便会失控。朱元璋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大明宝钞”，经典地展示了无视纸币发行的基本要求，无准备、无数量控制和无兑换安排的“三无货币”，不到三十年，便贬值大半。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金花银”的使用，中国进入五百年的“白银时代”。过往在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普遍认为白银是先进货币的代表，将白银的使用看成中国近代转型的标志。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白银时代”是一个“有货币无制度”的时代。有极端的论断认为，中国银两使用的事实表明白银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无货币的时代，是事实上的“物物交易”。因为白银都要从其实体样貌、成色和重量来进行鉴定，这与买卖水果有何区别？

    那么，我们要问，明代白银使用为什么不铸行“银元”铸币呢？ 实际上，从明代货币结构的演进不能得出经验的判断。明代纸币的滥发和使用，使得大明宝钞成为废纸，铜钱供给不足，多个朝代不铸钱，结果满足民间下层市场的是历史上的铜钱和私铸铜钱。纸币的退场，私铸的泛滥，都表明明代官方政府无法进行有规则的货币制度建构。两千余年的铜铸币铸造权的放弃，宣告传统中国政府在货币建设上的能力边界。铜钱铸造都已经不可行，怎么可能推行白银铸币的铸造？ 中国白银货币的使用，便只能借助市场的自发力量，形成多元并存、互补使用的货币流通格局。西方近代白银和黄金贵金属的广泛使用演变为“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本位制货币体制，支撑和支持了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中国有着丰富的货币使用经验，近代却停滞不前，在“有货币无制度”的格局中与西方冲撞，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

    时值人类纸币诞生千年纪念之际，年轻学人任双伟捕捉“千年等一回”的时机，适时推出这本图文并茂的货币史著作，让我们体验传统中国丰富的货币文化，激发公众兴趣，以更加厚重的历史资源提供的货币使用得失，来体察今天货币使用的选择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