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

    1946年2月22日，闻一多从西南联大致信三哥闻家騄，叙述了他与弟弟闻家驷在联大因忙于教学和生计，竟两次未能复闻家騄来信的尴尬情形。还详述了在联大的这闻氏兄弟俩在人口兴旺的情况下，妻小乃至家佣贫病交加的艰窘处境。尤其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闻一多说：“至于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说，自己往年终日沉湎于典籍和著述之中，“又误于文人积习，不事生产，羞谈政治，自视清高”。然而，“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于是，“近两年来”，完全摈弃了钻入故纸堆的生活，投身于民主革命和爱国运动。过去曾废寝忘食做学问，现在则也全力以赴于民主运动。“近年上课时间甚少（每周只四小时），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民主运动，归家后，即捉刀刻章。”入夜后，又强撑着把一天的报纸仔细阅读完，才在精疲力竭中昏然入睡。

    治印，本是闻一多年轻时的一段爱好。梁实秋回忆：“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1927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

    对于在篆刻艺术中初试牛刀这段经历，闻一多1927年8月25日致饶孟侃的信中，幽默地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没想到，挂牌治印，居然成为抗战胜利前夕至牺牲于反动派的暗杀前，面对高涨的物价和困窘的生活的闻一多颇为无奈，却也颇为投入的一段艺术生活。

    挂牌治印之肇始

    1943年9月，闻一多的书案上出现了他自己手订手写封面的《匡斋印存》。这是他重启已停用十多年的篆刻铁笔的开始。

    “匡斋”是闻先生的别号之一，亦其书斋名。对于“匡斋”的来历，朱自清、王瑶均作过诠释。其中尤以王瑶所说最显详尽，他回忆，从前的一次《诗经》课上，闻先生一进课堂就先念《汉书·匡衡传》的一段话：“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于是，他认为，一多先生以“匡斋”为书房名，“用意就在扩大研究对象的联系面，能够收到引人入胜、触类旁通的效果，像匡衡的说诗能使人解颐那样”。因此，其遗作中尚有《匡斋尺牍》《匡斋谈艺》等，这显示了其在文学、艺术、学术方面力求成为经典，力求走进读者灵魂深处，触发人们深刻思索社会、艺术、人生的高远追求。

    1943年11月16日，重庆《大公报》刊出其通讯员11月11日自昆明寄出的短讯，率先披露了匡斋主人挂牌治印的新闻。报道称：“生活费高涨不已，大学教授之生活亦日益清苦，但十之八九仍能本‘穷且益坚’之精神，固守岗位，乐育群英。一部分则因难以维持一家温饱，不得不兼营副业。以诗闻名之闻一多教授，最近镌金石印章……”

    1944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在第二版刊登了吴青（其他期亦曾写作“伍卿”）四天前从昆明寄出的新闻短讯集锦《昆明二三事》，其中说：“昆明物价，为全国第一，教授们生活困难，大都另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教授订润例作金石。从前说过‘我不明白文艺作品中为什么描写穷人’的吴宓教授，为大光明戏院做翻译。”

    “润例”，亦称润格，即酬金标准。润格对外发布或张贴后，就成为一种广而告之的媒介。报道中所说的“润例”，亦当同时指12教授共同发起的《沈从文 彭仲铎 唐兰陈雪屏浦江清 游国恩 冯友兰 闻一多 杨振声 郑天挺 罗常培罗庸诗文书镌联合润例》。除了作文、作诗、作赋、作联、作书的润例标准，该“润例”还约定：“篆刻直：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高昂的物价，逼得大家各显神通了。篆刻一项，自然是针对闻一多、魏建功这样的书艺大家的。

    其实，挂牌治印换取润笔费补贴家用，这是联大和云大的朋友们给他出的主意。在四处兼职仍难以实质性改善家庭经济的情况下，朋友们怂恿他重新拾起这曾经的“妙龄姬人”，闻一多欣然接受了从事这一高雅艺术的提议。

    闻立雕回忆，得知闻一多决定挂牌治印，“大家都很高兴，并且热心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其中，朱自清送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上海印油，许维遹带来了几把刻刀，孙毓棠赠与一本钤印谱的本子。擅长旧体诗文的浦江清，则撰写了异常精彩的骈文润例，并以工楷誊写后，邀请12位学界名家（另有一版本为9人）联合具名推荐，经装框后与印谱小样一起悬于市井各收件点。润例全文如下：

    秦鈢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 冯友兰 朱自清 潘光旦 蒋梦麟 杨振声 罗常培陈雪屏 同启 熊庆来 姜寅清唐 兰 沈从文

    一九四四年于昆明

    在这篇骈文前，闻先生自己用篆书书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九个大字，可见他对于“教授”这一职称的由衷看重。教授在人们心中本已是社会贤达之士，应该有着优裕的薪资待遇。然而如今，一位大名鼎鼎的联大教授，竟要以挂牌治印换取经济补给，实属无奈。

    骈文中具名的一位当事人、早年就认识的老友姜亮夫（即姜寅清）回忆：“抗日战争军兴，余与一多会于昆明，贫甚，诸友好议谋饘粥。一多以篆刻闻世，诸友为之订润例，余为之奔走，遂为制藏书印为谢。”（姜亮夫1975年3月9日致林乾良信）

    润例问世后，首先张贴在北门书屋、宝翰轩、联大教职员宿舍附近等街头治印接件处。宝翰轩主人张宝善回忆：“民主人士闻一多教授常来裱画，他治印水平很高，我也在‘宝翰轩’挂出了他的印谱为他接件，‘教授治印’的佳话由此而起。”除此外，还在民盟云南省委所办的《自由论坛》连续多期刊登题为“闻一多治印”的广告。

    如前所列，篆刻润例最初为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来物价一涨再涨，润例也只得随而持续翻倍上涨。仅就笔者所见的《自由论坛》1945年1月28日和3月24日所刊广告来看，不到两月时间，润例就由牙章每字1000元上涨为2000元，石章每字600元上涨到1000元，这是《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所定标准的十倍。

    得知润例一涨再涨，长子立鹤气冲冲地责问父亲：“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后，沉思良久后意味深长地回应道：“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到了1945年3月，润笔费的上涨幅度已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步伐。闻一多只得随朱自清、吴晗、曾昭抡、雷海宗、郑天挺、潘光旦等28名教授一起再订《论文演讲润例》：“近来物价高涨，论文演讲所得之报酬价值甚微，同时精神与时间过分损失，同人等今拟有所节制，爰订润例如左：（一）文稿每千字以斗米之值计；（二）报纸星期论文每篇以二斗米之值计；（三）演讲每次以二斗米之值计（演讲稿之发表须另依文稿付酬）；（四）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附注：米价以惠酬时昆明中米之市价为凭”。

    论文、演讲的润例变化情形如此，篆刻也当应时而变了。

    辛勤劳作的手工业者

    “你为了生活，学刻图章。成天的刻，通夜的刻，刻到右手中指起了个老大疙瘩，刻到手发抖，写字都不方便，为了一升两升米，为了明天的菜钱。你常说你是手工业者。”这是闻一多牺牲后，吴晗在《哭一多》中对老友的隔空倾述。

    治印虽然是闻一多的老手艺，毕竟十多年未曾再碰，加上挂牌后需要面对更为严苛的材料和工艺要求，这项业余“手工业”的开始是极不易的。

    闻一多牺牲后，吴晗多次在悼念文章中回忆老友苦刻图章的情形。他在《闻一多的手工业》中说：“因为云南出象牙，昆明文庙街一条小巷里，面对面不过二三十家店铺，倒有十几家象牙铺。送来刻的全是象牙章（石头不大有好的，他床边小桌上放着一排排的待刻图章，极少有石章）。刻牙章，尤其是老牙，要使很大劲，出一身大汗。他的右手食指久而久之就长着老大一个疙瘩。”他补充说：“刻牙章，过去没有经验。当学刻的第一天，使尽了力气，化一整天时间，刻不好一个。他难受极了，几乎哭出声来。第二天再试，改变用刀的方法，行了。他在几年后和我说这一段故事时，眼泡中还含着眼泪。”

    随着治印广告的刊布和人们的口耳相传，来请他治印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一业余工作对经济生活的改善效果，当然也是明显的。1944年9月25日，闻一多在致嫡堂弟闻亦博信时说：“兄食口较众，前二三年，书籍衣物变卖殆尽，生活殊窘，年来开始兼课，益以治印所得，差可糊口，然著述研究，则几完全停顿矣。”

    1945年秋，沈从文在致沪上友人的信中说：“一多公已在此成领导民主运动大师。”因此，这一时期的闻一多，早已是融入民主革命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和青年们最为拥戴的师友。他大量的时间已被学生们翘首以待的课堂和日渐频繁的社会活动占去，治印往往是在更为业余的时间，在见缝插针中抢来。他常常苦恼于此，可生计又不得不依赖于此。

    闻立鹏这样回忆挂牌治印时的闻一多：“晚年，父亲的精力全部投入革命事业，治印篆刻只能是业余时间的事。在会议的空隙，在与青年谈话的间歇，特别是在夜深人静以后，一杯苦茶提提精神，披上衣服，挡上灯光，开始他的铁笔生涯。有时，第二天清晨，当我们睁开眼睛，又看见他伏案工作的背影。”

    他的老朋友白英教授回忆：“我同他沿着河边散步。有时，午后或晚上，我会来到他家，看他坐在桌旁，俯着头，在赶刻图章，这样他才能养活孩子们——他讨厌这样浪费时间，尽管刻出的图章有时能卖不少钱，他会说宁可在中学里一星期教18小时的课，在中学里，他至少可以按中国老传统热心投入工作。一点也不奇怪，事实是，他在联大比谁都厉害地在破坏这些老传统。”

    ——为了生存，徒奈其何？

    闻立雕、闻立鹏兄弟在一月内被《新华日报》反复刊登过两次、其他报纸也竞相刊发的《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中写道：“我们有三兄弟两个妹妹，连妈妈娘姨一共七个人，都靠父亲一点薄薄薪水，维持生活，为了援助家计，父亲在课余替人家刻图章，日以继夜的刻，我们晚上睡了觉，他还弓着背在刻，有时候他刻得眼睛发痛了，躺在床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他是经常这样给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孩子们也齐上阵，为闻一多刻印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协助工作。

    如此拼命地努力，如此艰难的境况下，校内外的个人和团体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能不遗余力、不计成本地给予帮助。闻立雕回忆，老友冯友兰准备对外售字，他赶紧刻阴、阳两枚印章以赠。顾毓琇作为政府代表将赴南京参加日寇受降仪式，他兴奋异常，“连夜赶刻名章，抒发情怀，为之壮行”。

    在昆华中学兼课时，为了鼓励同学们积极募捐，他提出为每年级募捐最多的一位同学义务刻一图章。李何林回忆，昆明文协响应重庆全国文协老舍先生经办的“募捐救济全国贫病作家”的号召，用举办音乐会等等方式进行募捐。闻一多本人已是个贫穷作家和拿了教授工资也难维持他的八口之家的生活、须在昆华中学兼课、并在百忙中再挤出时间刻图章以糊口的人，也捐出了他几天刻图章的钱，去救助抗战后流离失所、贫病交加、被反动派弃置不顾的进步作家。

    他同样以刻图章来帮助联大的学生社团。其中，一枚“时代评论社章”，是在炮火声中刻成的。在此章边缘，他刻着，“土夕吴晗捐石，闻一多治印。卅四年十月三日昆明”。对于这枚隶书印章的刻成经过，吴晗回忆：

    他替我刻过两个私章，象牙的一个是离昆前刻的。另一个是石章，现在还寄放在昆明。

    时代评论社章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刻这图章前两星期，我在逼死坡文具店用一千元买到一块旧石头，长方形。一边刻有双鱼，他也很喜欢，夸我眼力不错。问愿意刻什么字，是一句诗，还是连名带字刻在一起？ 我说，随便，你喜欢怎么刻就怎么刻罢！ 不久，时代评论社成立了。要一个公章，他就自告奋勇，连带也替我捐献出这块石头。十月三日的早晨，在枪声炮声中完成这件艺术品。刻完，兴匆匆的走来说：“今天我做成一件事，很得意，你来瞧瞧。”我看见也很高兴，连说好极了。又问：“你没有听见枪声吗？ 这样密，这样响，亏你静得下心！”他说：“昨夜晚就有一些声音了，管他呢！ 我今天高兴做我自己的事情！”

    炮火声愈来愈密了，大街小巷满是国军。断绝交通，连大门也出不去，到中午我们才弄明白是内战，国军炮轰五华山，解决主滇十八年的龙云。这样，我们这些流亡者，过了八九年战争生活，第一次看见了战争，被置身于炮火中，闻得火药味。

    这样的炮火声，已潜藏着一场即将惊动海内外的时局危机，导致了龙云政权的结束，也最终引发了“一二·一”运动，这激起了闻一多的愤慨。1946年1月8日，《浙江日报》

    发表了刘仿佛的《闻一多近事》，文章称：“一多先生近年以刻图章为副业，润资颇高，闻名而往者不少。前有于昆明风云一时之×主席，差人请刻牙章，要求在二小时取件。两小时刻成固无问题，但此公于云南省政府改组中给人印象不佳，一多先生决以违十日取件定例而拒绝，此对某公殊出意外。”作者感慨说，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倡导民主的学者，他必然地有其强烈的爱憎，拒绝权贵的刻印之请，就是因为他不能掩饰住自己的爱憎感。

    印艺高超扬美名

    对闻一多而言，是迫于生计才破例挂牌治印的。但是，自从《匡斋印存》摆在案头等着盖印谱开始，他就已将这一谋生手段同时视为谋艺术的一项审美事业了。不论是否收取润笔费，不论是为平民刻印，还是为友好、学生、团体赠印，他总把治印看成一项严肃的、活泼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工作。闻立鹏说，闻一多的挂牌治印，“虽是为贴补生活，但每一方印都是作篆刻艺术品对待，费尽艺术心血。总以艺术完美为标准，因此都具有篆刻艺术的水平”。确是一语中的。故而，1947年朱自清先生在编《闻一多全集》时，就想把他的刻印作品也收进去。

    他虽然在十多年前就已有了篆刻的底子，对篆刻艺术应该说早已胸有成竹。但等真正挂牌治印了，却不敢自负，总在认真谨慎地探索篆刻艺术，以不断学习的心态提高篆刻艺术水准。田汉在《望着云南痛哭》一文中回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曾写道：

    李、闻两先生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而一多先生尤甚。李先生在昆明经营一爿“北门书屋”，虽则生意清淡，还能勉强维持。一多先生孩子多，大学教授所入不够开支，还靠在翠湖旁一个中学兼课。他是对于金石有兴趣的，常以余力替人治印。我对于他的铁笔技术非常惊叹。

    ——啊呀，想不到闻先生还有这一手。哪一天我也要请你替我刻一颗。

    ——好，你带石头来让我学习学习。

    他这种既是谦逊，同时也确确实实是在学习的心态中进行的篆刻工作，得到了友朋和学生们一致的赞誉。吴晗在《闻一多的手工业》中说：“一多在美国原来是学美术 的，会描字，也学着刻图章。……他会写篆字，写甲骨文，写金文，书桌上经常放着一堆古文字学的书，也写过不少篇关于古文字训释的专门文章。……刻图章不费什么本钱，只要一把刻字刀，和对古文字的了解，字的结构排列要有艺术意味，古雅而不俗。一多恰好具备了这些条件，就靠这一行来养家。他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构思，人的姓名，每一个字的笔划，有繁简，如何安排繁简不同的字，在一个小方块子里，得要好好想。其次是写，用铅笔画底子，刻一个惬意的图章，往往要画多少次才挑一个用墨上石。再后便是动刀了。这段最费力，老象牙尤其费事。刻好粗坯子以后剩下便是润饰的工夫。最后，用印泥试样，不惬意再加雕琢。一切都合式了，在印谱上留下几个底子，剪下一个和原章用纸包好，标上名姓和收件处，这件工作才算结束。”

    先生的学生王子光说：“他在篆刻艺术方面造诣是很深的，是以汉印与金文为根底，在传统的基础上又熔铸成自己的风格，在篆法、刀法和章法方面都有明显的创造。”汪曾祺也说，先生的治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

    先生的老友、老同事、文字学家陈梦家在《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中则认为，在昆明时闻先生的治印，“很讲究笔画的正确，也讲究布局，因为他对美术设计曾有过研究。他所刻的印章，可以称为艺术品：笔画是合乎六书的，布局是有构义的，刀力是刚劲的，字体是严整的。他所刻的，代表他的个性，就像他的字一样：不很丰润，但是有力，太谨严而不俗。他的印章、书法和诗，有许多互相贯通的地方。但此地我们必须指出一点，他仿佛最爱格律、章法等形式的严整性，而由于他是热情而又有丰富想象力的人，常常想冲出这个形式的篱笆”。

    闻一多的治印，时常看情况下料。假如来请治印的是两位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他多半会奉上喜气洋洋的龙凤章以示祝福之意，在联大结成姻缘的两位学生徐继、丁淑姿就有幸得到了这样一套龙凤印。

    以印言志

    除了形式上的美，他的刻印，还常常以印言志。他曾捉刀为自己刻了“叛徒”一印，立誓做旧世界的叛徒。在一些特殊的印章上，他则在随手而写的边款中表达着强烈的个人情感。

    ——在“孙毓棠”印的边款上，他刻着：“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 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在历数私人友情的同时，更为强烈地表达着为国家之荣而荣的爱国之情。

    ——在赠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上，他刻着：“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1941年，为避空袭，闻一多、华罗庚两家曾共同寄居在北郊陈家营隔帘而居。事后，华罗庚写下了《挂布》一诗：“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表达了与国家民族共患难的家国情。而闻一多在这印章边款上的话，又从印刻作者的角度，于幽默诙谐之中极尽二人在乡间曾共患难的款款情谊。为此，1979年，华罗庚特意撰文，深情地纪念者老友闻一多：“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正因他出色的治印艺术，据说连一些美军官兵也附庸风雅前来请印。1944年9月，澳大利亚著名战地记者乔治·约翰斯顿（George H.Johnston）在王佐良介绍下，也慕名前来昆明闻宅拜访。12月16日，他所写的《中国萧伯纳的愿景》（VI⁃SION OF CHINA'S BER⁃NARD SHAW）一文在澳大利亚《阿尔戈斯》周刊（The Argus，又译《守护者报》）发表。因为一袭美髯，他将闻一多称为“东方的萧伯纳”。他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闻一多诗人、思想家、史学家的学人风范，认为一多先生以渊博的识见成为了联大学生心中的“知识领袖”，同学们都愿意团结在他身边。他特别描写了见到闻一多时的第一印象：“他站在狭小破旧的小房间里。大床上散落着几十张白纸，上面盖着用中国历代的古文字刻出来的许多朱红色印谱。摞成一大堆的书从墙角溢出来，堆满了旁边的椅子和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这一治印专家的形象由此定格于海外报纸上。

    他就是这样，正如教学、研究和写作，在篆刻工作上，他也绝不会有丁点的马虎。如果别人不满意，就先检讨自己的艺术水平。

    作为爱国诗人文天祥后裔，为了守护闻氏家声，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民主革命，闻一多在1945年10月蒋介石解除龙云职务之后，仍然无所畏惧地战斗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直至“一二·一”运动和李公朴遇难之后，自己最终也倒在血泊里。为了生活，为了篆刻艺术，他同样辛辛苦苦工作到最后一刻。闻立鹏说：“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到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牺性之日止，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刻了大量的图章，仅现在留在印谱上的就有四百余方。平均几乎每天都要刻一方。就在牺牲前的几个小时，也许是为了镇定母亲的心绪，他还伏在案前刻了一会儿图章。”

    闻一多先生的精神，也透过精湛的印艺，透过他一丝不苟治印的故事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