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如何面对新山乡巨变

    编者按：通过文学界十余年的持续关注、研讨，里下河这片水乡腹地以文学的名义逐渐被点亮。近日，以“青年批评家与里下河文学”和“里下河文学与新山乡巨变”为主要议题的第十一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泰州举行。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是“新山乡巨变”。在泰州作协主席庞余亮看来，里下河文学最大的短板，就是对家族史、个人史，对传统农业社会风土人情的书写太多，陷入“博物馆式”的书写，“面对时代，面对正在发生的巨变，我们的心胸还没有打开”。

    如何打开里下河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格局，在新时代书写里下河的山川巨变？ 与会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里下河长篇小说有三大特征

    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一直关注里下河文学的构建与发展，他认为，文学史上最后一次流派是荷花淀和山药蛋，进入新时期以后流派消失，但里下河作为创作群体是存在的，地域文化是近十年来中国评论、中国理论讨论的核心内容。为什么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乡土中国》影响了整个社会学，更影响了文学？ 因为地域文化对于整个中国的乡土小说史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新山乡巨变不仅仅是歌颂，更需要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描写。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赞同丁帆的观点，并认为今天讨论新山乡巨变，互相的渗透和融合是比较多的，它不是重新建立城乡对立的关系，而是应该消减这样的关系。乡村的人文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在新的框架来重新讨论山乡巨变的问题。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指出：里下河文学有两部分，一是在里下河出生，但在外地写作的作家，一是在里下河生活、写作的作家，后者被关注的程度相对不够。关于里下河文学的研讨和碰撞可以帮助里下河作家打开思路，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表示，里下河文学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从汪曾祺到毕飞宇以及其他著名作家，他们书写里下河地区乡村的变化、书写里下河地区的风土人情，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我们很多启发。研究里下河文学在乡土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对新一代作家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将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在近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其审美传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作家群落名家荟萃、洋洋大观，创作文类齐全，艺术特色鲜明，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这里的长篇小说创作非常发达，特别是近年来，里下河的长篇小说创作朝气蓬勃、爆发力强，汇聚成里下河审美世界一片耀眼的星辉。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的印象中，新时代里下河长篇小说创作有几个特点：

    一是史诗品格。里下河区域既是水乡又是平原，既属江北又紧邻江南，既接近楚汉文化又浸染淮扬文化，因此这里自古以来文化繁荣，构成了一个异质文化涌现、多元文化碰撞的特殊地带。另一方面，里下河地域四周高、中间低的“锅底洼”地理状貌特征，又使它相对独立，相对稳定，变化中有不变。变与不变这种双重的特色，与里下河作家浓厚的人文情怀相结合，便形成了其长篇小说创作以苦难叙事与乡愁书写为特质的地域史诗品格。庞余亮的《薄荷》、刘春龙的《垛上》、刘仁前的《残月》、沙黑的《四月南风》、李明官的《衣胞地》则均属一种带有独特的乡愁意味的“新乡土写作”。二是成长叙事。在里下河地域史诗的写作中，还特别着重历史叙述与人的成长史叙述之间互文互补的效应。徐晓思的《母亲望着我》将目光聚集于农村留守儿童、贫孤儿童、单亲和空巢家庭儿童的成长问题。庞余亮的《顽童驯师记》涉及教育和教师的成长，《有的人》涉及父子冲突，无疑是深刻触及心灵探询的成长叙事。三是人性探索。里下河长篇小说创作富有浓厚的人性探索意识。徐晓思的《归湖》深刻反思了现实世界对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掠夺。

    写好新时代“新山乡巨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现，中国文学的风貌和生态其实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大量的写作者是在地的写作者，但评论界没有一套针对他们的研究路径。

    “在我的想象中间，里下河文学存在各种面貌，包括地方文化建设的里下河文学，而不仅仅说研究里下河文学只是对于里下河地区的作者写出的作品进行简单的文本细读。”何平认为，应该把里下河文学放在当代的文学格局中讨论。一方面，要对里下河文学已经经典化的作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究竟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什么进一步研究，同时也要对在地作家的复杂性展开充分讨论。尤其是对于新成长的一批作家，如果不进行细化研究的话，最后里下河文学可能就只是一个概念。

    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堂会结合徐霞的长篇小说《小城夏天》具体谈到青年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出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应该打破一些固有简单的文学书写模式，要在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作家要有能力去把握和处理这种新的变化，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发展的经验融入在一起，讲述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中国故事。

    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傅逸尘提出，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新山乡巨变”的图景正在渐次展开，其范围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进步，城乡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尤其是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乡村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生态，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经验正在被打破。要真正写好“新山乡巨变”，创作主体必须拓宽文学视野，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野和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新视域，深刻认识“山乡”，深切感悟“巨变”。“新山乡巨变”这个宏阔的时代命题，为里下河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资源，里下河作家群体的创作亦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在里下河作家的写作中已经或正在发生，里下河文学的发展也显露出了时代的新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具备对大的时代背景的写实能力和建构能力，对于里下河作家群体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当前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已然发生了转进，这也给里下河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里下河文学需要植根里下河，但却不能拘囿于那种明显的、单一的地方性的风情化书写，而应该包含着对于应然世界的向往和想象，提供一种基于新的时代经验的价值观和认识论。我们要从发展的时代眼光来研究里下河文学。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既要体现广阔的现实主义，又要体现震撼人心的理想主义；既从细部的、人性的、乡土文化的视角，同时以全面的、整体的、人类文明的视野来反映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文学的根本在于创作

    青年评论家、《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谈及地方性话语时提出，地方性话语应该具备去中心化的特点，一个潮流或者是地方性话语的命名，背后要靠创造性的作品来支撑。如果没有不断涌现的作品，概念、延续和讨论就无处安置。

    青年评论家、华东师大副教授项静提出，在里下河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家之间，最好的一个局面是出现创造性的阐释。除了文学上的方式方法之外，还应该有新的媒介比如视频，这需要评论家去创造一些概念来打开局面。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注意到，近年来以地方命名的文学批评概念层出不穷。有些概念因为有比较成熟的作家支撑，作家的写作主题、风格比较集中，所以比较立得住，为大家所普遍采用。还有一些概念比较牵强，所指涉的作家比较杂乱，写作风格也相去甚远，甚至制作概念的诸多论者彼此之间意见也不一致，所以共识度不是很高。

    要谈所谓的“文学地理”，其版图上少不了里下河；而且较之以“新”自诩，“里下河文学”更具建构性概念。尽管里下河这一区域名称早已有之，但是以此作为现实依据，重新审视江苏文学，建立空间与美学之间的联系，确实是“新”的，而且新得有轮廓、有内容。

    我们期待，青年批评家跳出固有的批评格局，去创造新的审美范式，提供新的理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