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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以来，思想史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在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热词的当下，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同仁开始了关于人文语义学实践路径的尝试。与“新文科”的种种探索一样，这还是起步阶段的一项问路之举。不揣冒昧，在这里我本人更想以投石问路的心态求助于方家。
鉴于学科方向和路径繁多，我这里只选择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路径、斯金纳的思想史路径作为“两岸青山”。二者有着普遍与特殊、必然与偶然之关系，恰恰为思考人文语义学这一知识体系的跨学科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孙江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同仁的概念史研究为我思考人文语义学提供了很多的启示，而今天在这里我却绕开了这一话题。毕竟，在这方学术重镇面前，演讲者的拈轻怕重是识时务的。不过，我这里还是要补充一下，人文语义学与概念史同气相求：如果说概念史承接了学衡派的渊源，那么我们可以说人文语义学在关乎普遍、永恒与偶然、特殊的“人类事务”的学科意义上，与《学衡》同仁所倡导的“人事之律”一脉相承。它关乎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曲线、循环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具体到今天的话题，我们还是从洛夫乔伊观念史的“语义”与斯金纳思想史的“语境”关系出发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尽管两位学者以对手的形式出现，而且有着你推我搡的掐架——一个重视长时段的观念抽取并一以贯之，一个重视此时此地的时空个案，但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非精英化的取向中回归到精英文本（史料无限以及打捞的有限性）；在非文本化的走势中归依文本（在文本的解读有限性以及误读的无限性）。事实上，他们的理论形构并未能如愿以偿。一言以蔽之，若要形成真正的对话，还是要回到文本、精英及其人文语义对话理解的老路上。
一
在“观念”中敉平“历史”：寻找贯通性的文明质素
为适应历史中不断改变的环境，人类通过不断的调整来推动着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人类文化都会因历史语境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而也造成了古今文化的断裂与紧张。可以说，古今文化的断裂不单存在于中国，西方文化的古今断裂和分立也同样明显。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是想要敉平这种断裂，他想要从观念巨链中连接起古今，寻找到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寻找到沟通古今的文明核心和基础。
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试图在生动丰富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历史中持存的最深刻的观念巨链，理由是这些亘古常在的观念是在逝者如斯的人类时间检视中穿越了时光隧道而胜出。“History of ideas”译为“观念史”，但在西方它往往与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可以互换。究其原因，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最初的观念史。洛夫乔伊认为，观念史是一种跨学科的高度抽象出来的思想类型，是以时空流动中的“观念单元”为主导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侧重对观念元素或思想单元自身的考察，试图以观念巨链沟通古今，考察观念单元在历史演变中所承载着政治颉颃、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
在洛夫乔伊那里，观念史研究不涉及哲学家、哲学思潮或哲学流派的发生与发展史，而是考察作为单元的“观念”的发生与发展史，他志在探寻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观念和经久不变的文明恒量，犹如化学中的基本元素，通过化学反应（不同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调整而不断创新、变化）可以生成为文明的结晶。在洛夫乔伊的理解中，作为一种人类基本文明观念的显示，“观念单元”会体现在支配与制约着人类的各种行为中，并具体化解在各个领域之中。说得简单些，这个“基本的、持续不变的或重复出现的能动的单元”构成了人类文明书写的基本元素。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单元”（观念）是一种独立于思想家大脑或思想体系之外的硬核，其本质具有恒久的属性，是不变的观念实体。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闪耀在不同思想家的大脑中，有待于学者们去发现并挖潜它们。（[美]洛夫乔伊著，张传友、高秉江译：《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二
在“语境”中撕裂“思想”：勘测历史性的文化语态
洛夫乔伊这种以观念单元探寻人类历史中基本观念和经久不变的文明恒量的方法，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其中以“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为代表。在斯金纳看来，试图在“观念”中敉平“历史”以寻找同条共贯之文明质素的方法完全是非历史性的，以至于在评述这一做法时他会夹枪带棒：“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已经阐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一种天真。”（[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丁耘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96页）这句话说出了思想史研究的根本遵循，那就是历史性的问题。这种历史性就是要将研究对象从文本中的抽象化和逻辑化转化为追溯写作文本的意图与动机，以及作者使用词汇与修辞手法的具体写作艺术。
斯金纳孜孜致力于实践“语境中的思想”。他考察历史中“自由”“民主”等文明观念，将载有这些观念的历史文本视为“言语行动”，重视挖掘文本背后的表达意图、修辞动机，同时将它们置于思想演进的“历时性”“具象化”的语境中予以审视，力图还原作者们使用这些语词写作时的初心动机、与生俱来“思想传统”、与时俱进之“写作特定文本这一行动所可能具有的意义”、流布文字的“直接的政治语境”以及这一文本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等，从而实现对经典文本的“历史重建”，最终重新认识这些语词观念。譬如他在关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等一系列考察后，除却重新开启了对“积极自由”维度的认知，而且还大胆地说出了“历史就是一切”的判断。（[英]昆廷·斯金纳：《第三种自由概念》，应奇编：《第三种自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这种“历史语境主义”研究路径，通过对历史语境的精细梳理揭示观念语词使用的历史性，凸显出了对“自由”等文明观念的历史性认识。通过反复阅读这些文本，并不能发现某种永恒元素，而只是获得理解这些基础性概念的不同方式。“自由”这个问题如此，“正义”更是如此。斯金纳认为，国家、自由、民主、正义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遵循着不同的理解道德和政治世界的方式。解构了“永恒”“连贯”的偏执与迷思，打破了洛夫乔伊所倡导的把“观念”化作“单元”抽绎出来而可能抹杀思想演进历史过程的观念史研究范式——以语境分析观念并理解不同历史时段之间的语词理解中的共识与歧义。（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35页）
三
以“文明”敉平“文化”：寻找多元语义的共执“意涵”
梳理洛夫乔伊和斯金纳的论述，会发现前者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笼统的、抽象的、整体的乐观态度，志在在“观念”中敉平“历史”以寻找贯通性的文明质素，后者对人类话语的分析是具体的、分析的、个性的悲观态度，旨在在“语境”中撕裂“思想”以勘测历史性的文化语态；前者多少带有“主义”式启蒙运动心态，后者则掺杂着着几分“问题”式文艺复兴心态；前者更多看到结果（概念化的传输），后者更多看到的是原因（意图与动机）。
这里我们一再强调二者的差别，但也万万不可忽略语义“意涵”的共执。这个“意涵”既有斯金纳的“我见”，也有洛夫乔伊的“固执”。于是，具象的“文化”语境也可以找到共执的“文明”观念作为理解的中介与枢纽。文化对人类说，是多元的、复数的、混杂的、包容的；文明对人类来说是一元的、能指的、普世的、排他的、清晰的。从“文化”到“文明”，这意味着一个提炼优秀文化元素、普遍推广文明共识的历史过程。
必须看到，世界文明由多元文化组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各种文化并不天生就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语言、历史、传统、信仰、心魂都会沉淀在这个文化结构的最深层，而且彰显出的智慧和人性光芒每每绽放在人类的星空中而让人叹为观止。文明是觉醒的个体和民族从我者向他者的转移。站在人类总体的角度看，通过这种转移，个体克服了生命的有限性，实现了对自然生命的超越；民族克服了文化的有限性，实现了对地域人群的超越。文化是自然的生长，是尊重各民族本身的肌理；而文明是启蒙的后果，是基于知识理性
的人类选择。要知道，人类文明有没有进步或进步多少与文化的本然没有多大关系。
很显然,文化的边界效应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人类共同理想的文明则是无边无沿的托付。十七世纪欧洲经过三十年惨烈的战争而收获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无疑是人类对话史上的一个强有力注脚。由此而言，如果我们一味加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本然，而不去追问文明的本质或说应然，那么即使将人文语义学说的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所谓的人文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建构人类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
四
以“问道”提振“学术”：人文语义的对话、沟通与理解
一路走来，人类的对话很难良性运转的原因还在于：要么无知，要么浅尝。我们面对的都是“问题”，难以在根本语义上形成“问道”。而人文语义学视野的价值旨归就在于从问题（意识）到问道（意识）。以“人”为立足点，以“人语”为出发点，以“人道”为归宿点。这里的“道”是道义的“道”。中国有句古语是“道不远人”，加之“人能弘道”的遗训，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人不远道”。所谓“德不配位”等等说法，一言以蔽之：“道”在人心。在此，我们不妨以作为象征、符号意义上的“皇冠”为例来理解这一情形：在金属圈和王权之间，如果没有戴在国王头上的位置设定，那只能是两张皮的话说两头、各执一端。回到“语言与存在”的古老话题，可能就不是简单对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题中之义则是由谁说以及说什么的问题。将金属圈套在手臂、脖子、脚趾或说腰间固然属（性）不配位，但即使将一个金子做成的项圈套在一个流浪汉的头上还是不能成体统。由此说来，内在质的规定性是谁能配得上这个项圈。这个“规定性”也就是人类可能性的深层共执。
在文化不断撕裂且沟壑越来越深的今天，情感在不知不觉中碾压着理性，同时也伴随着信仰与价值的错位乃至错乱。此情此景，以观念史与思想史的分野，在撕裂的状态下如何敉平（这里我用了一个大词，或许只能是一个愿景）世界范围内的“观念”与“思想”，这也许是一个极其有限度的命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极有可能性的命题。或许，只有回答了“语”在特定环境下特殊人物“义”（既是意义的义，也是道义的义）的问题，才能心悦诚服那我们自己手制的所谓话语体系。进一步说，在永恒的真理与瞬间的火花之间本来就不存在确定性的对应。“我者”与“他者”何以对话，天道与人道之间何以沟通，问题与问道之间何以理解，这些都是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的同仁们关注的妙门。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如是说：“过去，我们常说问题意识，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意识，那就是问道意识。人文与科学有别，这不单单是‘知识’维度上的另类：人类的尊严、位格、灵魂都是其呵护、监护与守护的对象。问题意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共执的支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但是问道意识却是人文学科最为关键的执念或说诉求。我以为人文学科的高光境界应该是问道（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本身。问题意识是人文学科的基本诉求，而问道意识才是人文的最高境界。今天，在同仁们执意为人文学寻找存在感或说身份合法性的当口，或许将问道意识作为将学术乃至社会引领向‘光明顶点’的摆渡跳板才是最为适切且清醒的选择。”（褚金勇、张宝明：《借助〈新青年〉，才能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中华读书报》2023年5月4日）
以“问道”提振“学术”，并非向虚而造，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人文语义学研究首先从阐释分析一个个观念词做起，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达到“以词问道”的理想境界。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东原集》卷九，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人文语义学既强调某些核心词语意义的不变，又考虑思想家在使用这些词语时的所指、体验与语境。同时，它以观念词为依托，这个观念词既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疑是改变一个时代的重要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社会也具有这样转型的意义）。譬如“体用”中的“体”是根本的意思，“用”是应用的意思，这在一般意义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不同人对“体”的界定还有不同，张之洞的“体”主要指的是三纲（[清]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序，第2页），严复的所说的“体用不二”之“体”则主要指“自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原强》，《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在张、严的语境中，“体”都是根本的意思，但他们对“体”的内涵之界定不同。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传统、思想宗旨和思想的实践方向（即“用”的维度）不同。历史地看，一意孤行的观念词终将式微乃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地说，从善如流的观念词才会不胫而走并伴随着人类渐行渐远。一言以蔽之，文化的多元与歧义是存在的，“道出于二”乃至“道出于多”也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文化的平和、理性的对话中形成文明的通约与共识乃至共执才是人间沧桑的正道。我始终相信，不管人类历史有多久，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或其他人种，不必过问西东。毕竟，在人类的类属性意义上，其复杂纷繁的历史浓缩出了共同的人类经验与难题。
从天文到人文，从天道到人道，从学科学术到问题意识，从问题意识到问道意识，这是人文语义学所走的一条跨学科实践路径，更是这一学科的旨归所在。而正是在这一旨归的意蕴上，我们也更愿意以精英、文本与对话三个要素为支点开始孜孜不倦的追求。毕竟，精英的思想是辐射、影响并引领一个社会时代的关键因素，而文本则是支撑、孵化直至落定时代元素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的阐释才是人文反思、批判乃至前瞻的心灵对话的根本。作为从事人类事务的操盘者，沿着这条陡峭幽静的崎岖路径问道，也才能回答心归何处的问难并由此进至止于至善的高光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道”的意涵于古于今、于中于外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从人类为属于自己的文明愿景造境视角看，堪称九九归一。
真理无穷，道义无涯。一代又一代人文学者虔诚地守护着孔老夫子“君子固穷”的理念并以仁者赴难的姿态前行。由此，在“问道”这一维度上，人文语义学的加持——对话、沟通与理解派上了用场。至于其限度及其可能性，还需要学界同仁们的琢磨与磋商。
（本文系作者2023年11月4日在南京大学第九届“钟山论坛”会议上的主旨演讲的节录，发表时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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