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易学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开始

    《周易》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

    2023年冬日的一个上午，北京时间上午9点，我和时间尚在前一日下午3点，远在美国夏威夷的成中英先生连线通视频采访，而此中缘由，是他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易学本体论》。视频那头，老先生大概是怕我听不清他说话，极力靠近镜头，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除了开始时讨论和确认此前我发给他的采访提纲及其思路，此后便是这位89岁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偶尔的间隙才有我插话的机会。

    “《易学本体论》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是它能够接受和引进西方的一些观点。这是这个时代极为需要的，因为我们要中西交流，我们希望影响西方，同时让西方了解我们，这是当时我写作这本书最大的目的。”成中英表示，自他早期对《易经》这一经典有所理解的时候，即把它看成是一本哲学的书，而且是一本形上学、本体论的哲学的书。它是以一个用的形式呈现一个体，但无此体也就无此用。一般人只知其用，不知其体。事过境迁，甚至也不知其用了。因之，《易经》遂成天书，也往往被视为迷信。历史上，朱熹说《易经》是占 卜之书，引起了极大的误解。在2006年该书初版自序中，成中英阐发了易学本体论的内涵，因为重视这一内涵先发的思维活动，认为其已包含了体用相需、主客互通、人天合德、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的雏形，故而他肯定《周易》的形成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而这一命题在他于1987年山东大学举办的周易学术研究会上首先提出后，似已成为研究中国哲学者的共识。

    上世纪70年代，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首开在美国教授《易经》哲学的研究讨论课（Graduate Seminar）的先例，将《易经》研究提升为哲学研究与比较哲学研究，同时关注与评价当代西方哲学家（如怀特海与海德格尔等）的思想与《周易》哲学的相互诠释，开创了他对本体诠释学的方法与本体的思考，指导了多位博士班的学生撰写有关论文。1985年，他在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创办了国际上第一个跨文化、重哲学的《易经》研究学会，并在其后以该学会名义，在夏威夷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易学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围绕《易经》哲学及其在比较研究与社会科学中的诠释角色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出席参加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易学会议，同时也支持与协办有关的易学会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中英注意到山东《周易》中心与《周易》学会，河南安阳的《周易》研究学院与《周易》学会，北京的国际易学研究院，以及台湾的中华《易经》学会（台北）等都已发展起来，对《易经》的研究及其现代应用发挥了推广与提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成中英得出结论，即中国文化是一个易的文化，并早已形成了一个易的文化圈，涵盖整个中国以及东北亚与东南亚。在此易文化圈中，《易经》一书结合思维、价值与行为为一体，导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生活文化方式，也扮演了调和、综合、整合、融合与再生中西思想与文化的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套天人合一与性命合一的宗教信息。

    最近几年，受全球性疫情的影响，自2019年在四川演讲之后，成中英回到夏威夷大学继续教书。2022年，他感染新冠肺炎，好在如今身体已经慢慢恢复。原本计划2023年10月份回国，因为天气忽然一下变冷，只好作罢。目前，他有几本著作计划出版，学术自传《诚思录》《本体诠释的中国哲学简史》《我的哲学治学方法》和《理解之源：本体学与本体诠释学》。就在我们视频通话的前一周，他在线上为东南大学的学生做了一次关于伦理学的演讲，这之后还有一场面向武汉大学的线上演讲。另外，他还有一部重新诠解易经的70万字书稿在整理中。

    “我的生活比较简朴，把时间都用在哲学思想上面，感觉年龄越大，思想也越活跃。”老先生语速极快，因为长时间不间断地说话，隔着手机屏幕似乎都能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沟通融合中西哲学与文化

    1955年，20岁的成中英自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赴美留学，3年后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于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成中英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成惕轩从小就在祖父的鼓励下精读古书并治旧学。因为这一家庭背景，他从初中时代就开始学习中国的经典，尤其是儒家，高中以后，对道家和《易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儒家最根本的形上学的本体论就是易学，虽然易学历代都受到重视，但是一般对本体论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因此我想把易学重新建立起来，作为中国儒家思想传统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成中英认为，过去从胡适之到冯友兰，都没有做这个工作，他们基本上只是历史地探讨，也只是形式地发展，而没有深入到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核心。当然，他不否认这需要一套功夫。因为有国学和中国哲学的基础，后来又到美国深入西方的思想，那个时候，青年成中英努力学习，

    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想要彻底理解西方哲学的根基和方法。

    成中英在哈佛读博士期间，正是这所世界顶尖名校学术（尤其是哲学领域）发展处于鼎盛的时期。在欧洲哲学发展过程中，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逻辑实证论流行后，逻辑分析的方法论开始流行，对语言和知识的基础有了深入探讨。成中英在哈佛因此有机会师从世界著名的逻辑学家之一W.O.蒯因教授。此外，哈佛其他领域的师资也很不错，从古典希腊哲学到现代分析哲学，从伦理哲学到形上学、知识论也是如此。在哈佛将近5年的时间里，他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即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掌握其根本的问题。去哈佛之前，他在华盛顿大学读硕士期间对西方当代哲学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的华盛顿大学哲学系也有很多杰出的哲学家，除了Smullyan教授的逻辑，还有Melden教授的伦理学，以及Radar教授的美学。其时，成中英的硕士论文即是有关知觉和真实的问题。由于论文写得好，他被几位导师推荐到哈佛读博士。

    当时哈佛除了蒯因之外，还有研究归纳逻辑哲学的威廉姆斯教授。可以说，蒯因和威廉姆斯为当时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带来了锋芒。今天，这一锋芒不再，一大原因就是蒯因等老一辈哲学家的谢世。在蒯因和威廉姆斯创造的不同的逻辑体系中，成中英有了语言方面的逻辑的自觉，在逻辑方面则有了语言的自觉，而对于两者又产生了一种数学的自觉，因为两者都具有最根本的数学结构。为此，成中英特别选了数学系的课程，学了所有数理逻辑的课程。但随着对数理逻辑的深入了解，反而使得他的想法有所改变：自己并不想走一条纯粹抽象数理逻辑研究的道路，不愿脱离具体的事实和对本体存在的探讨。因此，成中英的博士论文最后将数理逻辑和归纳逻辑连在一起，为归纳逻辑奠定了一个演绎逻辑的概念与方法基础。1969年，这篇论文在欧洲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出版。

    毕业后，成中英一度回到台湾大学教书，开始在台湾传播自己的思想，讲授逻辑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课程，并做了几十场演讲，产生了较大影响。1985年，他在纽约主持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恰逢北大汤一介教授也来与会，汤一介即邀请成中英到北大开会并担任讲座教授（月薪人民币300元），同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了培育中国大陆高校哲学领域的新一代学生，为中国的学术现代化与世界化尽一份心力，成中英开始大量写文章和演讲。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年都回到中国，至今将近40年。“除了北大，我还在清华、人大、北师大、武大、中山大学、厦大、川大等高校做了不少学术演讲与短期教学，所以大陆学界对我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

    成中英曾在北大开过两门课程：蒯因的逻辑哲学和伽达默尔的诠释理论。人存在的根源和基础是什么？ 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20世纪初的逻辑实证论不讲形而上学的问题，经过思考和辩难，他结合中西，把本体论的形上学和当代西方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沟通哲学（诠释哲学）发展成为创造性的生命整体存在，深度肯定人的存在发展与创造意义与价值。成中英认为，这一认识与建构是自己对人的发展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哲学特性说明的最大贡献。当然，也是他对沟通与融合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最大贡献。

    《易学本体论》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基于考察与分析，成中英提出易学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开始这一说法，以此区别于胡适之、冯友兰的观点，这也是其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观点。从出土资料和中国文化的根源来看，文化体系是从中华民族农业化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国人开始从游牧时代走向农业时代，脱离渔猎时代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因此就有时间来观察天地，形成一套观察天地的哲学。故而中国哲学的起点是自然主义，从自然中看到宇宙内在的规律性，形成一套阴阳五行的哲学。“我的宇宙本体哲学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至于本体这些概念，指的是天地之间的一些变化有一个根源，这根源就是传统的天，也就是《易传》中的太极。《易传》中说易有太极，太极是结合阴阳五行而为它的根源，即生命发生的基础。有了生命，而且生命还可以不断发展，这就叫做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的内外作用合二为一，内外相分，同时又内外相合，构成生命的动力，形成一套宇宙生命哲学。”

    “我应该是第一个对中国哲学本体论进行深度规划的学者。”按照成中英的观点，本体就是以天地的生命发展为基础，融合主体和客体的观察和感受，形成整体的太极思想，所谓本质的体。从本到体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叫做道，所以一阴一阳谓之道。从本体的主客体结合的道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具体的万事万物，形成了天地宇宙，其中人是天地宇宙生物中最高级者。同时他和天地联合在一起，在天地之中，天地也在他之中，故而具有一种自觉的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宇宙是自身创造的、自我组织的、自我发展的。人继承了这一种所谓创造力，成为人的自觉的创造力。他通过主客体的结合以及道德发展方式，建立了人的文化、文明，形成了人的价值观，这就是儒家所重视的伦理价值。但在整体思想上看，中国哲学从易学本体论发展到儒家的伦理学，到道家的自然论，然后再发展其他如墨家的兼爱论，法家的法制论，还有其他诸家。总之，先秦哲学就是从易学的培养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在这一认识之下，成中英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认为中国的文明历史开始于伏羲时代，也就是中国农业化发展的时代。此时，中国哲学逐渐建立了其本体论和知识论以及伦理学，最后至于政治哲学。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一套易学文化，周易在12世纪开始形成文本，但在此之前，从伏羲时代，人们开始注意到天地和人的关系，形成了一套潜在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周易从本体到知识到伦理到对未来的关注，是 卜筮的思想。卜筮最早可能出现在夏商时期，最早可以推到夏的后期，最迟在周代（从周代算起，因为在商殷时代开始南迁），卜筮的经验逐渐形成了文本，发展成为现代的《易经》原文。“这个发展本身就具备创造性和诠释性。这一哲学观点，也反映出我对易学的理解，最后我也发展出一套诠释理论，成为易学本体论的缘起。”

    研究易学之后，成中英发现，最好是从实用的价值角度来看待易学，由此他发展出一套以易学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即“C理论”。按照成中英的说法，“C理论”就是中国管理哲学。他将中国哲学易经哲学应用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写成《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出版。从易学的系统来讲，哲学的管理是一种太极阴阳的管理，将事情看作变动不居进而整体去计划和创造。“对于今天的经济问题，我们要从一个超然的立场整体来看，动态性地观察发展，而不要偏走一条路。‘C’代表中国，代表儒家的精神，包含一切。但从含义来讲，它代表决策、领导、创新、改良、沟通、协调，再组织再发展，不断超越，概括起来叫管理理论。”“C理论”出来之后，中国很多高校的管理学院都用它作教材。最近，成中英注意到，浙江某高校有人以自己的“C理论”为名推广他们的理论，但却只字不提创始人。

    在《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他在上海、北京等一些城市做了近50场演讲。并以太极阴阳五行的本体论为基础，写了七八篇文章，最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易学本体论”。“所以我的‘易学本体论’和管理哲学有关系，易学是管理哲学的体，管理哲学就是易学的用，这种体用关系中间还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分成五个主要要素：本，体，知，用，行，本体知用行就是从管理到本体，从本体到管理的结合。”2006年，《易学本体论》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经过扩充，收进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增补版，是内容更完善的版本。对于这本书被视为当代学术名著收入商务这一系列，成中英很高兴，因为“它的意义的确突出，并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尽最大努力推动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

    高兴的同时，成中英也有遗憾——对于“易学本体论”的观点，中国学者因为对“本体”的概念不能有精确的认识，还不能完全掌握其问题。“虽然本体这个词从《易传》到朱子都耳熟能详，但对本体的概念却没有分析的意见。因此看不到易学的本体，更不能从易学本体中看到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对世界哲学可能的影响。人们仍然坚持传统的易学的应用，看不到易学的实在价值和哲学的深意，只为求当前的利益而发挥易经的预测技术。”成中英说，当然他们对新的理论也不能完全接受，但另一方面却又喜好西方的潮流，看不到中国哲学本身的理论有超越西方潮流的地方。

    对于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的“本体诠释学”这一概念，成中英的想法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在早期基于易学的创新经验发展出来的一套本体性的诠释眼光，这样就可以诠释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发展，去创造哲学。在成中英看来，很多中国学者搞不清楚本体论与存在论的差别，仍然将中国的本体论纳入到西方的存在论之中，使中国哲学丧失其丰富性和创造性。“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出生在抗战年代的成中英，从小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之下，特别痛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伤害。小学毕业时赶上抗日战争胜利，他从大后方回到南京读中学，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决心要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尽一份心。起初，他的想法是做一名企业家，为祖国建设工业，但是后来读了很多书之后，决定做一个哲学家，发展中国的哲学精神，不但要把中国人提升起来，还要对世界尽一份责任，把中国文化的优点和智慧传播给世界，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繁荣，不再有日本的帝国主义和西方的霸权主义。

    上世纪60年代，博士毕业的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也因此，他有机会接待赴美参加国际东西方哲学会议的几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以及他的大学老师方东美先生。尤其是方东美的到来，令他特别欣喜。“方师眼界辽阔，学问渊博。对中国哲学起点早就关心。他批评冯友兰的哲学是没有头的哲学，我提出易学本体论也可说是受了方氏的影响。”也由于此，最近成中英撰写的《本体诠释的中国哲学简史》，就是强调中国哲学有根源，并且像长江黄河一样向外延伸，能够丰富世界。

    在当代新儒家的发展中，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中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发展者。其学术著作中，除《易学本体论》之外，还有论述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本体宇宙论、知识论、价值论、伦理哲学，等等。几十年来，他除了在海外讲学，还创办了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前不久，这份刊物刚刚度过50岁生日。另外，1973年他还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到今天也已超过50年，影响到全世界。后来，为儒学在现代中国落地生根，发挥和激活儒学的作用，他又提议创办了国际儒学联合会。从创设与推动中国哲学与文化这一点来讲，成中英认为自己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是仍然愿意为中国哲学继续努力。

    “我的哲学的涵盖面是相当开阔的，而且具有丰富的层次，同时指向未来。当然，哲学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周知的，也是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在成中英看来，在第一代新儒家中，梁漱溟属于思想家，熊十力是哲学家；第二代中，牟宗三是具有中国哲学情怀的哲学家，他发展系统思考，研究康德，是一位非常锐利有才华的中国哲学思想者。唐君毅和徐复观则更接近于文化思想家，没有系统哲学家的风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化思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成中英说自己这一代中也各有不同：自己和刘述先是哲学家，杜维明是思想史家。大陆开始有第四代，清华大学等高校都有人才，是否接受前三代新儒家哲学的影响则还未可知。

    “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哲学必然要发展于世界，对世界的和平有贡献。尤其在今天，中国哲学会真正带来和平，但前提是要结合中国传统，要发展新的世界哲学、生命哲学、管理哲学。”采访临近结束时，成中英特别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