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当益壮的钱耕森先生

    2023年11月8日晨，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用彤学术奖获得者钱耕森先生，在安徽合肥逝世，享年91岁。对于这个消息我并不感觉特别突然，因为在2023年5月7日赴安徽大学参加“中国和生哲学”（“大道和生学”）暨钱耕森教授执教65周年学术研讨会时，钱先生就因为突发情况进入医院急救而不能参加会议。钱老先生90多岁辞世也算高寿，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这位老先生为好，那就用下面的一些文字来表达内心的缅怀吧。希望更多人了解钱先生那种老当益壮、一心为学、求道尚和的宝贵精神。

    与钱先生的结缘要感谢另外一位老师孙智燊先生的引荐。了解的人知道，孙智燊先生（自号孙格拉底、孙如如）乃方东美先生高足，而钱先生乃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创立人和名誉所长。那是2015年8月，当时笔者正在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访学。任教于南阿拉巴马大学哲学系的孙先生有感于我有志研究“共生”思想，于是主动搭桥牵线，推荐我认识了钱先生。

    第一次与钱先生正式线下见面，是在2015年11月21日。那天有雨，钱先生到北京参加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大会，下榻清华大学甲所。我们见面之后，钱先生从生活到学习，从学业到工作，询问了我许多事情。也就是在这一次，笔者还有幸见到师母沈素珍教授。这次见面，钱先生详细分享了自己创立“大道和生学”的心路历程与学术趣事。比如，钱先生曾经撰写《和气生财——“儒学与和平经济学”》一文，这是应日本东日本国际大学举办百年华诞纪念暨孔子节与“国际儒学与和平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结合日本二战失败变成一片废墟的惨痛历史教训和二战后日本经济在和平宪法指引下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比指出，和气生财方为恒久，用暴力手段掠夺的不义之财终将烟消云散，甚至引火烧身。“和气生财”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去发展经济。换言之，要用和平经济学代替战争经济学去发展经济。这一论述引起了日本友人强烈的共鸣，并经该大学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敦聘钱先生为名誉教授。钱先生在讲这些故事时，脸上闪耀着红光，我仿佛看到了一位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亦感受到学术的殊胜力量。除此之外，钱先生还分享了一些富有启发力的观点。比如，相较于“礼之用，和为贵”，“大道和生学”则是以“生”为体，这样“和是用”才顺理成章。如此守正创新的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后续的交往中，我体会到，钱耕森先生所提倡的“大道和生学”是体大思正的哲学体系，而且钱先生就是用和生的观念贯穿起来整部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是因为，“大道和生学”是基于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根本精神，并融贯了一位老人超过半个世纪的沧桑经历而自家体贴出来的。在我的理解中，钱耕森所提倡的“大道和生学”有诸多亮点。比如，肯定“和”的创造性功能，并从价值层面揭示了“和”与“德”之间的关系。又比如，将“平”解释为“平衡”之义外，又解释为“平等”“公平”，这样就将史伯“和实生物”说的兼容程度大大扩展了，体现了“大道和生学”的现代性公共精神。当然，“大道和生学”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整体来讲，从个体之“心平气和”的心灵环保，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和气生财”，再到联合国“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大道和生学”皆可以提供理论的思考支点。当然这一理论体系也有助于我们实现心态和谐、世态和谐、生态和谐，以至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有道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钱先生念兹在兹的“大道和生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存在的主要特征，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为了更好地推介钱先生的研究成果，并自觉地弘扬中国的“和”文化，2018年，我自费筹备了“中国和文化”座谈会，这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独立举办学术活动。此次活动正式举办时间是在5月6日下午，地点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二层B段210会议室。在这次活动上，钱先生用非常洪亮而沉稳的声音介绍了“大道和生学”的来龙去脉以及基本内容。这次活动，还特意设计了对话论辩环节，钱先生忘我投入、坦诚交流的学术精神感染了不少年轻学子。当钱先生以掷地有声的语气提出，同样是回答万物起源问题，西方的泰勒斯留下一句“万物起源于水”就可以称为哲学之父，为什么史伯留下了“和实生物”的经典命题并给出了详细定义却不能称为哲学家呢？ 这句反问让不少与会学者颇为动容。

    有必要特别分享的是，那次活动，还有幸邀请了张世英先生莅临指导。在这次活动上，张先生从哲学的视野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的第一大哲学家是老子。在高屋建瓴的学术史脉络梳理过程中，张先生高度重视钱耕森教授所提史伯是中西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的说法。张先生还充分肯定了钱先生的学问功底，并引用德国哲学家的名言说，为学要像植物一样，植物生长是向着太阳升得越高，地下扎根就越深，向上就是创新。张先生认为“大道和生学”不仅能够跟着讲，还能够接着讲，“大道和生学”有创新，有新见。张先生还在个人所用的便笺纸上写下“我主张‘万有相通’，就是认万物不同而又相通相融”。这可以算是两代学人的一种共鸣性对话。

    不得不说，“大道和生学”在我的思考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在工作之后，每次讲授《中国哲学史》涉及中国哲学史开端问题时大都会分享一下钱耕森先生对于史伯的研究。我相信，深入研究史伯，可以深化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甚至为中西文明类型的比较提供良好的个案。史伯是西周末年人，约早于老子、孔子三百年出生，明确提出了“和实生物”的命题，对老子和孔子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孔老的先驱。当然，如果从思想本身来讲，史伯所开创的和同之辩，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的，为人们讨论同异、一多这些根本性的哲学范畴，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更为关键的是，史伯所提出的“和实生物”主张能够尝试回答“世界万物是如何生成的”这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尚和。和，几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最高价值了。史伯对于“和实生物”命题的阐释，是中国“和”文化史上弥足珍贵的材料。因此综合而论，从史伯入手探讨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问题，有可能会开辟出来富有建设性的思想道路。

    犹记得，2019年7月17日，我去山东大学参加“中国哲学起源问题的新探索国际论坛”，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的发言题目是《谁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 ——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具体尝试》。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可以置换为——谁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 要论历史性记载，除了孔子老子这两大典型人物之外，如果再放宽视野，则可以看到伏羲、仓颉、皋陶、尧帝、箕子、文王、周公乃至史伯等，都在中国第一位哲学家的备选代表名单之中。在这么多备选人物中，从学界现有的研究和论证而言，钱先生持久而深入的史伯研究，当可为回答中国哲学起源问题提供坚实的支撑。

    在文章结尾还需再补充一下，本文主要写了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其实钱先生著述宏富，论文数百篇。钱先生曾经手订《钱耕森文集》框架，分为11册，即《中国和生哲学导论》《中国和生哲学史纲》《论中国现代哲学家（上下册）》《论中国古代哲学家（上下册）》《母校情未了——从清华园到燕园》《耄耋回望》《大道和生学研究》《老子百问》《庄子与中国文化（论文集）》。其中，《论中国现代哲学家》上册为冯友兰卷，下册则讨论金岳霖、张岱年、方东美、张世英诸人。另外，钱先生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前贤，如果再加上钱先生所撰写的各种回忆母校师长的文章，这些论文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理解自然具有特殊的价值。

    有关钱老的故事，还有不少，期待来日可以继续分享。钱先生每次来信、打电话都是那么谦虚，温文尔雅，真正体现了一位长者的风范。有道是“智者乐，仁者寿”，犹记得前些年见到钱先生总是笑眯眯的，那么慈祥，那么和蔼，又精神矍铄，精进不已。如钱先生这样早就该安享晚年了，但是仍旧壮心不已地行进在哲思的大道上，真是令人感佩。如今哲人已逝，惟愿更多人可以关注钱先生念兹在兹的大道和生学。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