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柳青的文学精神与新时代作家对话

    “柳青对作家使命和历史运行的关系的把握，为什么那么恰当和踏实？那是信仰之力的推动，是人民情怀的投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真心尊敬，更需要我们从这个根本的创作理念上去认识、体会和学习。”

    不知《人民文学》的老读者是否记得，1978年第10期《人民文学》曾根据柳青遗稿整理发表了《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四章。柳青计划中完成的四部《创业史》，此前读者只能读到已出版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上卷。

    他在《创业史》之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去哪里了？

    距离上次发表柳青作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之时，《人民文学》与柳青的缘份又得到了接续。

    这部佚作先是由柳青女儿刘可风交给柳青研究专家邢小利研究，经由邢小利又把作品介绍给正在编辑《柳青全集》的学者李建军，李建军又向《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推荐。几经研读辨认，确定这一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为柳青所作。

    刘可风曾经给这部小说起名《县委书记》（见《柳青传》初稿）。据邢小利介绍，刘可风和他通话、微信交谈时为了方便，也用过这个名称。2023年7月，在编辑筹划《柳青全集》时，李建军看了这部小说手稿的电子版，建议用《在旷野里》作为书名，邢小利赞同此名，认为这个标题应该更准确和更理想。“在旷野里”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汇，也是一个意象，如小说写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骑着两辆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在旷野里”，有象征性，蕴含丰富，意味深长，有小说所写年代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也有相当的现代性。

    这部被命名为《在旷野里》的作品，新近刊发于2024年1期《人民文学》。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文艺需要人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谈到柳青时，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今天的作家从柳青创作可以汲取哪些营养？他的文学精神对于新时代文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2024年1月13日，《中华读书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

    中华读书报：《在旷野里》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柳青研究无疑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施战军：首先我要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读者感谢柳青的家人，没有他们的保藏、整理和对刊发的支持，就没有《在旷野里》的面世。《在旷野里》写在《创业史》之前，虽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

    作品的时间背景是1951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故事围绕正在发生的棉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刚刚到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是主要典型人物，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团委青年干部、几位区负责人、公安局局长和群众中的生产能手等，都性格鲜明，各自带着时代与经历的烙印。在生动的细节中，格局视野、思想观念、工作方式、队伍团结，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心理、情感、家庭等一系列难题的破解上，都实事求是、血肉丰满，有根有据地生长着互相关联的大故事，令人过目难忘。作品对方言的适量自如运用和对情境的出色描写，使个人与家国、本地与大地浑然一体，把乡村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情物理活色生香、准确优美地演绎了出来。

    柳青确实是伟大的作家，从构思到下笔都能感受到作家的家国情怀、时代敏感、扎实准备和丰厚学养。没有《在旷野里》全新的发现式创作，就没有《创业史》的全心的纵深式叙写。它的文学史意义是毋庸置疑和无需多言的。柳青令人敬佩的创作精神、创作态度是更宝贵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者需要认认真真学柳青，向时代生活问道，向人民群众取经，向丰饶大地倾心。

    中华读书报：新媒体时代了解和熟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情况都非常便捷，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深入生活在今天不成为问题。能否结合《在旷野里》谈谈您所理解的“深入生活”？我们是否需要对“深入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

    施战军：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柳青小说里，没有抽象的符号，形象、世情、智慧与苦乐悲欢都来自人民生活。1943年他在米脂县印斗区三乡担任文书的经历，是他写农村、农民、农业，写社会进程的生活基础，也是在此时他步入了志向成型期。1947年完稿的《种谷记》和1951年完稿的《铜墙铁壁》，以深入群众为方法，一个写农村互助合作，一个写粮站运粮支前， “群众”的力量和形象得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展现。《在旷野里》就是从具体农事、乡村情态和工作实践里来的，柳青在陕西省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后，让他的经历具有了比1949年前更开阔也更新鲜的识见与实践，《在旷野里》伸展了视野增加了维度，是柳青创作走向成熟和丰富的标志。

    在即将开始创作《在旷野里》的时候，柳青在《人民文学》1952年第6期发表《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一文，他在文中说：“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柳青心里既有蓝图，又有实情，更有责任，因此才有难题和担忧，他沉浸到生活中、交融到群众中汲取灵感源泉,生长创作力量。土地里生出来的文字是有力量的，闭门造车的虚构是写不出来质实而真切的文字的。茅盾、丁玲等都写过国民党统治时期关于丰收成灾农村破产的作品，给旧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命运做了典型性的概括。进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历史时期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共产党人怎样和乡亲们一道往前走，对得起人民、跟得上时代？那时的情形就是《在旷野里》作为题记引用的毛主席的话——“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新中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必须去熟悉，不太懂的必须去懂得，心怀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国之大者”，柳青赤子般地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在农村扎下了根。如果说有“新的认识”，那就是，学柳青要从本质和品质、信心和信念上学起，柳青的“一切归根于生活”的经验永不过时，“深入生活”没有别的法门，就是要怀着赤子初心扎根人民。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柳青能够在时代巨变写出这样既有壮阔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又有细腻的生活细节的作品？

    施战军：柳青的实和细，是有抓手的，他不会以无用散漫的细节堆砌情节，又因为胸有根本而一定会注重乡村发展本质需求和农民本心向往的物事标识。熟悉柳青作品的人都知道，柳青的作品总是跟农作物有密切关联，集体种谷、保粮支前、棉花灭虫、梁生宝买稻种……即便是《狠透铁》的老监察的故事也是从麦子入库这一关键细节进入正题。

    与此相关，柳青对历史的前行有富于质感的整体认识。他所有的创作都有这样的特点，一以贯之。《在旷野里》其实就是在把握历史前行的总体视野中，从日常生活着眼，发现矛盾及其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努力转化为积极因素化解难题，实现破题。把历史的重大转型形象化在乡村日常中，洞察实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群众智慧，用生产、生活实际教育引导干部和农民“跟上时代”，是这部作品中蕴含的极为宝贵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对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正视和解决，通过主要人物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分析与实践，把“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和自觉性，用具体的吸引力十足的“人”“事”“情”“势”的融合自然呈现。

    柳青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旷野里》堪称将人民立场、理想信念文学化、时代化的艺术榜样。这方面，《创业史》与《在旷野里》是一脉相承的。

    中华读书报：从《在旷野里》中，还能发现柳青的哪些创作特点？

    施战军：无论对人物还是对历史进程的把握，都有柳青独特的发现。柳青的作品中，《在旷野里》整体的调子是清朗客观的，但抒情成分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似乎重了一些，也就是说，柳青没有为了小说的结构和叙述过多考虑抑控情绪的表达，柳青心里有农民、有土地、有使命，他的情感、情怀有着与时代环境相对称的程度。特别是看手稿扫描件的时候，从行文上能感觉到他努力地克制、按捺着情绪的外显。克制着，于是事与情、史与诗依然保持平衡；按捺着，于是他的喜与忧、爱与憎又不能不真切流露。《在旷野里》最精彩的之处是对乡村风物的描绘，他把这样的文字其实看作了故事本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典笔致，并不是景物描写的有意添加。他写乡村夜晚的声音、气氛，忘情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那份灵性的发达。读的时候你能领会到作家对生活、对土地多么热爱、多么珍爱，才能那么自然地写出这样安静又充满大地生机的句子，这些风物描写和所有故事浑然一体，乡村之美、家国之恋、理想之境就是这样在柳青的心中——在旷野里。

    处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人在心理、情感、社会适应性上出现的难题，柳青无疑是开阔的现实主义作家，但这方面又显现了他的内视之眼。朱明山面对现实时不仅仅是乐观的，也有惶惑、担忧，这类生活里的某些深在迹象，柳青敏锐而且准确地观察到了把握住了，有界限的自忖、知戒惧的愧意，不仅使人物形象更立体，也让作品在不觉中带有了现代感。

    柳青的作品中，有关怀，有警觉，还有环保悟性。柳青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形成了超前的理念。比如要开展治虫工作，植棉能手蔡治良创造性地发现肥皂和石碱也能杀虫，用烟叶加辣子加水熬制也可以当作农药，得到了朱明山的大力肯定。——与其说这是意识“超前”，不如说在新时代，我们才更清晰地认知民族智慧的深厚根底，中国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劳动智慧中积累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基础。

    中华读书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实施以来，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相比之下，新时代的作家作品还有哪些不足或欠缺？

    施战军：如何表达对大地山川和老百姓的感情，柳青为当代作家树立了标杆。短时间内浮皮潦草的采访是无法开阔也无法深刻的。有些时候，作家的脑子里对乡村的认识已形成先验的固化框架，先入为主，更丰富的东西必然就被屏蔽掉了。如果没有沉浸进到老百姓的日子里，还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乡村的印象中不肯更新，写乡村更多的是写权力、写愚昧、写凶蛮，基本上看不到庄稼、农具、劳动场景更谈不上文化心思，因为这是臆想而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情节，最后形成的作品当然会结构相似、故事重复、人物虚假，如此写来写去，有读者才是怪事。

    新时代乡村，在城镇化融合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大粮食观、科技应用、新乡村治理模式等等让乡村从权力结构到生产生活、产业创业方式都有了新的特点，我们应该像柳青那样，对大地上的苗木知情，做百姓的亲人家人，写出富藏着的时代本质、生活底细、人物活体。

    柳青的创作精神是带着真情、带着责任面对土地、乡村、时代的，他的故事是那么丰富，那么一派天然、自然而然。现代文学巨匠茅盾以《春蚕》等名作超越“国民性”的概念设定，从桑蚕农事入手写乡村生存悲剧；当代文学楷模柳青以《在旷野里》探索新的使命对不适应时代的观念的纠正之法，从棉花地的农事反映乡村巨变路程。

    “两个计划”列入了宣传文化系统工作要点，是中国作协的重点工作。它不是随便设想出来的，是从创作实际需要得来的，是调研出来的，是文化和文学民意的体现。

    以劳动奋斗做底，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怀，真实的、有力量的时代表达——我们就是要呼唤新时代的柳青、周立波，呼唤富有这个时代精神气象的精品力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是有这种追求的。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今天的作家如何学习柳青？当代作家如何更好地学习柳青的文学精神？

    施战军： 总书记说：“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柳青是作家，今天的作家更应该学柳青。

    读柳青的作品，很容易被代入、被感染。农村、土地、百姓的日子怎么样，他一直念念不忘，甚至带着忧心进入生活，他的写作自然带着感情，又真实、内敛，所有旨归都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日子好、国家好才是最美的光景。这种力量在柳青的笔下是流淌出来的。所以读他的作品总能被感动、得共鸣。

    柳青依然是、今天尤其是我们的榜样作家。他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得来；他的故事从“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中生发。柳青对作家使命和历史运行的关系的把握，为什么那么恰当和踏实？那是信仰之力的推动，是人民情怀的投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真心尊敬，更需要我们从这个根本的创作理念上去认识、体会和学习。

    柳青的文学精神和新时代作家可以构成的对话包括方方面面，历史在不断运行，作家面对的时代不一样，文学创作面对时代和人民如何书写？柳青在那时候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今天也难以超越。柳青的创作精神，对今天的作家而言是有益而且是及时的对照。

    中华读书报：《在旷野里》的刊发，必然会推动文学史研究，也有利于再度审视柳青对于中国文坛和当代文学的意义。柳青的创作理念和《人民文学》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刊方针也是完全一致的。

    施战军：是的。我们常常对某一个阶段横切面上的文学作品做相互比较，其实意义不大，更多地应该从文学史来看，有清醒的历史意识才能认清现实的坐标。柳青是个能直接读英、俄、西等语种外文原著的人，共产党人的信仰、传统人格修养和对世界经典文学的涉猎，让他对历史、时代、世情、人心的观察一直保持敏锐性、包容性、开拓性、引领性。今天从柳青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们不如柳青的地方，也要找到新时代走上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作家独有的优势，从题材、主题的开阔度特别是写作艺术的真切度方面，写出这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首先得找到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切入点、融合点、生发点。对文学来说，史诗不是大事年表也不是观念陈述，人民中心、时代风云、历史价值都经由文学性来实现，诗性建构的完成度是其呈现得当与否、魅力长久与否的决定因素。

    身到田野一线，心入百姓生活，情融人民向往。这也是柳青那么珍爱乡村之美、能够那么自然地写出大地生机的来由。在写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卷首语时，我有些激动，说“文学史会记载、评述这部《在旷野里》”，又说“新时代会欢迎、研思这部《在旷野里》”。我们的研思，就是为了真诚地跟柳青对话，从这部杰作、从柳青的整体创作中，聆听召唤，获取营养，得到启示；用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用最踏实的深入生活，用真心真情凝聚的文学劳动，开辟我们抒写新时代新史诗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