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院士印象记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在不同场合下，多次接触彭桓武、王淦昌、于敏、陈能宽等科学家，零距离地给他们拍照。这些科学大家，都是性格秉性独特的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中国科学界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84年5月，为了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二机部九院筹备大型影展，我受单位派遣，从四川来到北京，采访拍摄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老科学家。在中关村黄庄，第一次与彭桓武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彭桓武曾经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领导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他与王淦昌、郭永怀一起被九院人称为“三大菩萨”。1996年我调入北京，与彭桓武接触机会就更多了。在各种场合给先生拍照，时间长达20年。

    彭桓武先生是一个极其有魅力的科学家，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到他与一般科学家迥然不同，既有科学家的睿智，也有“老顽童”的秉性。我认识彭先生十几年，从开始忐忑地拍照，到登门拜访、专司采访，再到打个电话就能推门而入，我慢慢地走进彭先生的晚年生活。今天，试着把多年来的记忆碎片拼凑成一幅人物素描。

    众人称“彭公”

    旧时文人的称谓，“公”是最高的尊称。在科学界被称为“公”的人很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被大家习惯地称作“彭公”，独享这个尊称。

    在中国物理学界，彭桓武先生的治学特点被称之为“既开风气也为师”。因为，开风气需要学术敏感，需要开拓精神，需要组织引领。他培养的周光召、黄祖洽都是极其优秀的物理学家。

    彭桓武从小学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乃至出国留学，都被称作“物理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留学德国师从玻恩时，其学术成就已名满天下。别人读一个博士尚需努力，彭桓武先生一气拿了两个博士学位。45岁，他领导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也不能说“太晚”。在研制原子弹的起步阶段，计算机尚不普及，彭桓武用“粗估”的办法来替代计算机，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对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了重要作用。彭桓武称这种“粗估”简化方式是“穷人的办法”。紧接着彭桓武又统筹氢弹理论设计，组织于敏等人多路探索，一举攻克难关。先生一路走来，步步莲花，理论物理、核物理、广义相对论研究，每个涉足的领域都留下深深的印记，这实在是个奇迹，很难不让人惊讶与感叹，不羡慕都不行。凭着这些科学贡献，他被称为“彭公”当之无愧！

    彭桓武的科学思想以及学术贡献，自有研究科学史的专家评述。下面我谈谈十几年来与他接触的一些零星片段，举例证明他是如何与众不同的。

    1995年彭桓武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终身奖，奖金100万港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这种奖金，有人捐出去，有人以个人命名基金，奖掖后人。彭桓武先生也设立基金，但他奖励的都是同代人。他认为，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是千万人协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人为此做出了贡献，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他自设一个奖励基金，不申请、不评审，完全他自己决定。每年挑选2—3人，后来每年5人，以个人馈赠的方式送给每人3万元。

    他首先馈赠那些为核武器研制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哪怕调离核武器研制单位的人；还有因病或家庭生活困难的同事及一些老朋友。郭永怀的爱人李佩，在中关村开办老科学家讲座，他马上支援3万元钱。圈定人以后，他亲自写信，询问对方愿不愿意接受他的馈赠，然后通过邮局把钱汇出。奖金有的是当面给，有的是邮寄给本人，如果拒收，退回来，彭公再寄，直到收下为止。从1996年到2004年，彭先生用了9年时间，总共赠予35人，计发奖金106.5万元。奖金发完，基金撤销，不留虚名。

    张锁春老人在回忆彭桓武的文章中写道：“彭先生做这件事十分慎重，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甚至听取我这样来自基层普通人的意见，我就推荐了两位调离九院但有资格获取基金奖励的人，彭先生都认可了。他不是‘人一走茶就凉’，而是在所不在所一视同仁，搞数学搞物理的一视同仁。3万元虽然不算多，但拿到奖金的人都非常激动，非常感谢，倒不是钱的多少，而是他们付出的心血得到老领导、老科学家的肯定。”

    彭桓武先生是有故事的人，更是一个懂感情、重情谊的人。他43岁结婚成家，爱人刘秉娴是一位护士。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恩爱之情都沁润在先生后来写的诗词中。在彭桓武的诗文集中，诗词部分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给爱人刘秉娴的，命名为《长思篇》。老伴去世以后，先生独自一人，守着4间空房，其中3间都有床铺，晚上走到哪间就在哪间睡觉，而每间卧室里都挂有爱人的照片。客人来访，彭先生从不给人沏茶，他自己喝水用茶缸，基本上不放下，也不劝人喝。平日里，他从不麻烦别人，遇到开会外出，他极少要单位派车。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原来还请了一个小时工阿姨帮忙做做饭，76岁以后，完全独立生活，买菜、做饭全部自己完成。我有事情上门会陪他坐一会儿，到了饭点便离开。因为先生患有肾病，炒菜不放盐，喜欢把各种菜、肉、面条或米统统放在一个锅里煮，直到烧熟为止。他曾对我说，我从不请人来家里吃饭，我做的饭别人吃不下。

    我拍彭桓武

    从1984年第一次与彭桓武接触，我就发现彭先生真的不修边幅。他从未因为我照相而换身衣服，甚至连正正衣襟的动作都没有。爱人刘秉娴去世以后，他每天自己做饭，挽起的袖子油渍麻花，你爱怎么照，就怎么照，他才不管你。我开始拍照很拘谨，以后熟悉了，与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拍照也坦然了许多，甚至有点放肆。彭桓武家凌乱的卧室、书房，他躺在床上看书，都被我收入镜头。我可以毫不拘束地和老人聊天，甚至开个玩笑。他在书房，自己买了一个台球桌，闲来打几下。他把几十年写的诗词，誊抄在小学生用的练习本。我劝他输入电脑里保存。后来单位给他配了电脑，才对我说，还是存进电脑方便。

    到他家去的次数多了，只要一见我带着相机，他会说：“你又到我这里来挣稿费了。”说话总是直来直去。的确，我发表了多幅彭公的照片，也挣了稿费。

    老先生从来不讲究穿着，却因有些人以衣貌取人而多次发生“误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身穿呢子大衣，在北太平庄街头挤在衣着简朴的市民中看人下棋，被警察怀疑请进派出所，他也不做辩解，只要求给单位打个电话。马上，单位开伏尔加小车来接人，派出所所长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是大科学家！“文革”前夕，先生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手表，售货员看他穿着简朴却选名牌手表，以致引起怀疑被扣留，又是单位来车接人。商场领导了解他的身份后忙不迭地道歉，先生不计较也不责怪对方，而是礼貌地告辞。

    1995年大型影集《院士风采》出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门请老先生提提意见。他翻阅影集时，对熟悉的同行总要多注视一会儿，然后反问道：“你认为哪几个人拍得好？”我马上指出：张三、李四等。彭先生说：“你认为拍的得艺术，我都不看好。你说没拍好的，我倒认为拍得好。”说着揶揄地笑了。我觉得这是先生对我最大的褒奖了。

    我擅长拍照，不善行文，但还是忍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彭桓武和陈能宽的十年诗词缘》，2005年5月发表在《科学时报》科学周末版。那次是陈能宽先生邀上我去看彭桓武先生，两位共同研制核武器的老院士见面，不是谈工作，而是谈诗文，一唱一和，我在旁边聆听、拍照。以前在各种会议场合，两位老先生谈科学问题很严肃，这次谈起诗词则完全是另一种心态。两人一对一答，十分投缘，加上他们一肚子的古典美学，上下古今，侃侃而谈，妙语如珠，连拍摄者都陶醉其中。我在现场真切地感觉到，科学家的形象思维也可以发挥到极致！他们心有灵犀，传递同道之间的情谊；他们亦理亦文，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交融在一起，两人品诗论词，足足聊了两个钟头，我也陪伴了两个小时。后来，我把见到的、听到的、拍到的写成文章，送报纸发表。这次，彭先生欣然颔首称赞说，照片拍得不错！如今想起来，仅此一篇也令我骄傲。

    彭公给同行科学家祝寿时，不写题词，不写颂文，而是写首诗或词当作寿礼。1997年3月，他祝王淦昌九十大寿，写下七绝四首，其一是：“昔日侦察战地行，今朝研制苦经营。人员设备和方案，试验多遭器业成。”并在下面写下“王淦昌曾被派到朝鲜战场考察美军有无反射性的投掷。他和我同时到九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的技术领导工作”的注释。王淦昌1964年提出激光核聚变的创见，彭桓武写诗：“创思横溢若先知，聚变强光压缩为。许国以身仁智勇，同心赤子乐追随。” 1996年，于敏先生七十华诞，彭公现场送上一首贺词：“青年英俊聚皇城，合作现峥嵘。关键扑抓不放，思维物理鲜明。承担重任，潜心竭虑，连胜兼程。庆祝古稀华诞，如期计划完成。”不知词中哪一句话引起于敏大笑，我瞬间拍按下快门——这似乎是于敏先生从未有过的“笑态”。

    彭公的贺寿词与众不同，匠心独具，他总能根据不同科学家的具体工作和成就巧妙地撰写。2004年朱光亚迎来八十大寿，彭先生送上《调寄浣溪沙》的祝词：“回首当年梦幻空！人民中国沐东风。几经移位到军工。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散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充分肯定朱光亚具有战略眼光和科学组织的能力。

    一个老“顽童”

    多次去彭公家，见他总在伏案验算，草稿纸丢得满地。原以为八旬老人对数学、物理解题的兴趣仍然不衰，问道：“您这么大岁数还在研究什么？”他抬起头，故作神秘地说：“我在完成老师交代的作业”。原来，抗战爆发那一年，他在清华大学随导师周培源读研究生，周培源交代毕业论文要做相对论研究。“七七事变”前数日，彭桓武离校去泰山度假，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后，他无法返校，只身去大后方云南大学教书，后来出国留学，没能完成研究生论文。如今，已经是88岁的彭公，仿佛又回到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时的状态，开始完成老师当年留的作业。他还说，年纪大了，要多动动脑子，不会脑痴呆。过了不久，我再次来到他家，老先生对我说，作业完成了，可以向老师交差了。我见废纸篓里堆满了草稿，说这些手稿很珍贵，彭先生说，都是验算过程，不值得保留，我悄悄从废纸篓抽出两张留作纪念。老先生完成的硕士论文，最后变成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最新成果。2005年，彭公九十岁高龄时，又一次站上学术报告的讲坛。

    2002年，受所里委托，我到中关村黄庄彭公家里收集文物，别人是“征集”，我却是“收集”。老人让我在屋子里面随便找，书架上随便翻，认为有用的就拿走。我也不客气，在他房间里穿来穿去寻找文物，发现一本旧书中竟夹着一张八开大的粉色“号外”，上面赫然写着“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号外”，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研究基地。我从未见过。要知道，1964年10月16日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到了21世纪，国家报库的售价高达3000元人民币。而这张核试验基地的“号外”，存世更少，更加珍贵。我接着翻捡，又找出一张粉红色的请柬，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马兰基地举行宴会的请柬，并标有第一桌第X位，注明彭公参加宴会所坐的位置。这张巴掌大的请柬也十分珍贵。我说：“这张‘号外’和请柬我们都想收藏。”彭先生一挥手，你拿走吧。书架上还有彭桓武不同时期出版的著作，我接着说，您那几本著作，一并交九所保存吧？没想到彭先生直接怼了我：“‘号外’和请柬你拿走，书不给你，你们所可以去买，我不送。”当然，最有价值是“号外”和请柬，它见证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是重要文物，无处寻觅，极其珍贵。而书籍可以随处买到，孰轻孰重，老先生不懂吗？其实他很明白，只是并不看重这些东西，自然无偿奉送。

    有一次，我登门与先生聊读书：听说您上清华，两年读完四年课程，剩下的时间读什么书？出乎意料，先生回答一个字：“玩！”先生说，我年轻时很爱玩，什么都感兴趣，边玩边读闲书，没事就泡图书馆，读书的内容与上课无关。我平时有神经衰弱和消化不良的毛病，专门找来《家庭医生》读，并照书中所讲，注意营养。两个学期下来，消化不良和神经衰弱都治好了。先生年轻时，对先秦诸子丛书也爱读，特别喜欢荀子的文章。最后他对我说：“十六七岁，正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关键时期，不要被所学的专业束缚了眼界。”

    彭公对科学与无神论的话题很感兴趣。多年前，有人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彭公说：“你不用表演了，这戏法我也会，你有托儿，事前有暗号约定，摸头顶或伸指头……”来人闻言不敢再表演了。他常说，科学家都应是无神论者。

    彭桓武唯一的儿子在美国研究生物物理，后因病需要坐轮椅。为了儿子回国方便上下楼，他从黄庄搬到一栋带电梯的公寓楼。一天，我接到彭公电话，让我去家中一趟，还没有落座，老先生就指着书架上的书籍说：“你喜欢拍照，这书架上凡是带照片的画册，你都可以拿走。”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各种画册、云南大学画册甚至《院士风采》影集都让我打包带走。他还指着办公桌、电脑和打印机说，这些都是所里配的，我也叫他们搬走。那一天，我用自行车驮回十几本画册。我知道，先生早就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骨灰与夫人刘秉娴合并，不存放公墓，归返自然；藏书赠中国科学院理论所图书馆；“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人们常说淡泊名利，说的人多，做到的极少。彭先生淡泊名利，淡泊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名利对他毫无羁绊。他曾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中国科学院成立理论物理所，他是第一任所长，开明宗义地宣布，我只任一届，到期就把所长职位交给周光召。政协委员他也担任一届，绝不连任。

    在彭先生自撰的简历里，抹去大大小小的头衔，不填写任何职务，只留下研究员职称；从不填写获得的奖项，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自己就是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而已。”他舍去别人视为光辉的经历，把一生的故事浓缩成短短几行。

    在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九院，无论到了哪里，彭公都是中心，即便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你也能感到他是个中心。他从来没有奇谈和高论，就是爱讲真话，直来直去，真实得让人感到不真实，不知道他那颗圆溜溜的脑袋里，是如何装进那么多高深的知识？不知道上帝用何种碳基物质，造就他那坦坦荡荡的胸怀？

    1982年，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排名第一的获奖者，他认为自己是和大家一起获得这个荣誉，随手写下：“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并且把奖章送给单位。1999年，作为被表彰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自称，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两弹一星”就像一栋房子，我是大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

    2007年，彭桓武去世，享年92岁。这位老科学家活得就像一面清澈透亮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