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雷颐

    与大多数“七七”“七八”级同学一样，我也是上大学后、已经二十几岁才开始学英语的。不过，从上大学起一直到研究生，对英语兴趣浓厚，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学英语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早是不耐人听的套话，但事情还真是这样，虽然从零开始，但功夫花到了，英语水平自然突飞猛进，到研究生毕业时，已能大本大本读书了。1985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后，所里英文中国近代史著作藏书之富令我吃惊。那时与现在不同，国家外汇紧张，即便是重点大学的图书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外文书也少得可怜，有限的外汇要用在理工和“涉外”专业上；就是北京大学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当时也常常要到我所来读、借一些外文书。许多书，我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能“一睹芳容”，现在就在身旁，如同蜜蜂突然发现一大片一大片花丛，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拼命吸吮花蜜。好一段时间，英文阅读量甚至超过中文阅读量。读多了，不禁技痒，也尝试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一口气竟翻译出版了三部译著，其中两部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一直对思想史感兴趣，一段时间对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尤其感兴趣，甚至有些入迷。所以1987年，读完郭颖颐教授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就着手翻译。那时真是年轻，没有任何功利考虑，没有联系出版社，根本没想过能不能出版，只是出于兴趣自己闷头翻译。庞朴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我当时经常向他请教。80年代“文化热”，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等等，都是热点。有次向庞先生谈到郭颖颐先生观点，他极有兴趣，听说我已基本翻译完毕，就对我说，哲学所博士刘东正在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编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你可以和他联系。经庞先生介绍，与刘东兄相识，一拍即合。他听我说完，翻翻几页译稿，相信我的选书和英文，立即决定出版此书，并且邀请我参加丛书工作，主要负责中国近代史部分。参与这套丛书的初创工作，至今深感荣幸。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学术奖译著三等奖。

    首投即中，对年轻的我当然是极大鼓励，于是一鼓作气，与罗检秋合译了柯文先生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94年出版。此书英文名“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现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知道这个“modernity”的人还寥寥无几，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查字典，是“现代性”，但并未解释何为“现代性”。当时耳熟能详的是“现代”“现代化”，何谓“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有何区别？不清楚。曾想将书名译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或“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又总感可能不妥，为何作者不用“modern”或“modernization”，偏偏要用个大家都不知道的“modernity”？当非偶然，肯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广查资料，向柯文先生请教，终于弄清了这个“modernity”。将译稿交到出版社后，社方对书名也提出疑问，什么是“现代性”？建议改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来大家都知道“现代”而不知道什么“现代性”；二来“传统”与“现代”非常对仗，读者印象深刻。但我知道“现代性”有自己的学术内涵，不能轻动，坚持译为“现代性”。真没想到，几年后“现代性”就成学界最热门的词汇、术语之一，且往往与“反思现代性”“现代性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视域下的……”等等紧密相联，有关论文论著数不胜数。对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时下几成“开谈不说‘现代性’，读尽诗书亦枉然”之势，笔者也算是小有贡献吧。翻译完后，我写了书评《超越“传统”与“现代”》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书评强调了这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近代改革的新思想总是产生在“沿海”，特别是“香港—上海文化走廊”，但是，这种“沿海”的新观念能否成功，能否获得“合法性”，则要经过“内地”的批准。没有“内地”批准，“沿海”的创新就没有合法性，就无法成功。

    近代史所英文书多，青年研究人员我也熟悉，知道各位的专业水平与英文水平，于是由我选书又选人，陆续选、校了一批书翻译出版。有崔志海、葛夫平夫妇合译的张灏先生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史建云译、马若孟著《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建云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此时我已淡出丛书工作，这部大名鼎鼎之作非我选、校，颇为遗憾。特在此说明，以免掠美。

    义和团曾经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重点之一。读完周锡瑞先生大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大受启发，他完全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这一运动。此书35万字，史料繁多，还原实非易事，于是请本所四位青年才俊翻译。统校之后，我写了书评《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发表在《读书》1993年第5期。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发生的，而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客观条件，还限制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形式。但是，社会结构本身并不能作为解释重大社会历史运动爆发的原因。因为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而历史事件的爆发和演变则是动态的。作为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所以必须在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间“搭桥引线”。周氏颇有见地的将义和团发源地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作为当地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间的桥梁和引线，即不仅要分析鲁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 当时的国际、国内和省内政治形势， 还必须分析当地的“社会精神”。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向时也参考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主观与客观条件等学说。

    统校完《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不久，就接到柯文先生来信，仍希望由我翻译他的新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对拙译大加赞赏。承他谬奖，自然十分高兴，甚至有些得意。无奈此时本人杂务缠身，翻译又费力费时，不拟再事翻译。统校数人合译之作，最能比较出译者的中英文水平。在统校周锡瑞先生大作时，感到四位译者中杜继东更胜一筹，于是向柯文先生表示由他翻译，我遂字遂句校订，质量一定有保证。继东刚刚译完“周氏义和团”，这次译“柯氏义和团”更是轻车熟路，我的校订工作也十分轻松。历史三调的“调”在英文原文中的单词是“key”，作者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本书书名使用的key一词系从音乐领域借用而来，它的一个含义是指乐曲的音调，另一个含义是指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这两种含意对我在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不过，它们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调或‘调子’。”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损失”。英语的“key”除了音乐上的音调外，还含有“钥匙”“关键”等义，以此为书名，自然又暗含、隐寓了理解、破解“历史”和“神话”的钥匙、关键之意，即柯氏所谓“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中文未能找与“key”完全对等之词，只能以“调”译“key”，照顾音乐之“调”，却丧失了内含钥匙、关键的丰富性，无可奈何地舍去了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译事之不易，此可为小小一例罢。

    杜赞奇教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方法新颖，独辟蹊径，影响巨大，读罢立即决定翻译出版。杜著的基本材料，甚至可说全部史料都是40年代的“满铁调查”，而我所经济研究室青年研究人员王福明也研究华北农村，对“满铁调查”稔熟，自然请他翻译。但此书并非是一部经济史著作，而是一部文化、政治、社会的综合性著作。杜氏深受“文化理论”的影响，注重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使用了一系列文化理论新概念，“经济”只是他借以论证文化权力关系的一个支点。对文化理论及其概念、术语，福明并不熟悉，由我译定，并写了书评《文化与权力——〈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读后》，发表于1993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

    书评中，我着重介绍了此书一个非常重要而当时人们知之甚少的“内卷化”概念，恕我在在此略详摘引：“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以华北农村为例来探讨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发展 ，无疑是本书的重心所在，作者的许多结论确有洞见，给人以极大的现实启发。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作者借用吉尔兹的‘内卷化’概念 。按照吉尔兹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如农业的简单再生产等。杜氏对华北农村的经济—政治的变迁作了深入研究后，认为从清末新政直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权建设实际陷入‘内卷化’而难以突破。历史表明政权的现代化发展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但在近代中国，政权的现代化发展却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即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长。税收虽有增加，政府效益却递减，只得依靠各种非正式机构征税。这样，国家财政的增幅赶不上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长，国家对这些机构不仅缺乏控制力，还要靠这些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也就无从制止这些机构的贪污中饱。更进一步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及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三十年前，知道“内卷”一词的寥寥无几，现在已成最热门的词汇，其中也有鄙人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伟大贡献”吧。

    《超越‘传统’与‘现代’》《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文化与权力—〈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读后》三篇书评都在1993年发表，足见当时鄙人参与丛书工作的紧密。

    由于熟悉本所情况，所以大都是请本所才俊翻译，但也有例外。

    读完艾尔曼教授的《从理学到朴学》，决定翻译，又请杜继东翻译。他说自己对这个主题不熟悉，但他的大学同学、现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赵刚，对这个主题有研究，并且英文也很好。与赵联系上后，一番交谈，就确定由他翻译。译完此书后，又趁热打铁，请他翻译了艾尔曼教授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翻译完这两本书，赵刚就考上了艾尔曼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赴美留学，现在美国某大学任教。附提一下，《从理学到朴学》的英文书名是“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一开始，我按字面译定为《从哲学到语言学》，交稿时总感非常别扭，想来想去，根据内容，定为《从理学到小学》。但“小学”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现在教育体制大学、中学、小学的“小学”，而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小学”。记得在电话中与刘东兄谈此问题，他沉吟片刻说用“朴学”怎么样？“朴学”，确实恰当。此可为严复先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译界名言作一小小注脚乎？

    “非本所”的另一位译者，是广东学者李仲贤。《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译稿是中山大学的袁老师推荐，校对后，认为原著与译文俱佳，自然入选，并感谢袁老师推荐。不得不说的一个花絮是，拿到新书，无意中发现，封面的译者是李仲贤，但版权页上的译者却是鄙人，赫然印着“雷颐”二字！平素读书，很少读版权页，这次却鬼使神差地看了版权页。马上联系出版社，请予更正。后来发现，一些图书馆目录卡片中的译者仍是鄙人。这次严重“掠美”，的的确确与我无关。邮票印错，有“错票”之说，市场价格甚高，1998年3月一版一印《新政革命与日本》封面译者与版权面译者不是同一人，应是“错书”，也会有不低的“市价”吧。一哂。

    大约在1988年底，读完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认为很有价值，写了书评，准备列入“丛书”。恰好1989年4月末，舒衡哲教授到北京大学做短期学术交流，读到书评，约我到北大“北招”见面、餐叙。她告诉我，这本书已经有人翻译完毕，马上就要出版了。未能列入“丛书”，非常可惜。几个月后，见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中国的启蒙运动》为其中一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一次推出的7种，全为译作，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几乎同时，可惜以后“无疾而终”。因此，更感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能坚持三十多年至为不易。刘东兄三十余年如一日的坚守，确非常人能做到；三十余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出版环境也几经大变，但对这套丛书的支持也是三十多年如一日，显示了出版人的见识与担当。这一切，着实令人敬佩。曾经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我学术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一页。